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与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地域性将长期存在，并行不悖。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20世纪以来在世界贸易的推动之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加速推进，但同时我们又明显地看到，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以及中华文化圈仍然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和阵地。正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世界人居环境的多姿多彩，在一个生活着60亿人口的“地球村”里，一体化意味着彼此往来、交流、互通有无、互补互利，具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和共同利益，一体化绝不意味单调单一、没有区别、没有个性、没有民族和地域的特殊利益和要求。
就中国本土而言，在20世纪经历了几次西方外来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例如20世纪初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20世纪中期以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大量渗透。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路线的全方位贯彻，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在广泛地吸取世界各国的已有成果。在环境规划与建设领域，有的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有的在汲取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我国环境的发展与建设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注意民族的接受习惯和需要的原则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但不能照抄照搬。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与世界“接轨”的呼声日益强烈。的确在经济、文化乃至环境规划建设领域，“接轨”之势不可阻挡，我们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接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文化领域方面、在环境的地域特色方面、在文化景观的综合呈现方面，不仅要“接轨”，而且还要长期保持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形成了人类环境地域聚居研究的，科学地联系地域文化和文化景观的“生态逻辑”(见图6.1）。
图6.1 地域文化与文化景观的生态关系示意图
6.3.1 文化景观与自然生态环境
（1）社会的进步与自然生态环境
从人类最初的茹毛饮血到今天的星际漫游，在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环境始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对话者，它在成为文明开拓对象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能量和资源、时间和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环境辩证关系的发展史。
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非常有限，社会的演进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的恩赐。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增进了对生存中自然环境的了解，掌握了一些诸如挖凿运河、修筑堤坝、环境建设等技术手段和方法，用于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原生的自然生态环境。在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人们开始由顺从、膜拜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地域文化的观念也逐步形成，生存形式也由原始走向现代。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树立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天赋人权”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人”的权威性。
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工业革命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技术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今天，膨胀了人类的自我中心意识。在利益的驱动下，随心所欲的发展建设，使人类的生存活动，在自然环境中由自然走向自为。形成了人类环境的发展与自然相对立，导致了环境形态、思想理论和心理审美的混乱。于是环境生态失衡、社会矛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人类的环境发展是源于自然、依赖自然并回归自然的社会行为。人类的环境发展与建设应该被控制在自然环境所允许的生态价值之内，使人类的活动在自然环境中由自为向自觉转变。
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不同地域环境所形成的顺应自然界的自在的形态以及方法理论，在当前注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将经历一个螺旋式的辩证提高过程，对当前的环境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价值。
（2）文化景观的形态因素与自然生态环境
文化景观作为环境设计特征综合体的集合，其形态特征是人们在地域环境中的栖居所在，它在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庇护的同时，也反映出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性、特殊性。从根本上说，文化景观的形态特征是人和地域自然环境对话的中介，是在特定时空维度中人地关系的呈现。
人类发展的初期，以自然环境为其生存的庇护，原始的环境直接利用地域自然中的天然地形和材料，在自然环境中构建出一个生存的空间领域，原始生存环境的形态是自然的，它们朴素地融合在原生的自然环境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关于聚居空间的概念日趋系统化、复杂化，人类的建筑艺术在古代社会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然而，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中世纪的拜占庭以及唐长安这样代表着古代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都市中，人类生存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生态特征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环境的形态特征、空间组合和构造方法也普遍地反映出地域生态环境的要求。文艺复兴后，人从自然中脱离出来，人类环境逐渐成为自然中的控制性中心，如拿破仑时期的明星广场成为一个地区的中心，控制着城市的肌理。此后，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在赋予人类强大能力的同时，却未能限制这种漠视自然的发展态势（见图6.2）。
图6.2 原始自然形态景观
