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继庼在《〈岛夷志略校释〉叙论》中说:
明廷迭遣宝船远航海外,固为我国历史上之壮举,其政策殆欲显扬国威与采购珍异而有之,与寻常所谓航海业不同。然终以靡费过钜,难乎为继而中止。其禁民出海之法令,竟施行几及二百年之久,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始撤销。此后我国商船之扬帆海外,亦多限于南中国海。故当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葡萄牙船第一次绕好望角东航至印度马拉巴尔海岸途中,竟未遇有一艘中国船,自不足异。[15]
以上这段论述代表了较为主流的观点,明代中期之后中国船退出印度洋,是因为明朝对航海业的限制政策而致。当时明政府限制海船规模,令其不得远航,使许多原本有能力进入印度洋的海船无法成行,那么倘若明朝中后期的政府仍然想派出船队远航,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第一应该有船只。明朝中后期的远洋业虽然受到限制,船只大小规模都有严格规定,但造船技术依然高超,前往琉球的封舟屡遭风险,却终于都安全回到国内,就是一例证。第二需要有经验的航海者。当时的中国民间依然有许多航海指南,也有可使用其出海的海员,只是慑于政府阻力,无法出航,但一旦恢复航行政策,这些富有经验的水手在一定时间内自然能重开航路,此前已有历史经验,自汉唐至宋元间的民间航海者都是如此。第三需要有军队护航海船。按照明朝制度,调用卫所军力即可出行,船只也可以由海运船改造,如郑和初下西洋时就是这样。
明代国家远航的方式,原本就是以卫所军为基础,招募技术人员航海,由军士监督协助其工作。永乐年间下西洋的人员和技术来源是朱元璋时期的洪武海运,以及更早之前的元朝海运,实际是以长期以来的民间航海业为基础。虽然明朝中后期不再由政府组织大型远航船队,但中国沿海依然有大量民间航海者,《顺风相送》等实用航海手册也记载着海外航路,只要招募得当,完全可以再向西洋航行。嘉靖年间丘浚讨论重开海运的可行性,首先就是建议“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并且注明要“许其自首,免其本罪”[16],这和元代用海盗出身的朱清、张瑄行海运的思路很相似。而且远航海外的中国船还可以招募外国领航员工作,例如郑和下西洋的队伍中就有“番火长”一职。又如明末时虽然海运传统中断已久,但崇祯年间,沈廷扬也成功恢复了海运路线。在明朝中后期出使琉球的事务中,虽然多次遇到海上狂风大浪,遭遇折舵、偏离航线等突发事件,但最终也都安全回国,可见其时造船和航海技术依然可靠。当时赴琉球的也是福船船型,与郑和下西洋时使用的宝船一致。
另外要看到的是,普通的去西洋和声势浩大的“下西洋”并不一样,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官方组织的宫廷采购活动。关于明朝中后期为什么要再提下西洋,从各传言的版本来看,很多还是集中在“取宝”上。而下西洋相关细节的流传与演变,可能在朝野也早已经开始,例如“宝船”一词就是如此。“宝船”名称并非郑和船队所独有,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明朝的册封舟都被称为宝船,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间相近的柴山出使琉球时,就是“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宝船,颁赐衣冠文物以劳之”[17]。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出使琉球的封舟依然被称为“宝船”:
册封头号宝船于十四日因风不顺,暂在姑米港口抛下碇索候风……二十四日夜,风暴大作,碇索已断,封舟触礁致坏。[18]
如徐恭生《陈侃与〈使琉球录〉》一文中所说:“‘宝船’名称由来绝不是因为它载的是珠宝奇货,而是它为朝贡国家带来明朝皇帝的诏敕,这是他们的‘镇国之宝’,所以这些海船被称之为‘宝船’。”[19]
但郑和宝船的含义在后世常被认为是“西洋取宝船”,例如《皇明通纪集要》中提到夏原吉建议“罢西洋取宝船”[20],又称明仁宗“诏止西番取宝船”[21],实际上《明仁宗实录》里的记载只是“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22],并没有称其为“取宝船”。在随行下西洋的马欢所作《瀛涯胜览》自序中,称“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亦备使末”[23],同样只提乘宝船去西洋开读赏赐,却未提及以“取宝”为目的。实际上,郑和下西洋确实具有与海外进行贸易,收集奇货异宝的任务,如《明史·乐志》中记载永乐十八年定宴飨乐舞,其中一套为《四夷舞曲》,内容是:
其一,《小将军》:顺天心,圣德诚,化番邦,尽朝京。四夷归伏,舞于龙廷。贡皇明,宝贝擎。
其二,《殿前欢》: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www.xing528.com)
其三,《庆丰年》:和气增,鸾凤鸣,紫雾生,祥云朝霞映。爇金炉,香味馨,列丹墀,御驾盈。弦管箫韶五音应,龙笛间凤笙。
其四,《渤海令》:金杯中,酒满盛。御案前,列群英。君德成,皇图庆,嵩呼万岁声。
其五,《过门子》:圣主兴,圣主兴,显威灵,蛮夷静。至仁至德至圣明,万万年,帝业成。[24]
从第一支曲子《小将军》中就能看到,“四夷归伏……贡皇明,宝贝擎”,这很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五服”观念有很大关系。这是一种自先秦时就形成的政治地理观念:天子居处为帝都,向外每五百里形成一个圈层,每个圈层送来的贡品不同,因为保存不易,所以越外面的圈层送来的东西越贵重,反映到这套乐曲中,就是四夷要来向明朝贡献宝物。“四夷贡宝”体现了自先秦以来的天下观念,下西洋取宝不仅是郑和作为内官监太监所承担的宫廷采买的职责,同时也象征着永乐皇帝对天下秩序的建立。
然而“四夷贡宝”和天朝主动“下洋取宝”又有所不同。虽然郑和下西洋确实具有与海外各国贸易,收集奇货异宝的任务,但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观点来看,如果将“去往海外采购”作为这样一支船队名义上的首要任务,并用来给船队冠名,不但不能体现其发展与海外诸国关系的目标,也不符合中国宣扬天朝教化的传统。下西洋的宝船在名称上还是如《瀛涯胜览》自序中所说,是皇帝派郑和“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建立与西洋各国的关系,以天子诏敕为宝才是符合中国古代天下观的认识。而在明朝后期戏曲《奉天命三保下西洋》的唱词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对郑和下西洋意义的想象和阐述:
【王景弘云】众位大人,如今则等三保来时,一同祭祀也。
【正末上】【云】小官太监三保是也。自离帝都阙下,与同众官人来下西洋,赍捧着官里的赏赐等物,喜得于路平安。来到这江口天妃娘娘庙前,必须先祭了神明,然后方可开船。看了这江口波涛一派,是好水势也呵。(唱)
【正宫·端正好】我则见碧澄澄向东流,更和那白茫茫天南际,绿波翻映日辉辉。看了这滔滔不断三江水,熬尽了多少英雄辈。
【滚绣球】则俺这大明朝有气势,普天下皆顺归,端的是太平之世。麒麟现丹凤来仪,战袍换紫袍,征旗改酒旗。乐丰年谷生双穗,庶民安足食丰衣,则为俺君王有德过尧舜,更那堪臣宰忠良胜吕伊,保助着万里华夷。[25]
这里描述的是人们对太平盛世和天下秩序的期待,“保助着万里华夷”正是明朝后期的人们对郑和下西洋功业的认同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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