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地域空间观念的发生、发展与社会政治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本节通过中国早期文化观念的发展及其空间礼制的讨论，探讨我国传统地域空间观念的政治礼法内涵，以及其对后世环境观念与空间实践的影响。
7.3.1 “禹迹”—中国最早的地域空间实践
（1）中国最早的地域空间记录
人地关系越密切，人类的地域空间观念的积累越多。甲骨卜辞材料中记录有丰富的地理内容，仅商代文字部分就已有上千个地名，其后世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可谓我国传统地域空间观念的发端。地名属于人文地理范畴，它体现的是大地上人类社会活动的积累和人类对地域空间的标志、认知。大量出现的地名，说明卜辞记录的人地关系密切，如对一些“鬼方”“工方”“夷方”“土方”“羌方”等地域空间的表述，即反映商人的活动范围和空间视野已相当广阔。因此，可以断言，中国最早的地域空间观念的形成及系统化的地域观念，在先秦时代即相当丰富，对后世地域空间观念的成形和城镇规划思想的影响至深。
（2）“禹迹”与九州
在中国传统地域空间观念、思想起源的过程中，“大禹治水”事件至关重要。从环境科学的角度看，大禹治水的意义不仅只是“战胜水灾”，它还包含了一系列整治疆土的空间实践。目前为止，能追溯到的中国地域空间一体化、系统化的空间格局观念形成的起点，就是以大禹治水事件为标志。
大禹治水所经行的地方被称作“禹迹”。“禹迹”贯通古代中国南北，具有统筹地域空间整体格局的重要意义。“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引自《左传》)，在“禹迹”贯通的地域空间内划分为九个州，从地域空间观念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迹”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九州”，反映了一套完整的地域空间分区体系，一个广域空间的地域格局。
根据地域发展的具体进程可以推断，商代的地域格局不是一个弥合的整体，而是以都城(大邑)为中心，四周远近散布着众多诸侯“据点”。在这种地域格局的空隙地带，存在着广阔的自然生态空间。就是说，在“九州”的总体格局下，商朝的地域格局是“疏而有漏”的大分散、小聚集模式，这也是早期广域空间地域格局的基本特征。
国人一般把“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归于秦始皇，但是在地域空间观念上，“一统化”或一体化的思想观念在周代已发展得相当完善。除了“禹迹”这一带有原始痕迹的一体化地域空间观念外，周人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更为成熟的一体化地域空间观念，而“九州”则是它的具体分区。周人将大禹治水与“德”密切联系起来，即大禹治水已成为“德”的重要例证与标志。“德”是周人崇拜的对象，是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正统性的标准。大禹治水与“德”的结合，使“九州”具有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这一思想为后世以“九州”为代表着大一统的地域空间观念不可动摇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并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空间层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地域空间观念以及“体国经野”思想的形成。
7.3.2 王朝地理的一统观念与地域空间认知
（1）王朝一统观念与“天下”观
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思想与空间观念有着颇为深远的历史基础和浓厚的政治、文化背景，而共主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制国家结构形式在凝聚万邦、缔造华夏文明的早期空间一统模式的过程中，则发挥着催化剂的作用。
中国具有早期国家特征的格局始于夏代，其生成途径大致经历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几个阶段。中国早期国家一经产生，就建立起了以夏后氏为天下共主的早期国家结构形式。从中国夏、商时期的原始联盟制与古希腊的城邦制比较来看，两者均系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体制。古希腊诸城邦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非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夏、商王朝与邑外诸侯之间，则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夏后氏、商王不仅是夏、商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是天下诸侯的共主，王权得到了充分的孕育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天下一统的朦胧的政治理想与空间观念已开始初露端倪。
