在顾起元的传说版本中，因焚毁旧册而消失的下西洋相关信息除了一些海外风土与物产记录，还应有许多突破当时人想象力的传奇故事：
当时不知所至夷俗与土产诸物何似，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于蒟酱、卭杖、蒲桃、涂林、大鸟卵之奇，而星槎胜览纪撰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纪。惜哉。[26]
可见顾起元曾见过《星槎胜览》，只是他认为其中记载的内容以各地土特产为主，不够丰富和奇异。但从今天的视角与知识来看，《星槎胜览》主要关注各国风土民情，其记载也比较符合当地实际情况，而且元明时期到海外的中国人记录习惯比较相似，如《岛夷志略》《瀛涯胜览》等视角和内容都是如此。在他们的记录中，海外各国的人们和中国本土居民一样，在不同的风俗习惯里繁衍生息。如《星槎胜览·龙牙犀角》一节记载：
其地内平而外尖，民下蚁附而居之。气候常热，田禾勤熟。俗尚淳厚。男女椎髻，围麻逸布，穿短衫。以亲戚尊长为重，一日不见，则携酒持肴而问安。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地产沉速、降真、黄熟香、鹤顶、蜂蜜、砂糖。货用土印布、八都剌布、青白磁器之属。
诗曰：遥望兹山势，龙牙犀角峰。居民如蚁附，椎髻似猴容。汲海盐煎雪，悬崖蜜掇蜂。布稍围体厚，秫米造浆浓。气候常同夏，林花不较冬。问安行礼节，千载见遗风。[27]
这种关注地形、物产、风俗、人物的记载方式，实际属于中国传统地方志记录习惯在海外的延伸。郑和船队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是和平的自由贸易，这种基调也体现在随行者的记录中，费信在每则见闻后都会附一首诗表达感受，如果不写明地点，阅读者可能会认为描写的是明朝边陲某地的风土人情。由于记录视角和关注重点的差异，对于航行过程中的各种惊险经历，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在下西洋的作者们准备记录的范围之内。而且下西洋船队主要由宦官、军人、水手组成，他们写作能力原本就相对有限。从顾起元的感慨来看，他原本对下西洋见闻的奇异程度有更高的期待，所以会认为有更加丰富的记录遭到毁弃，才使人无法见到全貌。但顾起元生活在明朝晚期，此时距郑和下西洋已有二百年，各种民间文学发展迅速，人们的著述风格与明朝早期较为朴素的记述习惯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出现了《西洋记》这样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神魔小说，这可能也是导致理解差异的原因之一。
由于传世史料的限制，后人常为无法了解到更多下西洋事迹的相关细节而遗憾，但从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历史来看，留存至今的郑和下西洋相关史料数量并不算少，不但有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这样亲历者的记述，还有《明太宗实录》中的相关记载，以及《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祝允明的《前闻记》中关于第七次航行的具体日程等史料，又有近年来新发现的各种文献、文物等资料，它们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与此相比，作为下西洋制度基础的明初洪武海运，以及与下西洋同时发生的永乐海运，存留至今的相关史料则更为稀少，即使是在《武职选簿》中，关于下西洋军官史料的记载也远远多于洪武、建文、永乐时海运史料的记录。由此来看，作为富有传奇色彩的远洋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受到的关注及存留的史料数量与其历史地位是相符的，而更具体的细节记录，更丰富的档案材料，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并不太可能撰写、保存并流传下来。[28]
20世纪以后，关于郑和航海档案被毁传闻也在郑和下西洋研究领域中广泛流行。[29]从学术史的发展情况来看，之所以形成这种传言流行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参与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学者来自不同领域，如明史、中外关系史、航海技术史等，一些学者对自己熟悉的研究范围之外的史事，未能做到完全了解，或是早期研究中资料有限、查阅不便，以致误信传言，将其写入著作中。又因他们从自己学科领域出发，所做的这些研究也常是高水平之作，就使得读者在阅读许多权威著作时，一边接收正确知识，一边也接收了关于“郑和档案被毁”这一信息，认为这个传说也同样可靠。一代代著述流传，后人研究又建立在前人成果之上，更加重了以讹传讹的程度。(www.xing528.com)
而这种说法之所以会在明朝广泛流传，其原因如施子愉在《从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三项文献看明代的对外政策和舆论》一文中所说：
但是即使刘大夏藏匿或焚毁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案卷的传说，并非事实，这种传说的产生和流行，也必有其社会背景：它反映了当时有一些政府官员对下西洋之举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耗费过巨。[30]
用传闻来表达观点和立场确实有可能，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或许还与官员们对宦官势力的不满有关。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些故事的传播者们对于航海业并不熟悉，所以才形成了销毁档案就能阻止下西洋的观念。明代后期有许多著作传抄相关传闻，作者中不乏著名学者与朝廷重臣，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一些人对航海业已然陌生，即使政府官员也是如此。
事实上，从上一节提到的成化海难后续情况来看，明朝如果再想要派使臣下西洋，最重要的步骤不是查阅航海档案，而是找到一位有能力、自愿且敢于率船队出海的使团领导者。自成化海难之后，一些明朝使臣连占城、琉球都不愿前往，千方百计推脱使命，更不必说前往更远的西洋诸国。从明朝早期历次大规模国家航海行动来看，参与的官军通常并不是因为热爱航海事业，而是因为服从行政命令，其中很多人还来自内陆地区，不习惯海上生活方式。虽然他们也忠于职守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这毕竟与沿海的海商、渔民等人不同，后者对海上生活更为熟悉且亲近，他们的航海行动是自发行为，也会有更主动积极的意愿。
航海者积极与消极的意愿差异，很可能给朝廷决策带来重要影响。如在洪武海运中，朱元璋看到“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31]，在辽东屯田有所成效后，最终停止了持续二十余年的辽东运粮。与人们眼中郑和下西洋的“下洋取宝”相比，洪武海运只为运粮和灭倭，理由看起来更为正当，最终也因官兵死伤过多，与政治伦理相悖而停止。像郑和下西洋这样，在许多内陆官民看起来只属于劳民伤财、对普通人生活没有直接益处的官方行动，恐怕更加没有说服力，不会受到朝野支持。对比当时明朝与欧洲的航海活动，两者最大的差异在于明朝没有鼓励有航海意愿的民间人士主动出海远航，这才是给后来世界航海形势造成影响的主因。
从时代背景来看，洪武、永乐时期距离明朝开国不久，正处于中央集权力量最为强大之时，可以有效调动各方面资源，举行大规模航海行动。而在明朝中期之后，各种弊端日渐滋生，行政效率下降，如在成化海难和一些出使琉球的使臣遇到的事件中，还会看到造船质量降低、雇募到的领航员水平不高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当时的人们对国家航海业的看法。而明朝中后期皇帝本人的权威，对朝廷决策的影响力和执行力，也无法与洪武、永乐以至宣德时期相比，这也使得即使后来有皇帝想要下西洋，也不可能像明朝早期一样，由政府运作耗资巨大、人数众多的下西洋行动。
虽然以宫廷采购为主要特征之一的官方大规模下西洋活动停止了，但中国民间航海者的自发航行一直都在进行，只是不常见于主流文献记载。中国与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地区以至东非、欧洲之间的航线上依然活跃着世界各地的航海者，民间的海上交流一直在继续。虽然明朝的海外影响力已无法与早期相比，对外航行也常受限制，但郑和船队留下的技术和资料仍支持着中国沿海居民自发的航海活动，西方来的商人和传教士也将域外地图与航海知识带到中国，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当年留下的文献交流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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