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3年，一支由索马里皇帝派遣，以驱逐葡萄牙人为目标的奥斯曼海军遭遇风暴袭击，被大风吹到印度海岸。其中一位名为西迪·阿里·赛赖比的海军司令登陆后在当地走访了许多城市和学识渊博者，搜集了所有关于论述航海术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文典籍。后来他用突厥文写了一部有关航海的著作，书名为《海洋》（Muhit）。其中使用了欧洲人之前未曾见过的3部古代、7部近代的阿拉伯文著作。《海洋》的一部分英译内容由德·哈默（de Hammer）发表在19世纪30年代的《孟加拉亚洲皇家学会杂志》上，原英译文名是《〈海洋〉——一本关于印度洋航海的突厥文著作》[121]，这成为研究者了解古代阿拉伯航海术的重要文献。
从写作体例来看，《海洋》所依据的阿拉伯原始文献应是采用了分航段记述的特点，即在每一段航线下具体描述在此区段航行时将会遇到的各种环境特征，如通过方位星的高度（即中国古代航海文献中所说的“牵星”方法）、该海域的天象和地理特点、风浪、岛礁、浅滩、海水深度、颜色和特征生物等信息做定位，并根据航行方向和时间确定航程。其中各种环境特征作为辅助手段，方向和时间则需要工具做较精确的测定。例如在从萨蒂加姆港（Satigam，即孟加拉的吉大港）到红海沿岸的阿拉伯海岸这段航线上，采用的就是这种较为成熟的航行技术：
向西——四分之一南的方向行驶两扎姆的时间（每扎姆相当于三个小时），水深探测器中就会逐渐指到六、七、八寻之深。当海浪变化不大的时候就立即启锚，无论风大风小，都必须顺风而行，一直到再次退潮为止，先向西——西南方向行驶一扎姆的时间，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行驶两扎姆的时间。海水颜色开始变黑，船只一直向南——西南方向行驶，直到小熊座的β和γ星辰成八度差四分之一为止。然后再向正西航行，在右侧就会见到锡兰了。接着再径直向西，一直到达马尔代夫。[122]
这种做法和中国古代航海指南中记载的在印度洋上的航行技术非常相似，就是在确定某个航行方向后，以某航速直接航行若干时间即可，而方位星的高度和海水深度都是重要的辅助特征。这种航行方法是古代航海技术发展的结果，测量方位星高度、航向、水深和航行时间是需要一定工具和技术才能做到的，其应用时间也相对较晚。而海上景象则是航海者们对海洋最早的直观认识，人们通过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特点的观察，如《海洋》中这段记载里提到的“海水颜色开始变黑”一类信息，正是早期航海者赖以导航的重要依据。在《海洋》中从今印度第乌港（Diu）到今孟加拉国吉大港（Shatijam）的航线指南中，描述了在不同的海底地形之上，海水颜色呈现出的各种差异：
当靠近这一岛屿时，则必须留在大海一侧，因为其南岬是一片暗礁地（rikk），水完全变成了白色。在靠近大海一侧等待时，水又呈绿色。必须继续沿这一方向前进，那就会逐渐发现最适宜的海水深度，直到可以深达十七至十八寻之多为止。到达此地之后，还会发现水为浅白色，浅滩位于古利杨（Guriyan）珊瑚岛的南海岸，那里是一片荒凉和偏僻的地方，海水呈浅棕色。 [123]
这实际上是提示了各种水色所对应的海洋地形。由于对《海洋》原作中引用的各种阿拉伯原始文献及其作者的情况缺乏了解，研究者无法对文本中具体的信息及其对应年代做出区分，也无法确定这段关于海水颜色的描述最初形成的时间。但这些对海洋景象最直观的认识，很可能在人们刚接触到这片海域时就已经形成。例如在中国古代航海记录中，关于海水色彩的描述就出现在时间较早的文献中。南宋吴自牧所作《梦粱录》中记载：
相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大洋之水，碧黑如淀；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有鱼所聚，必多礁石，盖石中多藻苔，则鱼所依耳。[124]
这段文献与《海洋》一样，都描述了水下地形与海水色彩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一种航海经验的总结。虽然南宋时期没有专门的航海指南流传下来，但从这段文字中，依然可以看到这正是被称为“舟师”的古代导航员日常应用的技术。比《梦粱录》时间稍晚的《海道经》中对黄海各海域海水颜色的变化情况介绍相当细致，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中已有叙述。编撰于当代的《辞海》，从科学视角对此加以解释，即“宋元以来我国航海者对于今黄海分别称之为黄水洋、青水洋、黑水洋。大致长江口附近一带海面含沙较多，水呈黄色，称为黄水洋；北纬34°、东经122°附近一带海水较浅，水呈绿色，称为青水洋；北纬32°—36°、东经123°以东一带海水较深，水呈蓝色，称为黑水洋”[125]。这种海水颜色迅速变化的情形不单只有中国航海者记载，生活在明朝中期的朝鲜人崔溥在《漂海录》中记录来到中国的历程时，也描述了这种海洋景观：(www.xing528.com)
需要用海水颜色来判断航行区间的海域，通常是因海水较深且缺乏岛礁等标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借助水色变化来判断航船的位置。与此相似的是海洋生物，这是另一种用来判断航行区域的标识，在特定的海域会出现特定的生物，可以根据它们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顺风相送》中记载了在海南岛附近的七洲洋等海域，当海水颜色变化时，伴生出现的海洋生物：
船身若贪东，则海水黑青，并鸭头鸟多。船身若贪西，则海水澄清，有朽木漂流，多见拜风鱼。船行正路，见鸟尾带箭是正路。[127]
在这些记载中，鸟类和鱼类明显已经成了为航海者们指引航路的标识。文中提到的拜风鱼是海猪，也称江豚，清人有诗云“拜风鱼敢逆风行”[128]，可能是因此种习惯而得名[129]。尾部带箭的海鸟也是文献中经常出现的生物，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尾巴特别长的鹲科鸟类[130]。如清代《海国闻见录》中记载：
七州洋中有种神鸟，状似海雁而小，喙尖而红，脚短而绿，尾带一箭，长二尺许，名曰箭鸟，船到洋中飞而来示，与人为准，呼是则飞而去，间在疑似再呼细看决疑，仍飞而来，献纸谢神，则翱翔不知其所之。相传王三宝下西洋，呼鸟插箭，命在洋中为记。[131]
这里所说的王三宝就是王景弘，他与郑和一起出使过西洋，民间也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在很多时候，同样的故事会同时出现在他和郑和的名下。南海的七洲洋海域向来是航行风险高发区，关于箭鸟的传说正反映了古代航海者对这一海域的警惕性，以及对箭鸟作为航行标识的肯定与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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