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视域中，国际学生流动具有悠远的历史渊源，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希腊学者赴亚历山大深造，以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Jalowiecki & Gorzela，2004）。古埃及、古罗马跨国界的“游教”和“游学”也是早期国际学生流动的一种表现形式（陈学飞，1997）。
高等教育层次的国际学生流动是随着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与发展而逐渐演进的。12世纪，意大利的波轮亚大学和萨勒诺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蒙比利埃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先后成立，科学意义上的大学这一组织形式在欧洲大陆诞生。从诞生之日起，基于所谓普遍主义、世界主义的理念，大学就以知识与学问为最高追求，向不同政治背景、不同国籍的人开放，师生四海求学，平等互助，“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从勃隆那到巴黎，从巴黎到牛津，在同一上帝的世界里，甲大学的学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国乙大学学者的款待，论共通的书，谈共通的问题，宾至如归”。（金耀基，2002）
涂尔干认为：“整体而言，中世纪的学校都具有一种跨国的特点。”（涂尔干，2006）并且指出，“巴黎学校这个方面尤为突出。巴黎学校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而是属于整个基督教世界。老师和学生来自各地，不分民族，共同组成了这所学校。不仅如此，在13世纪早期，在法国巴黎授予的学位就得到欧洲所有国家的承认。在巴黎获得执教权不仅可以沿用在整个法国，而且人们一旦获此执教权就可以享有在任何地方执教的权利。在巴黎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被视为从整个教会拿到的博士学位。因此，它可以说是某种世界主义的自然后果。”（涂尔干，2006）据统计，“对13至14世纪在巴黎大学求学的外国著名人士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发现，其中有英国人153名，德国人200名，荷兰人86名，意大利人109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44名，斯堪的那维亚人41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41名，稍晚还有来自亚洲的学者，而且在校长名单中还有外国人。”（陈学飞，1998）
中世纪大学的这种国际品质与世界精神使高等教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事业（王英杰等，2000），探索真理、发现知识、生产知识、分享知识是这一时期国际学生流动的最为重要的驱动力。
进入16世纪，欧洲各国兴起宗教改革运动，各地新教派崛起，世俗王权不断加强，民族国家逐渐建立，大学被各国新教贴上了不同的标签，赋予了不同的国家使命，“大学跨疆域的特性逐渐被国家间的藩篱所取代，大学的国际化不再被强调”（萧霖，2006）。
随着欧洲大学规模的扩大，大学的区域性特征逐渐凸显，学生就近入学的趋势渐增，国际学生流动的规模大为萎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力量的介入，许多欧洲国家颁布了相关法令和条例，规定禁止本国学生到他国留学，某些职位须由特定大学的毕业生担任，以此来保护本国大学的利益。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国际品质”逐渐弱化，知识普遍性的观念和大学的世界品质遭到严重冲击，国际学生流动的动力机制受到严重阻滞。(www.xing528.com)
在这一阶段，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如下特征：
（1）对知识的追求，成为这一阶段国际学生流动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后期随着民族国家力量的兴起，国家力量对高等教育的介入，知识因素与国家因素的对抗与博弈，则构成这一阶段国际学生流动生态环境转换的主要特征与内部逻辑，市场、社会与文化等因素为驱动不显著的驱动因素。
（2）国际学生流动的流量规模较小，流向呈现垂直流动，即主要由高等教育水平较低的区域向较高水平（知识丰富与集聚）的区域流动，流动的区域范围较小，学生流动主要限于欧洲本土。
（3）国际学生流动的形式较为单一，流动主要是学生个体自觉自发的行为，而不是政府与大学有设计的、有组织的国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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