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总体而言，国际教育与学术交流主要以学者的流动为主，国际学生的流动仍主要是被殖民国家流向欧美殖民宗主国、社会主义国家流向苏联，以及北美和西欧之间的流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等教育层面国际学生的流动呈现出不同的实然样态。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民族国家及其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战后的重建，使各国政府逐渐认知到，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阻滞其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此大背景下，人力资源开发和高等教育投资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赴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知识，促进国际学生的流动，成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战略。
同时，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争霸世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教育输出、教育援助等方式，通过推动国际学生的流动，输出本国的政治、文化理念以及政治和文化价值，增强其全球影响力。国际学生教育成为两霸扩张影响和争夺势力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维度的驱动力量成为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显著因素。
同期，美国政府先后颁布《富布莱特法案》《国防教育法》与《国外援助法》等法律制度，设立个人奖学金，资助国际学生与学者的国际交流，支持现代外语的教学和地区研究，并视高等教育机构为对外援助和渗透的一个重要载体。1951年起，美国开始教育援助活动，18年间共为75个国家的1.1万名各类人员提供了教育，大量援外人员也被派遣赴发展中国家工作（顾建新，2008）。
同时，苏联政府也通过教育援助、教育输出等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或者邀请其专家和学者来国内学习和工作。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每年约有1.6万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Phillips，1976）。
从本质而言，美国和苏联两国高等教育层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外援助和文化交流的项目由政府控管，经费由政府提供，这些项目均都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
其他发达国家也着力开展国际教育援助活动，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政治影响。澳大利亚于1951年开启“科伦坡计划”，对南亚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支持，资助这些国家的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这项计划成为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73年，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16个发达国家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9.8万多份留学生奖学金，并派遣3.6万名教师和专家（Phillips，1976）。此外，发达国家还通过世界银行、欧洲共同体等机构来筹措教育经费，援助国际学生流动。
从个体而言，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为了追求知识与专业，为将来更大的发展预期，个人自费投资赴发达国家海外留学。
这一时期的国际学生的结构更加复杂，从资金来源方面可以分为五类：
（1）前帝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学生，如殖民地国家的学生赴帝国首都或大城市留学，如伦敦和巴黎。(www.xing528.com)
（2）冷战对手资助的国际学生。美国与苏联通过法制制度或奖学金等手段，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
（3）由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机构资助的国际学生。如世界银行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赞助商。
（4）由国家政府资金资助的国际学生。许多国家在独立后推出留学奖学金项目。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出国研究领域涉及农业、商业、工程、科学和技术。
（5）私人资金。个人自费也是很多学生资金来源的一种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自费比现在更容易，大学不征收任何学费。然而，在这个时期，海外留学项目大量是捐助者资助的。
国际学生流动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经合组织）国家、殖民列强或冷战的盟友，主要表现为垂直流动，也有少量的平等流动，即发达国家的一些学生赴发展中国家留学，主要为获取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文化。几个发展中国家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生的目标国，如埃及、印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是共同的目标国。这些发展中国家有更加发达和更加广泛的高等教育网络，而且高等教育学费是免费的，生活费用也非常低。
总之，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学生教育呈现以下特点：
（1）国家维度的驱动力是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动力，国家和政府组织在国际交流合作与国际学生流动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推动国际学生流动的主体与主要驱动力。与国家维度的驱动力相比较，国际学生个体对知识与技术的追求（知识维度）以及跨文化的体验驱动力较弱，知识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的驱动力在此阶段国际学生流动中处于从属的地位。
（2）国际学生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结构多样化。在国际学生流动中，国际学生的主要流向为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
（3）国际学生的流动发展迅速，项目流动的国际学生教育新形式已经出现，已经从以前零星的、个别的性质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项目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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