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和先秦诸子阐述的思想，塑造了中国古人的地域空间观念。在人们的观念中，三代的帝王都是“天下”的共主，中国的“天下”观把华夏文明所覆盖的所有地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统摄“万邦”。东周开始的诸侯异政，被视为“天下大乱”。先秦诸子提出各种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国”，即各个诸侯国，最终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华夏共同体，使“天下”最终“定于一”，也意味着使某位君主“得天下”。当秦汉的大一统实现后，“天下”愈加成为象征王权一统的地域空间整体观念。
（2）王朝一统思想对地域空间认识的影响
王朝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以地域建立稳定的王朝秩序，解决各地之间的协调关系。关于这一套思想观念，在《周礼》中称作“体国经野”，在后世“体国经野”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了王朝时代经纬大地的典章制度。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地域空间观念的主干大宗，是被儒家化的王朝地理空间秩序，主要围绕巩固王朝与建立大一统的区域空间格局，强调等级秩序、中央一统。
用数字描述对象世界是我国古代空间秩序认知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四海、五岳、九州等。《易经·说卦传》记有“参天两地而倚数”，意思就是依据数目来考察天地。古代数学是从已知推未知的认识手段，数可以揭开事物大小、长短、高下、方圆、曲直……微观的事物可以丈量，而宏观的事物则只能推算，推算的结果必然是空间秩序的“数字化”。大禹的传说也多与测量有关，他开九州时“左准绳，右规矩”，而在《禹贡》中更是记载了:“九州”“四奥”“九山”“九川”“九泽”“四海”等对地域空间格局的“‘数字化”认知。先秦的齐国是文化大国，出自齐人之手的《考工记》更是用了大量的数字以指导王城的规划建设，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所谓“体国经野”，就是体察王朝一统政治观念的空间经营，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四、五、九分法的空间秩序观念，或者说古人对地域空间的认识总围绕着四、五、九这三个数，如“四方”“四野”“四封”“四望”“四垂”“五方”“五土”“五服”“五岳”“五湖”“九土”“九山”“九川”“九域”。在四、五、九这三个空间分法中，四分法的根据源自古人对天象的观察，而五、九分法的思想基础则是基于王朝地理正统思想的空间秩序化，核心是“中央”概念的建立。“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引自《韩非子》)，“中”的作用是将“四方”统率起来，“数，尤礼也”(引自《韩非子》)显然已经是王朝一统意识形态的空间格局再现。将集权社会的结构扩展到“莫非王土”的“普天之下”，便推出了五、九分的地域空间观念。五、九地域空间观念表面上看是“分”，但实质则是强调一统的“一”，即在“一”的整体之内才允许五或九的地域空间框架。因此，五、九空间格局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的“中地论”，对九个方位的格局，后有一个专名:“九宫”（见图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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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九宫图
在中国古代的空间体系里，几乎都有“中”的概念。将以“中”为统率的空间体系用五、九的数字模式表述，既表达了古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又反映了王朝地理思想与文化的深刻内涵，并构成我国传统空间观念发展、演化的主线。
7.3.3 地域空间思想与社会秩序建构
（1）中央一统之国的空间格局及实践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便出现了“九州”“五岳”“四海”等体现一统思想的地域空间观念。传说时代的上古帝王是华夏文明开基的代表，他们几乎都有组建大地域社会空间秩序的伟业。《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人伦初祖”黄帝曾“抚万民，度万方”，展示了一幅大地域空间格局的基本面貌。帝尧“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舜则“同律度量衡”，变四方，令“天下咸服”。至禹，平水土，置九州，更是华夏文明在大地域空间上确立空间秩序的象征。
