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海书中计量单位与书写体例的统一

在上一节中，本书分析了流木测速法的传播经过。在郑和下西洋之后，以“更”为计量单位的短时段计程法作为新型的计程技术，迅速传播开来，取代了之前以日计程的方式，并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民间航海指南的主要形式。在此之前，如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

（从泉州到占城：）顺风舟行二十余程。

（从泉州到真腊：）顺风月余日可到。

（凌牙斯加国：）自单马令风帆六昼夜可到。

（南毗国和故临国：）故临国自南毗舟行，顺风五日可到，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过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144]

元代《岛夷志略》与《诸蕃志》没有太大区别：

（彭湖：）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

（昆仑：）顺风七昼夜可渡。

（万里石塘：）至西洋或百日之外。

保留了元代至明初北洋航线信息的《海道经》记载：

望东北行使，见官绿水，一日便见黑绿水。循黑绿水望正北行使，好风两日一夜到黑水洋。好风一日一夜、或两日夜，便见北洋绿水。好风一日一夜，依针正北望，便是显神山。好风半日，便见成山。^[146]

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作《瀛涯胜览》中，基本还保留着《岛夷志略》的写法，同样是以日、月计量路程，但也出现了对航行方位的描述。例如在《阿丹国》的记录中写道：

自古里国开船投正西兑位，好风行一月可到。^[147]

由此可见，在下西洋之前，甚至是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中国航海文献中关于方位、路程和水深的记载，还处于计量单位各异的局面。巩珍《西洋番国志》中第一次出现了确切的以更作为计量单位的线索，而在《郑和航海图》之后，中国航海书中的计量单位几乎全面统一，形成了以方位、路程、水深和星高四种定量数据为核心内容的编写体例。其中方位使用以一部分天干、地支和八卦称谓命名的罗盘针位，路程使用更数，水深主要使用以“托”为单位记录的铅锤计量，并辅以丈、尺计量的长竿测深；而在印度洋周边使用牵星术测星高时则使用“指”和“角”。如《郑和航海图》记载：

用乙辰针，三更，船出洪，打水丈六七，正路见。

茶山在东北边过，用巽己针，四更，船见大小七山，打水六七托。

在华盖星五指内去，到北辰星四指，坐斗上山势，坐癸丑针，六十五更，船收葛儿得风，哈甫儿雨。^[148]

（《顺风相送》之古里往阿丹回针：）开船，用艮寅沿山使三十更平乃加泥。甲寅三十更平法塔喇山嘴，看北斗五指半、灯笼星十指，单卯廿五更平莽角双儿，水四十托。乙辰、辰巽十五更平希星屿，巽巳五更取白礁，单巳五更取古里也。^[149]

从统一计量单位和形成编写体例的意义上来说，《郑和航海图》是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文献，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民间海员参与下西洋事业，对新技术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巩珍在作于宣德九年（1434年）的《西洋番国志·自序》中写道：(www.xing528.com)

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150]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时从福建、广东、浙江抽调了富有经验的民间领航员加入船队，他们执掌航行时依据的针经，应该还承担校正数据的职责。如《顺风相送》序言中也提到下西洋船队需要做的技术工作：

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一本山为微簿。务要取选能谙针深浅更筹，能观牵星山屿，探打水色浅深之人在船。^[151]

图3-18　《郑和航海图》之《忽鲁谟斯回古里国过洋牵星图》^[152]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郑和航海图》是第六次下西洋之后集体创作而成。因为郑和下西洋本身就有校正针路和牵星图、画出航海图的任务，闽、广、浙各地调集来的伙长们也应具备熟悉针路、观测星辰、探测水深等技能。从《明太宗实录》中可以看到，在郑和第一、第三次下西洋中发生的旧港擒贼、锡兰山国之战，以及张谦出使西洋归来时发生的金乡御倭寇三次战斗后，战功赏赐条例里都出现了“番火长”这一名词，也就是外国领航员，在论功行赏时，他们获得的奖励比中国本土领航员更高：

（永乐五年九月，）赏使西洋官军旧港擒贼有功者……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153]

这是郑和首次下西洋归来时的记录，可见从第一次下西洋开始，郑和船队里就已经开始配置有经验的外国领航员。

（永乐九年八月）礼部、兵部奏议下西洋官军锡兰山战功升赏例……御医并番火长钞八十锭、彩币一表里、绵布一匹。^[154]

（永乐十五年六月，）谦等奉命使西洋诸番还，至浙江金乡卫海上，猝遇倭寇。时官军在船者才百六十余人，贼可四千，鏖战二十余合，大败贼徒，杀死无算，余众遁去。上闻而嘉之，赐敕奖劳官军升赏有差……御医番火长钞六十锭、彩币一表里。^[155]

明嘉靖二年刘序所作西安《重修清净寺记》里，还有郑和寻找通事，即翻译的记录：

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156]

由此来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对当时中外航海技术的主动全面借鉴、整理与普及行动。《郑和航海图》在保留中国传统航海技术的基础上，融合了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周边的航海技术和计量单位，而参与下西洋的闽、广、浙各地船员们在船队中相互交流，与外国领航员共同工作，借鉴域外航海技术并加以本土化，形成航海针经的统一书写体例，之后又将这些新技术和针经范本带回民间。下西洋活动代表着来自朝堂的权威影响力，航海数据也经过实地航行校正，如两种民间传抄的海道针经开头关于郑和船队校正航海数据的说明，虽然只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却也可以作为参考。

泉州白崎郭氏藏针经抄本《乘舟必览》开头写道：

（下西洋船队）往东、西弍洋等处开输系政，牵星图样，山屿海岛，及水势深浅，日夜研究，以为往来之径，不致有误也。^[157]

《指南广义》卷首《传授航海针法本末考》写道：

（下西洋船队）前往东西二洋等处，开谕各国，续因纳贡累累，恐往返海上，针路不定，致有差错。乃广询博采，凡关系过洋要诀，一一开载，以作舟师准绳。^[158]

《指南广义》中记载的“纳贡累累”是很值得注意的信息，此前第二章第一节中已经提到，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宫廷采买贵重物品，这就对船队航行的安全和精确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保证船上的珍贵货物能顺利运回国内。因此领航员们必须对航行数据做更精确的校正，这也使得相关数据受到民间航海者信赖，其书写模式也得以流传、普及。于是在《郑和航海图》之后，“更”成为定量航海的基本单位，中国航海工具书的编写方式也固定下来，形成了明清时期以针位、更、托为计量单位的航海指南，如《顺风相送》等一些航海书中还保留了印度洋海域使用牵星法的计量单位“指”和“角”。每位中国民间航海者都拥有至少一种类似的工具书，这成为明清时期航海事业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