20世纪后，标准化的社会生产和平庸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促使现代建筑的国际风格在全球蔓延。混凝土、钢和玻璃构筑的全封闭建筑，全然不顾地域自然生态环境和建立在地域资源基础上的有效适宜的传统技术。人类生存环境与自然之间维系了几千年的朴素关系被完全撕裂，技术至上观念加剧了地域资源浪费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形成。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开始重新关注自然生态的特征和演进机制，研究自然环境的可能和限制，寻求现代技术与地域生态的结合，探索一种在地域生态意义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发展理论。
（3）文化景观、生态环境理论及审美心理
民居的一个基本意义是人类为自己在自然之中的存在寻找和建构一个立足点，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定居”，海德格尔指出:“建筑将大地作为栖居风景奉献给人们，同时在广阔的苍穹下缔建睦邻栖居的近亲感。”
①文化景观是具有一定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对于生存环境的整体认识。当自然环境显示出栖居特征时，人们就在这里聚居、发展。文化景观是一种文化感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环境的图示模型。它引导人们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有针对性地发展景观环境。文化景观作为一种人文图示，其形成建立在特定空间环境中的文化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人们对于特定地域中自然环境长期认识、理解和适应的结果。在埃及的沙漠中，尼罗河和太阳运行的轨迹构成的正交坐标系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生存环境模式。建立庞大帝国的罗马人，梦想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形成东西和南北轴线将城市空间四分的格局模型。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道家的阴阳相生理论，从来没有使人类生存环境与自然产生过二元的分化。“居山水间者上”，中国古代的生存环境一直与自然保持着朴素的和谐关系（见图6.3、图6.4）。
图6.4 中国古代人与环境融合的民居形态(www.xing528.com)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文化景观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一种理想模式，还是一种发展目标。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下，利用自然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消除和弥补其中的形态与不足，对自然环境发生作用。研究表明，处于不同地域环境中的民居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线形、圆形和集簇形。线形聚落一般出现在有明确方向和限制的环境中，如峡谷、海岸、河道以及公路等集簇形的环境，通常出现于有集中倾向的自然环境中，如盆地和山丘，在开阔、无限定的自然环境中，民居环境常常呈现圆形布局。三种类型的形态，直观地反映了自然环境对民居的影响，形象化地表现了文化景观的特征。这种形态形象化地表现地域生态品质的特性称之为缘地性。传统的建筑在空间与环境有机结合中，从形态到工艺技术、从社会生活到空间格局、从社会形态到文化形态，都显示出对自然生态的朴素适应。它们形象地反映了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显在特征和潜在可能。在社会意识和文化架构的支持下，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逐步由形象化上升为象征化。如我国的风水理论，即揭示了民居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由形象化上升为象征化的过程，把局部的经验概括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并从特定的情景中脱离出来，成为“文化课题”，转移和使用到其他的场景中。象征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对有利因素的肯定和利用，也有对于不利因素的否定和修补。象征化是自然环境关系中较高层次的作用方式，它超越了既定空间和单纯物质层面的制约，引入哲学的思考和文化的维度，而把地域环境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交织起来，在深层次上决定了地域环境的发生和发展。
6.3.2 文化景观与地域生态环境
（1）融合分析
介于地域生态环境和文化景观之间的融合，是设计对象在景观实践中的具体展开。在具体的景观设计中，把人与地域生态转换成现实环境，并作为文化景观呈现出来。显然，在这一过程对地域生态环境的特征构成和发展演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外来文化的吸纳所构成的地域文化，通过形态特征、理论特征、美学特征，实现了与作为特征综合体集合的文化景观的互动作用。在横向关系上，此三种特征相互交织、彼此重叠，形成一个复合的生态融合体；在纵向关系上，每一个特征又都是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的动态存在。（见图6.5）
图6.5 文化景观与生态价值关系示意图
（2）生态价值观念分析
在生态环境中，人类社会进步与生存实践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所引起生态平衡的改变远远超过自然环境的作用。无论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所引起的生态平衡的改变，对人类来说可能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可能有害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就存在着对这种转变如何评价的问题。在这里，价值观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价值是主体判断自身实践活动结果的一种内在尺度，按照实践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对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可以区分出价值的大小和正负。显然，价值评价是以人为主体的一种价值评判，用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人类环境发展所带来的系统平衡的改变，可以将这种改变区别为两类:一类是带来积极后果的改变，如荒漠变绿洲、荒原变良田、荒山变果园、荒滩变城市……正是这类改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提高了人类自身的素质。引起这类改变的实践就具有正价值。另一类是带来消极后果的改变，例如：大量垦伐森林所导致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围湖造田所造成的气候失调，发展工业所引起的烟雾、酸雨、环境污染……这些改变尽管不是人们原来想追求的，但却现实地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引起这类改变的实践至少包含着负价值的因素。所以，人类社会发展所引起的生态系统平衡的改变往往具有两重性，即往往是利弊交织的。因而需要区分以下四种情况:
①既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经济效益)，又使环境更有利于人类生存(简称为环境效益)的发展；
②有经济效益而无环境效益的发展；
③无经济效益而有环境效益的发展；
④既无经济效益又无环境效益的发展。