古代地域空间观念的现实目标是建构中央统一的大地域王朝。“中国”的观念在周武王时已经出现，指的是篙山、洛水一带，周公筑锥邑，就是实现建立一个居天下之中的城邑的具体实践。“中国”的概念与都城的核心性有密切的关联。“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表达了商都即为四方中心的意义。由于要具备核心性，中国古代都城必须具有凌驾巨大地域空间的权威力量，这是中国都城的政治一统思想的本质体现。古代文献中对都城的描述，无不宣扬它的“拱极”地位。另一方面，在都城的形态格局方面，也要突出帝王的唯我独尊，构成象征宇宙的形态。这些宏观到微观的空间秩序观念，体现为都城择址和空间格局对礼法等级的追求。皇权无所不在是一统王朝的政治目标。全国空间区划是整个王朝地域保证皇权有效存在的重要手段。空间的至高性是增强都城在大地域空间中权威性的有力措施。在儒家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治伦理和空间礼制，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感受到行之有效的社会伦理秩序。
（2）地域空间观念与国都择址
从地域空间格局观念的形成看，古代王朝国都的择址非常重视王朝正统性的认同问题。从先秦时期起，华夏地域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空间秩序建构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一统性的地域空间观已然形成。没有一统的思想，就没有一统的行动，思想先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所谓一统的地域空间观念，包括“九州”“五服”“五岳”等。这些空间观念渐渐与华夏文化中的“大义”相联系，成为经典的空间观念，支撑着后来的王朝地域建设，王朝空间礼制秩序的认同。
“九州”是“中国”的代名词，九州的范围、九州的完整，是中国古代王朝在疆域上正统程度的重要标准。在九州之内建立的王朝，即可获得几分正统性的认同。古代南下建立王朝的北方民族，为获得正统性的承认，大都要进入九州之内。如北魏鲜卑孝文帝政权的南迁，原因就是“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引自《魏书》卷十四)。在九州之外只能算是“四夷”，而没有正统性。孝文帝要在社会空间秩序的建构中追求正统性的承认，必须在地域空间格局中进入九州之内、居九州之中。
除了“九州”，“五岳”也是一个重要的具有法统意义的地域空间秩序概念。五岳一般指代东岳泰山、北岳恒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是先秦时期逐渐形成的地域空间秩序观念。杜甫《春望》诗中曰“国破山河在”，表达了对山河永恒性的寄托，而这种山河感情，绝不是纯粹的自然山水之情，而是在自然山河中感受到的一种具有认同性的国家品格。这种依托自然山川的国家品格，来自根基甚深的“名山大川”的礼法传统。“名山大川”在古代，绝不是游人多往而“俗成”的胜景，而是由王朝正式确认、有严格祭祀制度的特定的山、河。这些山川以显赫的景观形象、均衡的地理布局，逐渐成为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王权象征与空间框架。五岳就是其中最具有疆域象征性的名山，且各有封号。世界整体性空间秩序的基础。
五岳的范围是九州、神州认真对待岳的问题。“岳镇方位，与都城有一个协调关系，……追求王朝正统性，必然在地域空间格局中当准皇都”(引自《晋书》卷五十九)，就是说五岳的分布应当靠近中岳，其他东、西、南、北四岳各如其方。因此，历代不少王朝都尽力向这个理想格局调整。他们或者是改变都城的位置把原来在五岳之外的都城迁到五岳之内，或者是重新命名一些名山，给这些名山以“岳”的地位，扩展“岳”的空间范围，使都城归于五岳之内。周公曾经“权立吴岳为西岳”，原因是“五岳之外(以华山为西岳)，周公为其于止不均，故东行到事实的确立，是这一政治—文化地理过程的重要侧面，它一方面以礼仪道德的形式支持着对辽阔国土空间的一统性建设；另一方面则展现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向自然景观注入浓厚的礼法含义，而使其成为独特的描述华夏文明的空间语言。古代王朝所关注的都城与五岳的关系问题，表明五岳的分布正统地域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在寻求王朝正统性的认同，同时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指标。关于“认同”的概念，姚大力先生指出“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连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认同，包括一种地域空间的归属感，正统地域的归属也就要是归属到九州之内、五岳之内。
