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量航海技术日渐成熟后,航海者对海洋环境的观察日益规范化,例如16世纪初《马来海商法》中对马六甲王国航海者所做的职业规定:
舵手必须在海上和陆上根据风向、海浪、海流、海水深浅、月亮和星星、时节和季风、港湾、岬角和海岸线、暗礁……珊瑚和沙洲、沙丘、山脉,进行导航。[132]
文中没有提到海洋鱼类、鸟类和植物,在同时期的阿拉伯和中国航海手册中,海洋生物也没有作为重要的导航标志出现,只是在一些海域起到辅助作用。但在人类航海的早期阶段,生物导航却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虽然今天的人们对远古时期航海者的生活状态已较为陌生,但从口述历史、人类学、民族学等角度做探索与研究后,仍会看到一些古老的航海习惯在今天的遗存痕迹。西太平洋上的航海民族依然保留着许多早期人类的生活状态,如《太平洋史》中所说: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太平洋人民成功而且一再航行漫长的距离而没有甚至是最简单的仪器的帮助,全凭对星星的相对位置和动态、风向和洋流方向、浮游植物、远方岛屿上云彩形状的映像、各种鸟类和海洋生物的多寡、运动方式和行为的敏锐观察和解释。[133]
浮游植物、鸟类、海洋生物甚至云彩形状,很可能是亚欧国家航海技术规范化进程中,逐渐被淘汰或退居次要地位的内容。从这些古老的习惯和经验里,可以想象世界各地的早期先民们利用一切环境信息导航的情景。古代航海记中经常描述各种海洋生物情况,其中一些是出于初见海洋景象的好奇,例如明朝夏子阳出使琉球时的见闻:
时风顺帆轻,水天一色。余辈登船楼最高处观之,四顾辽廓,茫无涯际。波翻白浪,风送涛声;镗鞳噌吰,乍远乍近。或时浪拍船欹,人皆欲仆;或时涛涌船立,人似高登。波纹旋转如织,突兀如沸、跌宕如犇、惊怪如怒。大鱼扬鬐鼓鬣,隐隐隆隆;白鱼横飞水面数丈,云为大鱼所逐。或见波底鱼目如镜,晶光奕奕,映日射人,则殊可骇。[134]
初见海洋的人难免感到新鲜和震撼,对水下大鱼巨目如镜的细节描述,更使人有惊心动魄之感。横飞水面的鱼群是人们熟悉的海洋景象,它在早期航海记录中就已出现,例如《隋书》中记载大业三年(607年)常骏出使赤土国归来时,在今马来西亚南部海域看到“绿鱼群飞水上”[135]。但这类记载还没有脱离见闻性质,在早期古代旅行者所作的各种行记中,经常会记录世界各地不同的风土民情,其中也包括当地特有的生物。这些行记一般不会特意区分有助于指引路程的生物和旅行目的地的奇禽异兽,例如日本作家真人元开记录唐代僧人鉴真东渡事迹的《鉴真和尚东征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三日过蛇海,其蛇长者一丈余,小者五尺余,色皆斑斑,满泛海上。三日过飞鱼海,白色飞鱼,翳满空中,长一尺许。五日经飞鸟海,鸟大如人,飞集舟上,舟重欲没,人以手推,鸟即衔手。其后二日无物,唯有急风高浪,众僧恼卧。[136]
在这些具体描述中,能看出旅行者发现或者知道在某些区域会出现相应特定生物,尽管早期观察者没有特意强调这些生物的导航作用,但这仍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航海者会逐渐选择用这些特定生物确定位置。例如在明代文献中,人们已经知道在前往日本的航线上,可以用飞鱼确定航行的位置:“此飞鱼,形类鲈,长尺许,双翼越尾,凡寸余,见风帆影飞翀无算,飒飒有声。凡出使船,若见飞鱼,须定屋久,然后放彼山城国都”[137]。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在《航行在鉴真遇险过的海路》一文中根据自己的海上经验,分析了鉴真在海路上遇到的飞鱼和飞鸟类型:
