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的空间结构分析

关于客家村落的研究，前人较多地着力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层面的分析与论述，而对它的空间结构及其意象却注意不够。^[17]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聚落地理学与社会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对传统客家村落的空间结构作一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所谓空间结构，是指对地面各种活动与现象的位置、相互关系及意义的描述。关于这一概念，英国地理学家D.Gregory曾作出如下定义：“空间经由自然或社会过程的运作，而被组织起来的方式。”^[18]换一句话说，就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不同空间是如何被结构起来的。这里强调的是各个空间的相互关系、组织空间的方式，以及组织空间的过程与背后的力量。我们认为，这一定义不仅是地理学的，同时还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它对于本文的研究特别适用。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定义具体运用到本文时，其“空间”主要是指与传统武北村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空间”，如村落的水口、溪流、祠堂、住宅、寺庙、神坛、墟市等。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村落内部空间结构；二是村落外部空间结构。

一、村落内部的空间结构

在传统武北村落内部，最常见的空间结构是村落形局，以及溪流、水口、祠堂与厅堂、住宅、寺庙与神坛、店铺、墟市等的布局。下面，我们不妨逐一分述如下：

1.村落形局。武北村落的选址主要体现为“卜居”。在武北村落各姓氏的《族谱》《家谱》中，到处可见“卜居”“卜筑”“卜基于”的记载。这些“卜居”“卜筑”“卜基于”实际上指的就是先民按风水的方法选择村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武北村落大都位于来脉悠远、山环水抱的小平地上，溪流穿村而过，居民点沿溪流两岸沿线分布。关于这些村落形局，大多数村落也都有相关的传说，如湘村的“五马归槽”“算盘形”，小澜、亭头两村的“船形”，梁山村的“五马归朝”，湘湖村的“龙盘虎踞”，贡厦村的“游鱼上滩”等。

2.水口。水口的本义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但武北村落的水口主要是指水流出口处，我们在武北村落调查时发现，有关村落水流出口处的景观和传说总是特别丰富。如在景观方面，几乎每一个村落都在水流出口处设立神坛、建立寺庙、安葬祖坟等象征资源。而在故事传说方面，每个村落的水口也都有一些来历，如我们在调查中听到的湘村村“箩墩把水口”，帽村、昭信两村的“龟蛇狮象把水口”，以及昭信村的“铜颈筋，铁屁股；吃得下，屙得出”等。

3.祠堂、厅堂与私家住宅。祠堂、厅堂是一个宗族、房系的标志，也是宗族、房系精神文化的象征。武北村落的总祠一般建在全村最中心的位置，分祠、厅堂则建在该房系聚居地的中心，无论是总祠还是分祠、厅堂，大都依山傍水，大门朝向溪流。而私家住宅则多以祠堂、厅堂为中心往左右两边扩展，配建横屋，围绕祠堂、厅堂呈拱卫之势，其大门朝向祠堂、厅堂。

4.寺庙与神坛。武北村落寺庙、神坛的布局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在村中的溪岸较开阔地带建立妈祖庙，而在妈祖庙的旁边则设立文庙和武庙；二是定光古佛寺、观音庙等寺庙通常建在离村落中心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如在村落的边缘或离村中几里路的地方，甚至离村有三五里路的山上；三是神坛大多建在上述水口处。

5.店铺。店铺的设立虽然没有像祠堂选址那样讲究，但也大都位于全村或某一聚落比较中心的位置，或溪流沿岸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若干分工不同的店铺往往自成一个店铺群。

这五个方面的布局是武北村落内部空间结构的一般模式，但具体到某一个村落时，这一模式又会出现许多不同的变例，如设有墟市的村落，其空间结构中就增加了一个重要场所——墟市。墟市一般设在村中沿河较开阔的地方，而店铺则设在墟市两旁。墟市的一端或一桥之隔的对岸则建有妈祖庙。又如，有的村落有多个水口与多个公王，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多个新的聚居区，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水口与新的公王，而原有的公王与水口仍为当地人所重视。再如，多姓宗族聚居的村落，一般是某一宗族的总祠（往往是当地的主姓）建在全村的中心，其他宗族的祠堂与主姓宗族的某房祠堂一样建在他们聚居区的中心或最早开基的地方。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武北村落内部的空间结构情况，我们选择帽村、湘湖、小澜等村落的空间结构作一些简要的描述。关于帽村的空间结构，杨彦杰曾作过详细的描述，他说：

