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2日，厦门大学教授陈万里、张星烺和德国学者艾锷风（Ecke）在泉州搜访文物古迹时，发现一块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前，途经泉州行香祈福时所立的石碑，其内容是：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1]
在这篇碑记中，郑和的职务是“钦差总兵太监”，其性质应与洪武、永乐年间海运时，设置的总兵官一职类似。再次回顾《明史·兵志》，其中对总兵官的解释是：
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2]
此时郑和担任的，正是洪武年间靖海侯吴祯担当的角色。虽然在更多文献中，郑和的职务是正使太监，但其统领官军的特征明显。曾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巩珍在其著作《西洋番国志》中说：“（明宣宗）乃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兼督武臣，统率官兵数万，乘驾宝舟百艘，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3]1931年，福建长乐发现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立下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碑文记载：
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4]
可见使团中除正使、副使太监之外，接下来的就是两位都指挥朱真、王衡。按照《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永乐十三年时，王衡的职务是水军右卫流官指挥佥事[5]，永乐十八年，朱真因历次下西洋而由龙江左卫指挥升为大宁都指挥佥事，掌龙江左卫事[6]。两人后来的职务变动未见记载，但从以上线索来看，两人在宣德六年立碑时至少是正三品的都指挥佥事。(https://www.xing528.com)
在明朝对外出使活动中，有官军护卫是必备条件。海上形势历来多有风险，早在东晋法显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到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东部一带）的航路上，就已经是“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7]，而在上一节关于洪武海运的回顾中，也可以看到海运官兵除运粮之外还要与倭寇作战。出于安全考虑，明朝历次出使活动中均记载有官军参与，例如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间相近的内监柴山出使琉球时，同样有官军随行。这些军人此前很可能没有太多航海经验，因为在遇到海上风涛时，他们显得过于惊恐。如因这次出使所做的《大安禅寺碑记》中写道：
天风一作，烟雾忽蒙，潮门渀湃，波涛之声振于宇宙，三军心骇，呼佛号天。[8]
在了解到这些历史背景之后，就可以理解为何明人会留下关于郑和相貌气质的传奇式记载了。这场远洋出使行动面临着种种未知困难，统领者不但要能经历海洋风涛之险，还要具备统率各路官兵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确实需要出众的胆识与能力。在郑和领兵出使之前，明成祖朱棣曾向与郑和同时代的著名相术士袁忠徹征询对郑和的印象，获得了充分肯定。袁忠徹据此在《古今识鉴》中保留了关于郑和外貌的详细记载：
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及（一作反）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后以靖难功授内官太监。永乐初，欲通东南夷，上问：“以三保领兵如何？”忠徹对曰：“三保姿貌、材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察其气色，诚可任使。”遂令统督以往，所至畏服焉。[9]
后来的研究者们认为这段记载有过度神化的趋向，如季羡林在《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中提到，中国古代相术中原本就有对人生理特征神秘化的趋向，后来又吸收了一些印度成分，于是日趋复杂与荒诞，且“最令人吃惊的是，当郑和还活着或者死后不久的时候，他本人已经被别人神话”[10]，这说明了下西洋活动在当时的影响力。《古今识鉴》中提到郑和出使之前的职务是内官太监，即内官监负责人。内官监是明初宦官体制中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负责人事、文书、礼仪、采办诸事，郑和实际上是当时宦官中职务最高者。宣德之后，宦官体制中最重要的机构变成了司礼监，后来的王振、刘瑾、魏忠贤、王承恩等著名宦官都曾在其中任职，但在郑和下西洋之初，司礼监的地位尚在内官监之下。万明《明代内官第一署变动考——以郑和下西洋为视角》一文中考证了内官监的变迁情况[11]：永乐初年，朱棣准备迁都，需要在北京营建宫殿，而内官监承担着宫廷采办、仪仗等职责，作为内官监太监的郑和很可能是下西洋的建议者之一，在西洋各地采买内廷所需的贵重金属和珍宝，既是内官监的职责，也是下西洋的重要工作内容。但也是因为长期下西洋，使郑和及其所辖的内官监工作重心转移远离政治中枢，其原本具有的内廷人事职能转移到司礼监，使司礼监逐渐取代内官监成为宦官体制中的最重要部门。朱棣去世后，内官监的职能转为营建，所以在宣德年间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前，郑和只是在南京守备太监的职位上做营建工作，再没有回到朝廷中枢。这样的变化，应该是下西洋之初所有人都未能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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