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福利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全面萎缩，西方新管理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话语逐渐成为权威话语，大学这一组织机构的外部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学与国家、市场与社会文化正在形成新的多元的关系框架。在这一宏观场域中，大学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存图景逐渐变化，国际学生流动的驱动力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与矩阵模式。
在这一新型的关系结构与模式中，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市场化改革逐渐消减着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自治系统的传统理念，也迫使政府反思并建构新的治理机制与模式，开始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如契约、自我管理、评估制度等，逐渐彰显市场的规则与逻辑，市场反应模式成为高等教育运行的一个重要特色。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事项，学生与家长可以自由地在全球性的市场中选择他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学校与课程。
1973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援助政策，对国际学生实行收费政策，弥补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的不足，努力解决政府削减公共教育经费而造成的困境。同时，国际组织也开始重视发展国际学生教育的经济学意义。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教育服务纳入服务贸易的范围。扩大国际学生教育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
1980年，英国政府大幅度削减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拨款，率先推出了国际学生“全额成本学费”政策。随后，澳大利亚也开始缩减高等教育财政，1988年提出了“高等教育贡献方案”，决定对留学生收取比国内（或定居）学生更高的学费。
发展国际学生教育成为发达国家摆脱高等教育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经济与市场维度的驱动力成为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因素。同时，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对技能的需求刺激了世界各国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新兴经济体财富的不断增长也进一步激发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将其子女送到海外寻求教育机会。
国际学生的流动及其教育为国际学生目标国产生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据统计，2008年，澳大利亚教育部门的总收入合计为166亿澳元，仅低于重工业部门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率，其中来自国际学生教育的收入额为95亿澳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10），成为教育收入与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0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增长的44%来自教育（张秀琴，2011），国际学生教育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产业（王哲，2011）。高等教育业已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服务出口产品。2010至2011年度，美国高校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共计为143亿美元，加之各种相关的生活支出，国际学生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贡献额度达到202亿美元（柯进等，2012）。
在市场力量逐渐成为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最为重要驱动力的同时，另外一种驱动力也开始逐渐形成，并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显性的驱动力量，即社会文化的驱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贸易、消费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世界文化开始走向了多元化。多元文化正在崛起，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加广泛和深入，文化的碰撞也相伴而生，文化的多样性与交互性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
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趋势要求高等教育关注跨文化教育，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正确审视本土的文化，客观对待世界文化。当今世界，发展跨文化教育已成为国际教育组织、区域经济共同体、世界各国，以及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与一项教育策略。
1980年，联合国“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开始关注并倡导跨文化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出台《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等系列文件，倡导跨文化教育要“促进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及增强理解可以确认的不同团体的文化”“其目的应是从理解自己人民的文化发展到鉴赏邻国人民的文化，并最终鉴赏世界性文化”（赵中建，1999）。在实践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学生、教师、研究人员等人员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加强现代外语的学习，促进国与国之间共同感兴趣的教育和文化计划。
在这一阶段中，另一个驱动力——学术力量在全球知识服务领域的竞争中日益向市场力量靠近，学术力量在国际学生流动中的作用影响力相对消减。虽然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要求大学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作为社会大组织中的一个亚组织形式，大学从来都不是一个自我支持的组织，而是不断与外部组织交互作用，调节并变更自身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当下，高等教育逐渐由社会的边缘趋于社会的中心，现代大学既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同时兼顾社会的需求，在自身逻辑和外部需求的对抗中寻找平衡。
在当下知识经济社会中，学术权力为证明其在经济价值方面的能力，逐渐向市场靠近，以进一步证明并建固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知识的探索与传播活动中获得经济价值成为全球高等教育一个普遍的现象。(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世界很多国家政府的权力呈现出减弱的趋势。政府已逐步由以往主导管控的角色向引导监督的角色转变，其作用不再是直接决定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而是着力于建立和完善教育市场、调控教育市场，由控制转向引导，政府的权力部分地让渡给市场。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场域中，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大，国际学生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国际学生流动呈现以下特点：
（1）市场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的驱动力是这一时期国际学生流动的最为显性的驱动力。国际学生的流向更加多元，除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流向发达国家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发达国家国际学生流向发展中国家。
（2）国际学生规模快速增长。1970年世界范围内国际学生规模仅为39万人，新世纪后的2001年国际学生总人数达到165万人，31年间人数增长了4倍多。
（3）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出以项目和机构流动为主导的特色。教育项目和机构跨境流动发展迅速，国际学生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国际学生项目与机构流动表现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亚太地区、东欧和南美。
（4）高等学校成为推动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生存与发展，应对财政经费紧缩的困境，高校主动开拓办学渠道，面向世界教育市场，积极发展国际学生教育，高校发展跨境高等教育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被充分调动。
综上所述，在国际学生流动的历史演进的视域中，学术、国家、市场、社会与文化四大驱动体系不断衍生与发展，渐进地形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场域空间。四驱动力之间既存在以“知识”为起点的历时性顺序，亦存在四驱动力联合共同作用于同一时段的共时性特征。
综观国际学生流动的演进历程，知识力量、国家力量、市场力量、社会与文化力量四种驱动力并非同时产生，而是一个从知识力量、国家力量、市场力量、社会与文化力量的连续体，呈现出由知识驱动型、国家驱动型、市场驱动型、社会与文化驱动型逐渐演进的多元混合体。知识、国家、市场、社会与文化四种驱动力依据特定的逻辑轨迹运行，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特定的使命，其对学生流动的影响方式与力度不尽相同。
从国际学生流动的历史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若干结论：第一，国际学生的流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在学术、政府、市场、社会与文化等四种力量共同推动下形成的过程；第二，学术、政府、市场、社会与文化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力量的大小，强弱和方式既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即使在同一时期高等教育系统中，对不同空间的国家的影响也不同，演绎出不同驱动力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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