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恰值此时，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提出到我国西北部继续他从前数次所做的考察，来与协会商议合作办法，经过十余次协商，于4月26日订立合作办法，协会接受郝定博士的补助，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参加人员，中方有北大教授、哲学历史学家徐炳昶，清华兼北大教授、地质学家袁复礼，北大助教、地质学家丁道衡，水利工程师、地图学家詹蕃勋，历史博物馆摄影师龚元忠，北大学生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崔鹤峰，以及后来加入的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植物学家郝景盛、刘慎谔，气象助理胡振铎和徐近之等人。瑞典5人，即兰理训、郝默尔、那林等3名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贝格曼，以及地理学家斯文郝定。丹麦哈士纶1人。德国11人。由徐旭升和斯文郝定任团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的大型科考团，先后共有团员38人，其中科学家30余名，中外各半。
考察团成立后，于1927年5月9日从北京出发。6月中旬，科学考察团齐聚包头，组成了有60多人、近300匹骆驼的庞大队伍，向中国西北部继续进发。此后几年间，考察团在中国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内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实地考察持续至1933年。
1927年9月28日到达额济纳旗，此后兵分两路，一路考察额济纳河下游及索果淖尔附近；一路考察额济纳河上游，直到金塔鼎新。10月，黄文弼在土堡处发现了五枚汉简，这是居延汉简出土之始。这次考察完成了地形及古遗址分布图的测绘，此图被称为居延考古史上的第一图。
1929年，贝格曼重返额济纳河地区进行发掘。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甘肃省金塔县鼎新），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障堡亭燧，其间共有3段塞墙、39个烽台、2个城和4个障，在463个灰坑中采获了一万多枚汉简。其中在金塔县内的肩水金关故址共出简850多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82年—4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竹、角、陶、铁、芦苇、葫芦等器以及皮革、货币、织物。大湾城故址城区及其边沿共出汉简1500枚，简中的年限集中于公元前86年—2年，最晚的是公元11年，属昭帝至王莽时期。据邮程记录：大湾城是肩水都尉府。大湾城出土有很多“卒马田官”的记载、田卒名籍、牛籍以及衣物簿等，附近有古代田渠遗迹，据考证这里曾是一屯田区。(www.xing528.com)
居延汉简的年代，上起西汉征和三年（前90年），下至东汉阳嘉二年（133年），内容非常丰富。有书籍，如《尚书》《仓颉篇》《牛子》残篇，有诏书、律令、檄书、牒记、品约、劾状、爰书、簿牍等；字体有小篆、隶书和章草；形式有方策、简、榻、标签、函检、斛、竿木等。居延汉简中蕴涵着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补正文献记载，如烽和燧的应用、亭燧与障塞的区别、侯官的组织、戍卒的来源及分工、戍卒及家属的生活、屯田制、农民起义的新材料以及河西经济生活等。居延汉简是20世纪上半叶在酒泉发现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简牍，被誉为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居延汉简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研究，从而将简牍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居延汉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极高的准确性。
作为出土的一种历史资料，居延汉简虽属历史文献学的范畴，但是它内容丰富、繁杂，涉及范围广，自身又具有独立的文化内涵。这些文物及长城、烽火台、关隘要塞遗址，对人们重新认识居延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显得尤为重要。金塔有令世界瞩目，被中外学者称为汉代档案库的肩水金关遗址及肩水金关汉简，轰动海内外。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西北边塞的守御器备、烽火制度、管制文书、亭障遗址等方面进行研究，大大充实了金塔历史，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的难题。目前，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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