从价值指向来说，人们追求的无疑是第一种发展，但是，第二、三种发展甚至第四种发展是很难避免的。这就是说，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环境的发展，所造成的结果既不是全部有益的，也不是利弊参半的，而是有时利大于弊，有时弊大于利，有时现利大于现弊。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以及人类环境发展是否会引起自然生态平衡的改变，而在于这种改变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和永续发展。毫无疑问，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切活动，就其直接目的而言，都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但是这种活动和努力所导致的实际后果，特别是其远期的、间接的后果，却可能与人的原初目的相异，甚至相反。所以，解决问题的出路也不在于“回到自然中去”，消极地维持自然平衡，而在于尽量充分地估计到自己实践活动的后果，尽量充分地估计到由于这种实践活动所导致的自然平衡的改变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做出趋利避害的最佳选择。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环境设计形态的每一次进步，不但反映人类社会结构的升级与复杂化，而且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活动介入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一个新领域。自然生态环境中原有的稳定状态受到来自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反映在来自环境设计过程中的空间实践活动。
自然环境的平衡是自然生态环境本身形成的动态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是由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不论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涨落，如果被放大并超过系统平衡的临界点，生态平衡就会受到破坏，从而使系统进入新的演化历程。人类生存系统是开放的动态平衡系统，其组成要素之间有着源源不断的物质、能量、信息流等。系统中复杂的反馈机制可以使系统保持一定的稳定状态。但是，如果环境系统中出现的某种涨落被放大至原有的调节机制，不再能维持其动态的稳定状态，就会打破先前的平衡而重建新的平衡，这就表现为人类生存环境的演进。
人与自然的整体性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因素。因此，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任何蔑视或忽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的任何一种破坏，其结果都不可避免地要祸及自身。要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首先是要在认识方面重建人和自然是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体的观念；其次是要在实践方面通过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来完善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在环境层面、地域层面、国家层面乃至全球层面上合理地组织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
6.3.3 生态承载力与文化承载力
至今，关于自然体系是否存在生态承载力的理论探讨众说纷纭，因此，生态承载力的明确定义还难以定论。但是，从其实效来看，生态承载力是自然体系调节能力的客观反映，地球上不同等级自然体系均具有自我维持生态平衡的功能，这是由于系统功能的核心是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使生态系统具有适合环境变化的功能，生态系统的适应性是其构成要素在一定环境下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生物学特性，是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自然体系的这种维持能力和调节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也就是有一个最大容载量(承载力)，超过最大容载量，自然体系将失去维持平衡的能力，遭到摧残或归于毁灭，由高一级别的自然体系(如绿洲)降为低一级别的自然体系(如荒漠)。
借鉴生态承载力的特征与属性，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系统中的生存与发展也存在着文化发展的变量。因此，可以说文化承载力是一定空间维度中，人类文化系统调节能力与自组织能力的客观反映。人类环境的自我调节、维持平衡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文化系统自组织能力的外显，自组织能力使文化系统的发展具备了适应文化生存语境变化的能力。文化系统的这种适应性是其构成要素在一定语境下的演化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地域现实的结合空间环境的渐进发展和外来空间的介入，清晰地表现为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的博弈，体现为传统文化的演进(地域空间下的历史发展)和对外来文化冲击(地域空间与外来空间系统的纠集)的调试。但是，对于任何一个文化系统，其维持和调节系统动态平衡的能力是有限的，当新文化要素的冲击超过这一限度，文化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将失去原有的动态平衡状态。例如，人类社会早期，侵略与杀戮所导致的文化种系的灭绝，产生了某些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真空—文化荒漠，而现代社会的全球化系统中，使不同地域文化在生存语境的同化作用下，形成了环境发展趋同的现象，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空间的大量复制，即环境空间与建筑形态的趋同。
造成文化语境巨大变化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等两个方面的原因。内部动因—源自地域空间下的社会进化的力量，文化系统内部要素跨越性的发展所产生的由内而外的变化，如欧洲近代的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对环境形态、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进行了重整，对工业革命兴起国家传统文化的生存语境产生了巨大冲击，改变了原有文化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轨迹。在工业话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里，环境空间、设计形态乃至思想和价值观领域均迥异于前工业社会。外部动因—源自外部空间系统下的社会传播与复制的力量，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对地域文化的线形动态演进产生重大影响，如目前众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以西方现代语境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冲击。
地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价值关系，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价值中进行考察。可突出文化因素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又具体化了地域文化对地域环境和文化景观的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和文化景观的生态逻辑的研究中，由于文化与环境、生态与环境的论述在学界已经颇多，而且不乏真知灼见，因此，我们着重从环境与文化的生存语境的变化，在人类环境与文化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论述人类环境研究所应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和态度。
在地域文化和文化景观的生态逻辑中，不论是基于全球同步发展，还是基于地域生态环境的特色演进，都是影响当代人类环境建设的重要因素。此两种力交互作用，共同引导人类生存环境向着多元、统一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目前，社会的进步面临强势对弱势的冲击、发达对发展中的影响，如果不能形成科学的地域发展观念，往往导致地域文化的失守，造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致命破坏。因此，树立科学的文化承载力观念，对于保护人类环境的多样化的繁荣，实现多元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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