到了接近香港一带的海上,看见了像飞燕似的成群的鸟,朝着同一方向一齐飞跃的情况,完全像在北京附近所看到的燕群,以为是一种鸟,但仔细一看,却是一种飞鱼。鉴真他们所见飞鱼的海,就是这一带地方。(www.xing528.com)
……
鉴真和尚他们曾遇到像人那么大的鸟,飞集船上啄人的手而感到惊异。并且记载着因为鸟身太重使舟欲沉的情况,虽然有点夸张,但他们本人也许是那样感觉的。这种鸟大概就是信天翁吧。[138]
图4-3 印尼婆罗浮屠6号浮雕(有研究者认为其中的飞鸟是信天翁)[139]
信天翁成鸟体长近1米,展翼可达2米以上,飞行能力极强,可紧贴海面长时间飞行不息,除繁殖期外主要在海上生活,有时停在海面上随波逐流。中国的信天翁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其岛屿附近,其中黑脚信天翁喜欢接近和跟随船只。[140]古代东南亚人也注意到了这种鸟类。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婆罗浮屠是一座建造于公元8至9世纪的佛教建筑,其中有6件浮雕,体现了早期印度人从海上移民印度尼西亚的事迹。《印度的船》中特别提到了这些海洋元素,例如2号浮雕中露出牙齿的鳄鱼,4号浮雕和6号浮雕中的鱼,莲花,水生植物的叶子,海鸥和信天翁,以及用弯曲线来表现的水波纹,都展现了海洋的情形。作者还认为,由于画面上有海鸥和信天翁在船舶附近飞翔,因此表明船在海洋中航行,距离海岸很远。[141]
鉴真遇到的海蛇也称“青环海蛇”“斑海蛇”,长1.5—2米,躯干略呈圆筒形,体细长,后端及尾侧扁,背部深灰色,腹部黄色或橄榄色,全身具黑色环带55—80个。[142] 这种海蛇在我国近海各省均有分布,过去尤以南海最为常见。[143] 大规模出现的海蛇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不多,另一处比较典型的是清代郁永河在《采硫日记》中提到台湾海域“又有红黑间道蛇及两头蛇绕船游泳,舟师以楮镪投之,屏息惴惴惧,或顺流而南,不知所以耳”[144]。所谓的两头蛇可能是因为头尾部分的形状和花纹都很相似,所以粗看时难以区分。
印度洋上海蛇较多,《顺风相送》中记载“丁得把音:对开,打水四十托,是泥地,花蛇多,十六托水”[145]。丁得把音在其他文献中有时也被写为丁得把昔。在今天的印度西岸出现的海蛇是中国古代航海手册中专门用来指导航行的区段标识,这可能出于古代中国水手自己的观察,也可能是与当地水手交流经验的结果。在记载古代阿拉伯航海经验的《海洋》中,可以看到更多关于海蛇的记载,例如在某些海域看到蛇群出现或者消失时,会按航海书上记录的经验,转换航行的方向。在从哈剌图(Kalhat,在今阿曼)到古吉拉特(Gujerat,在今印度西部)的航程中,就记载着“从哈剌图启航,一直向东,直到看见海蛇。一见海蛇,即转向海岸行驶”[146]。
《海洋》中经常出现的生物还有海马和各种海鸟,它们都可以用来参考判断所在的海域位置。但书中也提醒了不能完全凭鸟群判断自己所处的方位,因为随着年份的不同,鸟群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生变化:有些年份中它们出现,在另一些年份中则不出现;有时它们数量很多,但有时数量又很少。[147] 与《海洋》中相比,中国古代航海文献中记载的鸟类略少,但同样作用明显。如《指南正法》中记载:“有大鸟仔红脚蓑大叶多见,或系多见海圭母白头蓑是虎尾,此行正路。”[148]当出使琉球时,人们看不到鸟,也会联想到是否附近没有山岛:
《志略》云:“洋鸟止则浮窠水面,飞则衔窠而起。”来时见白鸟飞,未见衔窠,至是,舟行竟日,无一鸟,岂归路无山,遂无鸟耶?视海面深黑,天水遥接,岂即所谓黑沟耶?[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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