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黄省曾的记述，其先祖名为黄斌，原籍河南汝宁，其家族在宋元之际为躲避战乱来到江西袁州，从此在当地生活。成年后的黄斌曾学习兵书、剑术、骑射，观察天下形势后投奔朱元璋军队，于洪武五年被任命为兴武卫百户，后来又调任苏州卫。在政府颁给黄斌的任命书中，明确写道“使尔子孙，世袭其职”[73]，这正体现了明朝卫所武官世袭制的特点。一个军官的职位可以在家族内世代传承，所以在黄斌参与了洪武年间苏州卫的海运工作后，黄氏家族实际上成了一个水军世家，传承下来的不单有卫所职务，还有一些航海经验与技术。从洪武六年起，黄斌开始参与将太仓粮储转运到辽东的工作，由于任务繁重，仅两年后便去世，如黄省曾所述，“折冲风涛，竟以劳险，至八年病卒”[74]。
从黄斌的履历中，可以看到他并非沿海居民，而是一直生长在内陆地区，在投奔朱元璋之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航海业和海上生活方式。按《武职选簿》中的记载，可以看到在洪武年间的历次航海活动中，有很多像黄斌一样的内陆军官，在明确提及曾参与海上捕倭、运粮等活动的24条记载里，有霍邱人1名，海州人1名，新繁人1名，合肥人1名，江都人2名，全椒人1名，六安人2名，当涂人1名，昆山人2名，安东人1名，山阳人3名，新蔡人1名，和州人2名，西安人1名，凤阳人1名，寿州人1名，阳武人1名，永宁人1名。其中9人来自沿海和近海地区，即海州、昆山、江都、安东和山阳；10人来自霍邱、合肥、全椒、六安、当涂、和州、凤阳、寿州这些淮西地区；其余5人来自内陆的新繁、新蔡、西安、阳武和永宁。
从以上人员构成中可以看出，淮西人[75]在明初海运基层军官中所占比例很大。这也体现了洪武时期航海业的典型特征，即大量内陆官兵参与其中，不仅作为基层军官的黄斌如此，连当时的海运总指挥官吴祯也属同种情况。吴祯是朱元璋的同乡，定远人，早年与兄长吴良一起跟随朱元璋征战，逝后附葬明孝陵，是典型的早期亲信功臣。祝允明曾记载了一件吴氏兄弟因徐达被表彰功劳而产生的纠纷：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阴侯吴良、靖海侯吴祯兄弟薄暮过之，问左右曰：“何以称大功坊？”对曰：“此魏国公第也。”良乘醉迳击，坏额署，有司以闻。明日，二吴入朝，上怒问：“何以坏吾坊？”良对曰：“臣等与徐达同功，今独达赐第表里，且称大功，陛下安乎？”上笑曰：“毋急性。”未几，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区赐之。在今江阴县，良居前，称前府，祯居后，称后府，甚弘丽也。[76]
在明朝夺取辽东后，吴祯率领海运大军连年向辽东转运粮饷，同时还要兼顾海上捕倭等军事活动，先后被封为靖海侯和海国公。而在与海运相关的收取辽东的事业中，这种特点也很明显。洪武四年，率军从山东半岛北上渡海占领辽东的，是合肥籍军官马云与六安籍军官叶旺，他们同样来自淮西地区，此前也没有接触海上生活的记录，后来马云还参与了辽东运粮的活动。
作为淮西出身的内陆人，很可能不习惯海上生活方式，这也很可能会导致航海者健康的损害和海运效率的降低。那么当时为什么不选择富有经验的航海者，而是让这些内陆官兵从事海运事业？观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这是由明朝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的具体政治形势所致。元朝末年，为政府承担海运工作的是张士诚、方国珍和陈友定势力，这些沿海政权的军队是元末海运的承担者，也是当时水军与海船的主要拥有者。朱元璋在统一全国的历次战役和战后重建中，从他们手中接收了大量水军与战船，仅洪武四年时吸收的方国珍旧部就达11万余人：
（洪武四年十二月，）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77]