（3）“体国经野”之道分析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王朝地理的一统空间实践始于西周与秦。所谓王朝地理的空间实践，就是在规划格局中建立体现王权正统的空间秩序，有效地管理国土实现王权。关于这一套措施，《周礼》称作“体国经野”，属国家管理的总纲大计之一。《周礼》记录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管理大地域空间的办法，西周采用的是封建制，秦代实行的是郡县制，这是人所共知的两大基本形态。汉兴承秦制，使郡县制走向成熟，正是由于秦汉郡县制的成功实践，使先秦时期便已酝酿的大一统思想得以巩固和弘扬。
如果说《禹贡》树立起了中国传统地域空间观念的思想理论形态，那么《汉书·地理志》则记录了空间观念走向实践的真实情景。于洛邑，各诸侯谋作大于之居，是西都无西岳，权立吴岳为西岳”(引自《尚书·康浩》(郑注)） 。
“吴岳”位于今陕西陇县西南，在镐都的西方，把吴岳立为西岳，就等于把五岳范围向西扩展，镐都也就进了五岳。历史上进入中原的民族统治者，也十分重视都城与岳域的关系问题，地域正统性的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秦始皇定都咸阳之后，五岳的分布偏于东方的局面有碍秦朝统治的正统性，所以始皇重序天下名山大川，以使咸阳居五岳之中。建立金朝的女真人，都城在燕(今北京)，因为位于五岳之外，也有人提议“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引自《金史》卷一百五)。
这些像秦始皇的办法，都城不动，而议定一套新的名山布局，把都城环绕起来。清朝遇到了与金朝类似的问题，其都城北京依然在五岳之外。清朝实行了一些岳及名山的调整措施，以合于“岳镇方位，当准皇都”的正统原则。其主要措施是，正式将北岳恒山(原在河北曲阳)改在山西浑源，向北移动了一段距离，使传统的五岳北扩。另外，清朝还“诏封长白山神如五岳”，（引自《清史稿》卷八十三)，把满清人发源地长白山升为“岳”的地位，这就等于将五岳范围扩到了东北地区。
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五岳从概念书中记载了一个现实一统王朝以郡县为纲的国土构成，或者说是王朝的社会空间结构。它包括全国土地依郡县级别的分割方式、各行政地域的人口数目、何处何地设有工商衙署、重要地方的历史沿革、名山大川、祠所位置等。需要指出的是，分割州、府、郡、县政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它要根据“天时”“人和”的变动而随时调整空间格局，这正是体国经野思想的能动性、操作性、规划性所在。在古代王朝策略中，包含着地域空间策略，如“推恩法”“犬牙交错”等都属地域空间手段，用以削减诸侯势力、防范地方割据。周振鹤先生曾精辟地归纳了中国古代“体国经野”，也就是地域空间上权力运筹的几个重大问题:分封制与郡县制、二级政区与三级政区、行政区划幅员的伸缩、犬牙交错还是山川形便、行政区划的等第变化、军管型特殊政区的设立等。
王朝体国经野实践的成功例子，以西汉诸侯王国封域的变迁最为突出。汉初诸侯鼎盛时期，“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里”(引自《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但是到了汉末，通过“削藩”“推恩”等一系列割裂、削夺王国领域的政策的实施，诸侯式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国只有三四县。王侯衰微，汉王朝得以巩固。此外，在中国历史中我们还看到，出于管理大地域空间的政治需要，在疆域的重要部位，还形成了行政地域划分的反自然主义即“犬牙交错”的办法。如河南河北不以河为界，湖南湖北不以湖为界，“这种行政地域划分力反自然地理的山水格局界线，加紧山两侧、水两岸之间的居民联为一体的行政措施行之有年，的确给动荡时期企图据险而守裂土自治的军政集团增添了意想不到的麻烦”。而“原属同一政区的居民共同生活的经历养成了山水两侧非要一体不可的习惯。此种民族聚合作用不言自明”。因此，探索中国传统地域空间思想的发展，不能脱离对王朝政治地理的研究。
在我国传统地域空间观念中，的确包括对山水宏观格局的系统认识，但在人文地理占主导地位的王朝时代，自然山水常常被纳入表述王朝疆域的空间话语。名山大川的宏观格局被看作华夏大地的骨骼、基本框架，其最高意义是为王朝大局规定永恒分野。自然空间的人文化，将自然景观注入浓厚的礼法政治含义，运用礼制进行有力的辅助和补充辽阔国土的一统性，使其成为独特的描述华夏文明的文化语言，是我国古代传统地域空间观念的重要特征。自古以来，面对中国大地之上的纵横山水、复杂人文，一代代的人士都渴望理出它们的来龙去脉，并欲依照各自的价值观念，辨出天下的利弊格局，从而立国治天下。我国幅员辽阔，地域空间中隐含的各类人文地理格局历史渊源。了解这一格局的形成及其深层次的内涵，才会更清醒地认识到地域空间结构的人文渊源，形成完整、科学的地域空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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