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洋总的番号，与洪武海运时期的番号之间有着高度重合的现象。起初形成遮洋总的13个卫，包括广洋卫、江阴卫、应天卫、横海卫、水军左卫、水军右卫、龙江左卫、龙江右卫、淮安卫、大河卫、高邮卫、扬州卫和长淮卫[4]。其中除了龙江右卫暂时未能在洪武时期的文献中找到确切出处之外，遮洋总属下的其他12个卫都出现在洪武海运中。
而且从《明太祖实录》里关于当时航海业的相关记载来看，后来属遮洋总管辖的几个卫番号出现频率极高。由于《明太祖实录》中对这类事件的记载有限，许多参与海运的卫都没有留下具体番号，但遮洋总下属各卫的番号却常出现在其中，这说明它们应当是频繁从事海运工作的军队。例如广洋、江阴、横海、水军4个卫是典型的以海上作战为职能的军队，还有应天、大河、扬州、淮安、高邮几个卫，也是在海运相关史料中频繁出现的几支军队：
（洪武五年九月，）上谓中书省臣曰：“今秋深，北平渐寒，其应天、大河诸卫军士及杨州、高邮新募水军运粮往彼者，宜各以绵袄给之。”[5]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赏淮安、大河、扬州三卫海运军士八千余人，钞四万六百余锭。[6]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赐大河等卫海运军士钞锭有差。[7]
从洪武时期的历史基础来看，选择这些卫组成遮洋总确实有充分的理由，正如俞谏所说，他们熟知海道，官兵拥有丰富的海上运输和作战经验，是自明初以来就有长期航海传统的军队。在明初海运停止之后，建立遮洋总这一机构的意义，隆庆年间曾有官员宋良佐追述如下：(www.xing528.com)
自会通河成而海运始罢，然而遮洋一总犹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应嘉欲市恩淮、大诸卫桑梓之军，建议罢废，而海运遗意无复有存者矣。今河变频仍，运道屡梗，宜乘此遗迹未泯之时，将遮洋一总尽行议复。[8]
按照这里的说法，设立遮洋总是出于爱礼存羊之意，在永乐年间将海运转为河运之后，为了不至于使明初的航海业完全消失，所以保留一支队伍，从事蓟州附近的短途海运，象征性地延续传统。正如提倡重开长途海运的官员王宗沐所说，“遮洋止是一程稍掠海面，本非放洋远涉”[9]。直到嘉靖末年遮洋总被废除，这种“海运遗意”才消失。但渤海湾内的海路仅有几十里[10]，为此却让这些驻扎南方的军队奔波千余里，前往北直隶运粮，确实也显得本末倒置。漕运主管者为什么不选择驻地更近的其他军队承运这段路程呢？
如果观察当时漕运各卫所辖区段的位置分布，会发现需要长途跋涉的并非只有后来的遮洋总属卫，事实上每个参与漕运的卫驻地和航段之间，都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按照此前的规定，其他漕军的运粮线路是“自淮（安）之徐（州）以浙、直军，自徐（州）之德（州）以京卫军，自德（州）之京通（州）以山东、河南军”[11]。也就是说，浙江和长江口附近的军卫运送从淮安到徐州一段，南京的军卫运送从徐州到北直隶的德州一段，河南、山东的军卫运送从德州到北京通州一段。这样每个参加漕运的卫都必须先北上一段路程，然后才能到达自己所属的漕运区间。当然，这些军卫需行的路程有所差别，最近的是山东军卫到德州，其他由北向南逐次延长，而从事遮洋海运的官军前往小滩和渤海湾，则是其中较远的一段路程。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从历史传统和空间分布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明初海运的遗留影响。目前所知的洪武、建文年间31个海运卫所，全都集中在今南京和江浙沿海地区，后来遮洋总下属的淮安、高邮等5个卫实际上已经是其中位置靠北的几个卫所，而其他的卫位置更加靠南，距离渤海湾也更远。当海运转为河运，海运官军转为内河运输官军后，他们面对的实际是这样一种空间分布情况：大运河基本呈南北纵向分布，在通州—德州—徐州—淮安一线，而参与海运的各军卫大多呈东西横向分布，在南京至长江口一线。横向分布的海运军卫要执行纵向的河运任务，又要各区间分段进行，于是只能让每个卫都负责一段临近的航程，江浙最靠南，因此负责最南段的淮安至徐州一段；南京各卫居中，因此负责居中的徐州至德州一段。由于海运各卫多集中在长江沿线，其分布的南北幅度远小于大运河的南北跨度，所以越靠北的卫，需要北上的距离就越远，后来划归遮洋总所属的江北5卫和南京8卫既有航海传统，位置又靠北，因此负责大名府至渤海湾一段，虽然距离遥远，却也算是合理的分配结果。
虽然现存的史籍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这样安排航行区段的具体原因，但在嘉靖后期遮洋总航段进行调整时，却已说明要考虑各漕运把总承担的任务是否会难易不均，调整结果须由各把总官共同商谈讨论，“必须彼此称便无词，方可永远通行”[12]。可以想见，当初设定每个卫具体航行区间时，也必须兼顾考虑各卫的具体情况，既然都必须北上运粮，则只能逐次向北，相应分配，否则如果让位置最南的卫行驶最北的区段，自然无法得到相应卫所官兵的认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