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水军的五军阵型与中国古代水军布阵

明代小说《西洋记》（全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十八回，这样描述郑和船队的阵型：

每日行船，以四“帅”字号船为中军帐，以宝船三十二只为中军营，环绕帐外。以坐船三百号分前、后、左、右四营，环绕中军营外。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前哨，出前营之前。以马船一百号实其后。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左哨，列于左，人字一撇，撇开去如鸟舒左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到左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副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右哨，列于右，人字一捺，捺开去如鸟舒右翼。以粮船六十号从前哨尾起，斜曳开到右哨头止。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战船四十五号为后哨留后，分为二队如燕尾形。马船一百号当其前，以粮船六十号从左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左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以粮船六十号从右哨头起，斜曳收到后哨头止，如人有右肋。又以马船一百二十号实于中。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务在前后相维，左右相挽，不致疏虞。^[60]

这段内容后来被广泛引述，作为论证郑和船队行进阵型的主要资料之一。向达在《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中，认为罗懋登《西洋记》中有一部分材料出自马欢所作的《瀛涯胜览》，并对比了其中的若干细节。^[61]从以往研究来看，《西洋记》一书形成于万历援朝战争时期，书中描述的一些关于郑和下西洋军队的内容，实际上是万历时期明朝水军的情形，由于明朝水军制度和战术的延续特征，从书中也能看到一些下西洋行动的情况。但这段却是小说作者的自由发挥，如果把阵型中各类型的船叠加在一起，总数达到了1432条，远远超出了历史记载中郑和船队200余条船的数目。

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中有一幅《郑和船队编队示意图》，系根据罗懋登《西洋记》中的郑和船队队形绘制，书中认为它与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中的“安摆船式之图”如出一辙。由于《纪效新书》在《西洋记》之前问世，孙光圻在《中国古代航海史》中认为罗懋登的作品取材于戚继光的资料，并认为小说中的各种船舶数量出于虚构，不能相信。^[62]

图2-2　戚继光《纪效新书》之《安摆船式之图》^[63]

虽然船只数字属于小说家的虚构，但这种分前、后、中、左、右五军的水军阵型却是由来已久。南宋韩世忠与金兵对阵时，宋军的船队阵型就呈五军状态：

世忠军皆海船阵于江中，中军船长大，处于中，余四军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观，辎重船皆列于山后。^[64]

可见这种阵型的特点是中军的大型船只在中间，其余四军分列围护，具有后勤职能的辎重船则被安排在最后，免得在作战中遭遇袭击。明朝中后期的《苍梧总督军门志》中记载了广东水军的五军阵型：

一、兵船在海，为一水寨；在陆，为一营。今以南头寨为中营，碣石寨为左营，柘林寨为后营，北津寨为中副营，白鸽寨为右营，白沙寨为前营，各营大小五方旗，照依五哨分为前左中右后制造。^[65]

但作战与行军时的阵形不同，有研究认为行进中的船队不可能有固定编队形式，如郑一钧在《郑和下西洋的贡献与局限》中所述：

郑和船队进行的是远洋航行，在长时间、远距离、多海域的航海中，航行要受风向、风力、海流流向和流速、航道宽窄深浅及突然而来的气象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采取这样一种固定的燕子形编队形式，否则，在海风、海流的作用下，这种编队形式立马就会被打乱，造成严重的碰撞，而无法正常航行。^[66]

《纪效新书》也认为船队阵型应根据地形而变：

以上摆船之说，大端海涛汹涌，港有弯曲阔狭、当风隐风之不同，随港形深浅，难拘一定之势。此言处宽回水善之形耳。设使狭如羊肠，则又当单只一字顺下，不可拘方也。^[67]

又如《海道经》中记载海船排列过密时会产生危险：(www.xing528.com)

从实际情况来看，海上情况多变，下西洋船队面临的风险很多，其阵型应参考明军早期水战中有一定防备时的行军状态。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过程中，与陈友谅军队曾有多次水战，其战术和阵型特征可以作为参考。根据明朝早期文献《纪事录》的记载，朱元璋水军行进时曾有这样的阵型设置：

【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七月】上亲征江州。海船五十余帮，大者容一千人，小者容八百人，船五只为一帮，惟上所乘船容一千三百人；风斗船五十余只；平口浅船俱载马匹、粮赏、军器，随其后；选轻便快船，命伶俐官军乘之，为前锋。^[69]

由从朱元璋大军行进时的阵型布置，能看出不同职能队伍的阵型安排：快船在前，为前锋，中间是指挥船和官军运船，辎重粮船在最后，可以视作一种简化的五军阵型。而在此之前，元朝越海征伐日本时，也有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和汲水小舟这三种不同种类船只的记载。千料舟应属官军乘坐的主力军船和运输船，拔都鲁轻疾舟属于轻便的前锋船，汲水小舟则是机动的取水船，可以看出它们在船队中的协作作用：

（至元）十一年三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以千料舟、拔都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载士卒一万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70]

与此相似的还有清代出使琉球的李鼎元的记载。使团为了避免被袭，将船队划分成三起出行：第一起是先锋船，12只，作用是探看敌情；第二起是由20艘战船护卫的使臣乘坐的封舟；第三起是8艘在左右两翼接应的船。另外还有在船右侧安置的杉板小船，即可以用作取水、救生，以及大船停泊在港口附近时，从船到岸上摆渡之用的小舢板。由于李鼎元出使时，海上并不太平，因此在出港时还排兵布阵，制定了迎敌对策：

排定船只，各执器械，分三起出口。先锋船十二只为一起，若遇贼，视贼船扬帆来，即落帆让之。如贼船落帆，我船即扬帆直过，不必打仗，俟二起接著，打仗。闻连珠炮，即将船转回，前后夹攻。二起为封舟，配战船二十只。三起配船八只，左右接应。令船户车杉板，置于舟右。^[71]

由此可以看到，在准备进入正式作战状态时，作为左右翼的船依然要出现。如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和陈友谅最终决战前，大军行进时就有左右翼护卫：

上敕相国徐达、平章常遇春为前锋，平章廖永忠、俞通海为左、右翼，余船列帮而进。上以所乘船如征江州之势，令愈严肃，师愈鲜明，舟愈齐整，戒将士曰：“昼则视旗帜，夜则视灯笼；远则听信炮，近则听金鼓。”以翱、翔二船为左、右副，以风斗快船为前导，大小船只相继而进。^[72]

由此可以推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很可能也像这样，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阵型设置。当海上环境和平、风险较小时，采用前锋船、中军船、后勤船的三段式阵型，以便于行进为主。而在进入危险海域，有需要作战的可能时，则以防御为重，采用中、前、后、左、右五军阵型，尤其加强左、右翼的拱卫作用，以护卫指挥中枢的安全。

而对于如何避免船队行进时各船之间由于数量太多、密度过大而形成拥挤碰撞事故，水军会有自己的行进次序，即文中描述的朱元璋军队“大小船只相继而进”。关于具体操作方式，早在三国时曹操就有规定，要求各船根据鼓声行动，“鼓三通鸣，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违令者斩”^[73]。明代中后期文献《洗海近事》中也有相关规定：

行船遇单日，左哨先开，次右哨，次大中军哨。双日右哨先开，次左哨，次大中军哨。务要齐齐整整，不许混乱。^[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