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以前的文献中，今海南文昌东北的七洲列岛附近海域被称为“七洲洋”，南宋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有舟人“去怕七洲，回怕昆仑”[54]的记载。在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这句话被记录得更加详细，为“上有七州，下有昆仑，针迷舵失，人船孰存”[55]。随郑和出使西洋的费信在《星槎胜览》中留下了几乎同样的记载，即“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56]。这里所说的“昆仑”是今越南南端以东的昆仑岛及其附近海域，来往于七洲和昆仑的航海者之所以心存恐惧，有研究认为是因为在这一地区一旦航行方向有误，船就有可能陷入西沙群岛的多礁区域，发生海难事故[57]；又因水文状况复杂，异常潮汐和潮流增加了这种风险发生的可能[58]；也有意见认为这是因地磁作用，致使指南针迷失了南北方向，无法导航而引发船只失事[59]，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星槎胜览》相关内容的翻译与阐释：
船上的磁铁受到船体本身之中的铁的干扰，这一认识应归功于威廉·巴洛（William Barlowe，1597）。然而，中国的水手似乎从15世纪以后已知晓地磁的区域性变化。费信在1436年的著作《星槎胜览》中记述道：
水手们这样说：“我们往北怕七岛，往南怕昆仑〔普洛·康多尔岛（Pulo Condor Island）〕。”在这些地方，磁针可能指错（“针迷”），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亦即掌舵不准确，人和船都会失事。
〈俗云：上怕七州，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60]
在提及地磁的区域性变化之后，书中又详述了一个确实会使罗盘失效的“反经石”的事例：
之后，在晚清（约1871年）的著作《（台湾）淡水厅志》中，有使罗盘失效的岩石“反经石”的记载。(www.xing528.com)
反经石在观音山上的西云岩附近，有两块大石头，其中的一块为马鞍形。如果将罗盘放在它们上面，磁针不是指向北和南，而是转向东和西。这些石头因此而得名。另外的一块在石阁山上的芝兰堡附近，但在这里磁针转过来指向西和东。
〈反经石在观音山西云岩上，凡二石，其一形如马鞍，每捧罗经，针本子午，置于石，则反为卯酉，故名。一在芝兰堡石阁山上，惟所反之方位互异。〉[61]
这里关于反经石对磁针影响的记载很详细，即南北向的磁针直接变成了东西向。然而在有关七洲与昆仑的记载中，却没有提到这种现象，只是用“针迷舵失”四个字概括了航船在这片海域遇到的风险。但仅凭“针迷”两字，还很难认定是指南针因受地磁影响而导致指向出错，要探究其真正含义，还需要收集更多的例证，加以综合分析。
实际上，在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除了七洲和昆仑之外，还有一处海域曾经出现过与“针迷舵失”相似的情况，那就是今苏门答腊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被称作“急水湾”的地方。曾有船在这里遇险，“流寓在其中二十余日，失风，针迷舵折，舶遂阁浅”[62]。这里的“针迷舵折”和“针迷舵失”之间只有细微的表述差异，要分析此类现象的真正成因，除了关注“针迷”之外，还应关注舵的问题。因为从海船航行的实际情况考虑，无论“针迷”究竟是怎样的含义，海船在这个环节中都不会受害，只有在发生碰撞或舵折毁后，海船才会失事。
与此相似的还有马欢所作《瀛涯胜览》中关于溜山国的一条记载，即今马尔代夫附近海域，这里“设遇风水不便，舟师失针舵损，船过其溜，落于泻水（原注：黄录作堕于溜水，泻水应是溜水之误），渐无力而沉”[63]。溜山国的“失针舵损”与急水湾的“针迷舵折”应是相似的现象，都是因舵的损毁而导致船舶搁浅或沉没。可见在这类风险中，“舵折”是比“针迷”更严重的情况，它才是航船失事的主因。那么在以上三处险境中，针与舵的问题为什么会伴生出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