方国珍势力中的很多人来自元代海运船户[78]，其中有些人后来又进入了洪武海运和郑和下西洋的队伍。这些人无疑拥有更丰富的航海经验和技术，但从安全角度考虑，如果主要依靠他们出海运粮，显然不能完全可靠。毕竟海洋辽阔无际，这些水军又来自敌对阵营，如果按照当时海运的规模，为这些富有经验的水军配置数千条海船，随行装载数十万石粮食，任其自行出海航行，则很有可能一去不返，甚至如当时的兰秀山事件一样，占据海岛与明朝对抗。因此，为了保证海运安全和政权稳固，明政府也只能将自己的陆军和内陆水军作为海运的基本力量使用。
朱元璋《大诰武臣》中记载了发生在太仓的一次诅咒军人事件。这次事件因船上祭神而起，最后当事军官被贬去云南屯田。按照制度，百户是管辖112人的军官。与诅咒本身相比，让朱元璋更为不满的是此人以军官身份与小军冲突。从事件经过和朱元璋的语气中，可以想象当时航船上的生活场景：
金吾后卫百户秦仲良，差他领军出海运粮。行至太仓泊船，各军自备钞贯买酒肉祭神祈福，不曾将去送与他。他因此怀恨各军，当日晚夕就在船头对天烧香，咒说道：“这一只船就太仓河里沉番（翻）了，把这一船的蛮军都淹死了。若是不沉了，到那黑水洋里也教沉了。我爷儿四五个，便做死了我时，我也有儿子出来承袭做官。”他后来这事发露，贬去云南屯种。他已自做官了，却和那小军每争些酒食，做这等见识。说将起来，也惶恐死人。似这等人，他如何去管得那人下？你怕他逃得将去！[79]
这位军官很可能来自北方，因为在他看来，一船士兵都是“蛮军”。士兵们之所以没有将酒食送给这位军官，可能也暗示了当时以北方军官统率南方水军，两个阵营间隐隐存在的对立情绪。
从元末明初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明朝的水军实际上是在朱元璋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以陆军和内陆水军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朱元璋平定南方各割据势力的顺序，在方位上是由西向东再向南，陆续平定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势力，而在参加战斗的兵种上，则是由陆军到内陆水军，最后再到沿海水军。在吸收了巢湖水军，并经历了鄱阳湖大战，积累起丰富的内陆河湖作战经验之后，朱元璋的军队也逐渐开始海上作战，后来的洪武海运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明史·乐志》中记载洪武三年定宴飨乐章，其中第二支为开太平之曲，从中可以看到明初水军的这种情形：
名《风云会》：玉垒瞰江城，风云绕帝营。驾楼船龙虎纵横，飞炮发机驱六甲，降虏将，胜胡兵。谈笑掣长鲸，三军勇气增。一戎衣，宇宙清宁。从此华夷归一统，开帝业，庆升平。[80]
朱元璋为明朝水军的战斗力深感自豪，并认为仅凭这一条理由，自己的功业就已远胜汉唐：
汉唐之将长骑射、短舟楫，不利涉海。朕自平华夏、攘胡虏，水陆征伐，所向无前，岂比汉唐之为？[81]
但在宏大功业的光芒下，还要看到明初水军官兵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因为辽东海运中不可能完全使用元末各割据势力遗留下来的水军，即使派遣他们运粮，也必须有大量淮西出身的嫡系官军一同出海，客观上起到监督作用，所以许多此前没有经历过海上生活的内陆官军只得奉命加入海运队伍。明朝建立初期，政治军事领域中许多重要职位多由淮西一带出身的功臣占据，当时的海运负责人也是如此，例如廖永忠原是巢湖水军出身，吴祯则是在征战过程中逐渐接触水军和海运的。从内陆来的官兵们面临着各种海上风险，《武职选簿》中屡见海运官兵非正常死亡的记载，例如有分别来自新繁（今属四川）、当涂（今属安徽）和和州（今属安徽）的三名总旗和百户在出海时被淹死，一名来自寿州（今属安徽）的镇抚因运粮船失火而丧生：
（新繁县）人张官音保……（洪武）二十一年钦调金吾后卫水军所充总旗，二十五年运粮，遭风淹死。[82]
（当涂县人）李四儿……钦除横海卫后所世袭百户，三十年海洋遭风淹死。[83]
（和州人）鲁丈……（洪武）十七年除鹰扬卫右所世袭百户，二十年出海运粮淹故。[84]
（寿州人）王富……洪武元年除广洋卫所镇抚，四年辽东运粮船失火烧死。 [85]
《（万历）应天府志》中还记载了一位洪武年间被旌表的唐姓女子的事迹。她与出海的丈夫生离死别，直至最终殉情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海运官军面临的艰险形势：
