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木帆船航海时，主要借助风力推动帆船前进，能遇到一路顺风是最理想的状态，也是航海者的心愿，明代航海指南《顺风相送》就因此得名，在一些海船尾部，还会直接写上“顺风相送”四字。郑和在其第七次出航前所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中记载的下西洋时的情形，正是一种顺风航行的状态：
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次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濛，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1]
正因有顺风，才得以“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如果没有顺风，就会大大延长航行时间，如明代出使琉球的胡靖总结说：
一开帆则昼夜乘风破浪，利不得泊，凭指南针向为准，风顺数日可到，否则数月不能。[2]
古人早已利用季风航行，如南宋泉州知州王十朋的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3]就是一句著名的概括，《蒲寿庚考》里总结当时中国南海上的航船：“不论中船外船，航行必藉顺风。大约自南海来华，多在旧历四月末至五六月西南风起之际。十月末至十二月东北风发时，则自华出海。”[4]元人方回描写冬天海船出航的景象是“泉州出门七州洋，飞樯舞帆朔风吼”[5]。郑和船队每次都是冬季出海，正是为了借北来的顺风，助船队在南洋航线航行。
郑和下西洋离开中南半岛的占城等国后，下一个到达的是更南方的爪哇国，这是为了借北风径直南下，待转为东南风时，再转向西行。[6]而在返回时，各路船只都要齐聚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国：
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7]
如第三章中所说，古人记录航程，是以顺风时的日程为衡量距离的标准，《瀛涯胜览》里记载下西洋船队航行的路线，也是以“好风”为准：
占城国：自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五虎门开船，往西南行，好风十日可到。
满剌加国：自占城向正南，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
苏门答刺国：其处乃西洋之总路，宝船自满刺加国向西南，好风五昼夜……系船，往东南十余里可到。
榜葛剌国：自苏门答刺国开船，取帽山并翠蓝岛，投西北上，好风行二十日，先到浙地港。(www.xing528.com)
忽鲁谟厮国：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北，好风行二十五日可到。[8]
在海上遇顺风时，可以多张一些帆，这些帆在宋代叫作野狐帆：
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大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狐帆，风息则用之。然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其立竿以鸟羽候风所向，谓之五两，大抵难得正风，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张之能顺人意也。[9]
桅杆顶处的“五两”是用来测风向的装置，唐代敦煌曲子词里就有“五两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行”[10]的句子。在敦煌莫高窟盛唐第45窟的大海船壁画中，桅杆顶上就有作为“五两”的羽毛形象出现，而桅杆上的五级挂帆扣也被认为是当时海船上真实的细节。
图4-1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唐代海船桅杆顶上的“五两”与挂帆扣[11]
到明清时期，这类布帆又叫作“头巾顶”和“插花篷”，实际也就是篷头布帆与篷侧布帆。当顺风时，将篷头和篷侧布帆一同挂起，充分借助风力全速前进。如清代出使琉球的李鼎元对此注解道：
挂起头巾挂插花（篷头布帆曰头巾顶，篷侧布帆曰插花篷），辘轳声急布帆斜（帆皆以辘轳举之）。[12]
对于风和航行的关系，李鼎元总结说：“海上行舟，风小固不能驶，风过大亦不能驶。风大则浪大，浪大力能壅船，进尺仍退二寸。惟风七分、浪五分，最宜驾驶。”[13]如遇到海上多礁石地带，为保证安全，不能张满帆前进，只能将篷头布帆和篷侧布帆落下，仅留大蓬（主帆），使船在原处飘荡：
图4-2 《中山传信录》里的封舟图（可看到大蓬、头巾顶和插花）[14]
球人以姑米多礁，黑夜不敢进，待明而行。亦不下碇，但将蓬收回，顺风而立，则舟荡漾而不能进退。初使风时各蓬皆加插花裤，大蓬更加头巾顶，皆以布为之，插花附于蓬侧，头巾附于桅梢。至此尽落之，惟大蓬不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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