唐氏，六合人，适龙虎卫陈贵。贵领海运，唐度不能还，乃断指为别。贵果溺水死，人慕其色，欲求娶。唐泣下，乃嘱邻人宜备火，中夜纵火自焚死。乡人哀之。[86]
虽然海难事故在历代海运中无法避免，但让此前从未接触海洋的内陆人下海航行，其实他们连海上生活都未必能适应，其结果肯定只会加重人员损失。后来万历年间出使琉球的使臣夏子阳曾记载刚出海时人们晕船的情形：
黎明开洋，南风迅发，一望汪洋，渺渺连天。海波起伏，前激后拥，澎湃有声。封舟初在内港，安然若山，至此随波荡漾，飘如一叶，舟中人晕者、呕者、昏迷欲倒者纷如矣。[87]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七年六月，因暴风造成海运官军死亡717人，洪武十七年五月，海运途中又有溺死者近200人。这些意外事件和因不习惯海上生活而导致的健康问题，都对洪武年间的海军官兵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洪武十一年，吴祯再度赶赴辽东，却因患病回到京师，第二年去世。在明朝初年的诸多功臣中，吴祯是离世较早的一位，不排除是长期的海上生活对其健康造成了影响。(www.xing528.com)
但在明初辽东粮储必须继续运输、倭寇与海寇还需继续肃清的情形下，从事航海业的内陆官军们只能父死子继，例如黄省曾先祖黄斌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就先后继承了军职，继续从事海运事业。
黄斌有两个儿子，分别为黄忠、黄信。黄忠字思忠，于洪武九年继承了其父苏州卫流官百户的职位，从洪武十一年开始督运前往辽东的粮船，跟随舳舻侯朱寿、航海侯张赫在海上航行。按照黄省曾的描述，黄忠的航海生活依然是“劳苦万状”[88]，在经历了长达十三年的风涛之险后，黄忠于洪武二十四年去世，葬在其父黄斌墓之南。由于长年在外奔波，黄忠没有留下子嗣，世袭职位转由其弟黄信继承。于是洪武二十五年时，黄信承袭了苏州卫百户一职，从洪武二十六年到洪武三十年，继续负责督运辽东粮储的工作。曾经有人建议黄信从家族延续的角度考虑，不要再从事海运工作，却被黄信拒绝：
或告信曰：“海运，艰役也。父以悴死，兄以弗子，何不少辞，以图延绵计耶？”信曰：“生死，命也。继绝，天也。从役，分也。吾安能辞？即欲殒死，绝嗣牖下，其能免乎？”卒不辞。[89]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下令停止从太仓到辽东的海运，原因是辽东屯田已颇见成效，而海上风波多险，经常造成官军伤亡，朱元璋认为这种代价过于沉重，并早已将其形容为“一夫有航海之行，家人怀诀别之意”[90]。《金陵梵刹志》中所载的洪武三十年十月的一道圣旨中，也有关于超度亡故海运官员的内容：
近年多有征守、镇戍、海运官身故，及西平侯、信国公等亡故，都不曾超度。恁礼部择日，于善世寺条设水陆三日一夜普度。钦此。[91]
从黄氏家族的遭遇来看，官兵即使没有在海运途中非正常死亡，但健康和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考虑到明初海运官兵的籍贯来源，还可以推测，一方面，许多参与运粮的官兵来自内陆地区，此前没有在海上工作生活的经验，对海洋灾害的抵抗能力不足，这很可能导致了更严重的伤亡；另一方面，正因许多官兵来自淮西地区，而淮西功臣是明朝赖以建立的人事基础，与政治中枢的关系更紧密，所以对于海运的负面意见和舆论更容易上达天听，影响朝堂决策，这都很可能是促使朱元璋停止海运的原因。
然而在此后的建文、永乐年间，明朝的海上活动并未停止，黄信的事业轨迹也一直与国家航海业有关。永乐元年，黄信继续出海，督运前往辽东的粮储。由于明成祖朱棣即位后，陆续开始了经营北京和北征沙漠的事业，需要海运物资，所以黄信从永乐二年到七年一直督运前往直沽，再转运到北京通州的物资，其间还在南京监造海船，直到永乐八年在监邸去世。
黄信在南京监造的海船，可能是一般的运粮船，也可能是准备下西洋用的海船。永乐年间留下了多次制造海船的记录，其中一些应该与出使有关，但因当时也有他人出使西洋，所以不能确定是否为郑和的船队所用：
（永乐二年正月，）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92]
从时间来看，这五艘船很可能是为了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所造。后来明朝向琉球派出使臣时，通常也会提前一年在福建造封舟，所以永乐二年的这五艘海船有可能是专门给郑和船队提供的使船。
（永乐五年九月，）命都指挥汪浩改造海运船二百四十九艘，备使西洋诸国。[93]
这很可能是为了永乐七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所造。海运船的船型与远洋航船不同，《天工开物》中有这样的记载：
凡海舟，元朝与国初运米者曰遮洋浅船，次者曰钻风船（即海鳅）。所经道里止万里长滩、黑水洋、沙门岛等处，苦无大险；与出使琉球、日本暨商贾爪哇、笃泥等舶制度，工费不及十分之一。凡遮洋运船制，视漕船长一丈六尺，阔二尺五寸，器具皆同，唯舵杆必用铁力木，艌灰用鱼油和桐油，不知何义。[94]
2014年8月，江苏太仓出土一艘海运船，长18米，宽5米，前半部呈V字形，后半部平缓变成U形，被认为是元代江浙的典型近海船[95]，有可能就是元代和明初的海运船形象之一。
据说在元代到明朝初年的海运中，还有一种名为两头船的海运船，头尾两端都有舵。明朝中期的丘浚这样解释两端设舵的原因：
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96]
当黄氏家族的又一代先祖黄信去世时，其子黄昱年仅五岁，虽然明朝的国家航海业依然继续，郑和下西洋的宏大举动也已开始，但黄昱这个年龄却无法参加任何海上活动。十年后，当十五岁的黄昱承袭了家族的百户职位时，也没有记录显示他再参与造海船或是下西洋活动。后来下西洋全面停止，黄氏家族可能再也没有参与到航海事务中。但在百余年后的嘉靖年间，当黄氏后人黄省曾为先祖撰写生平事迹时，却表现出了对明初航海业的浓厚兴趣和了解。当他记述黄忠的经历时，不但将当时从太仓到辽东的海上运粮路线写入其中，还将航海者们观天象、测水深，用罗盘和星辰导航的情形作了描述：
其海道：遮洋船出刘家港，由满谷沙、崇明黄连沙北指没印岛、黑水大洋、延津岛、之罘、成山，西绕夫人山，东出刘岛鸡鸣山、登州沙门岛，以达于辽阳。昼则主针，夜则视斗，避礁托水，观云相风。[97]
“昼则主针，夜则视斗”应当只是一种文辞对仗的写法，因为夜晚一样要看指南针。“避礁托水”说的是避开航线上的岛礁风险区，用以“托”为单位的测深锤计量水深，即《顺风相送》中的“打水若干托”一类记载。在黄省曾记述黄信的事迹时，还提及了“（永乐）二年，命总兵官一人、副总兵一人统海运，至直沽，以三版、划船转至通州”[98]的水军制度。
三版也就是舢板，有些记载中也写作三板、杉板。《龙江船厂志》中写作“叁板”，并注明“划船同”。这种小船在大船之间或者船和岸之间灵活机动使用，即“杉板者，舟之小船，泊时渡人者也”[99]。如元代贡应泰《海歌十首》之一描述：
黑面小郎棹三板，载取官人来大船。日正中时先转柁，一时举手拜神天。[100]
图1-4 《龙江船厂志》中的叁板船[101]
与一般记录人物生平的墓志铭相比，这些对海路和航海技术的描述无疑显得过于详细。此时明初海运早已成为历史遗迹，黄省曾在先人墓志铭中多处提及海运遗事，无疑表现出他对先祖功业的感情，以及对明朝航海业的浓厚兴趣和深入了解。而在此前的正德年间，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中记述了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风物特点，并记载了各种针路资料，表现了他对明代前期国家航海业的熟悉程度，也间接解释了他为何会在先祖的生平行状中详细记载海运路线和航海技术。从黄省曾的经历来看，作为明初海运军官的后代，他对海洋充满兴趣，并对祖先参与航海业充满自豪感，写作《西洋朝贡典录》在客观上弥补了黄氏家族未曾直接参与下西洋的遗憾，这或许也可看作明初海运为后人留下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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