走进帽村，到处都是村民的房屋，但他们的祠堂、庙宇和神坛则分布在村子最关键的部位。如村头（南边）有福主公王，村尾即水口（北边）也有福主公王和复兴庵，天后宫这座与贸易最有关联的庙宇建在墟上，社公则被置于帽村溪入村的转弯处——中滩（这个大转弯分为上、中、下滩）。在祠堂方面，总祠建在湖丘里全村最中心的位置，其他分祠则建在某房的聚居地或者他们最早开基的地点（如光裕祠建在田塅里，臣定公祠建在下坊湾，燕冀祠建在坝里——笔者注），帽村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水口。客家人很相信风水，认为水口把得紧不紧关系到这个地方是否发达，因此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水口有四座象形山把持着，北有龟、蛇，南有狮、象。而在水口的西面，又有方氏的一整片墓地，也作了明确的区分：在河流北边是仁甫房的墓地，南边则是祥甫房的墓地。而祥甫房墓地靠近公路的地方，还有一块义冢用地，专门收埋外地人的尸骨。据说20世纪30年代的战乱中，就至少有100多个外地人的尸骨被收埋在义冢内。每年的春秋二祭，方氏在扫完本宗族的坟墓之后，就要去祭扫义冢。^[19]

帽村的这种村落空间结构在武北村落空间结构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在湘湖村调查时发现，这两个村落在空间结构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湘湖刘氏的总祠——德川公祠建在全村的最中心，在水口处设有三将福主公王神坛、兴隆庵，在曾经设立墟市的旁边以前也建有妈祖庙，等等。当然，由于地形、水流及社会历史发展等情况的不同，两村在布局也有小的差异，如湘湖村的分祠在布局上更整齐，湘湖的公王除了水口全村共有的公王外，在四个大的聚居区之间分界的显著位置还分别设立了黄屋公王、白竹公王、寨上公王等。不过，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两村在空间结构方面都会让人感到似曾相识。

如果说帽村、湘湖的这种村落空间结构是武北单姓宗族村落和主姓宗族村落的代表，那么小澜村的空间结构则是多姓宗族村落的一种代表。小澜是武北区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姓氏比较复杂的一个村落，故其空间结构也比较复杂。小澜墟在历史上曾是武北最大的墟市，该墟设在村中上河西河边较开阔的土地坪。在祠堂方面，张姓的总祠和余姓的总祠建在全村中心突出的山冈脚下，两祠紧相连，当地人称为“鸳鸯祠”；在上河西聚居区分别建有余姓人另一座祠堂——上余屋祠堂和朱、罗、邓、魏、温共有的祠堂（历史上曾是邓屋祠）；在河对面的陈姓聚居区——陈屋则分别建有其始祖祠和禄生公祠；而与陈屋一山之隔的溪背刘屋则又建有刘姓人的总祠。在寺庙的分布方面，澜溪天后宫建在与小澜墟一桥之隔的对岸，下天后宫则建在张屋塅水口；定光古佛寺（满月堂）建在离村中心约4里的地方；在离村中7里的全村水口还建有祀奉三官大帝的黄狮宫。至于神坛，全小澜村共有六处，其中三处为陈姓人所有，都位于陈屋水口，相距约200米，分别称作老社公、新社公和把界公王。另外三处神坛，分别是上河西村头水流入口处的石猛石固公王神坛、张屋塅水口的三将福主公王神坛和溪背刘屋水口的公王神坛。其中，石猛石固公王神坛为上河西余姓（上余屋）和朱、罗、邓、魏、温等姓共同所有，三将福主公王神坛为下余屋、张姓、伯公下刘屋等共同所有，而溪背刘屋水口的公王神坛则为溪背刘屋所有。这种比较复杂的祠堂、神坛、墟市空间结构实际上反映了小澜村复杂的姓氏结构，及其多姓宗族聚居区的区域结构。

还有一个与村落内部空间结构相关的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注意和探讨，即在武北的大多数村落中，小姓弱族几乎都居住在当地村落的边缘或一个独立的小自然村，如，大禾村的潘姓、林姓，湘村的陈姓、朱姓，龙坑的巫姓、周姓、郭姓、蓝姓，昭信的刘姓、蓝姓、廖姓、梁姓、连姓、李姓，孔厦的毛姓、蓝姓、饶姓、林姓，湘洋的罗姓、龚姓、梁姓、林姓，小澜的朱姓、罗姓、邓姓、魏姓、温姓、卜姓、葛姓、谢姓、吴姓，诸如此类。类似这种情况，武北村落普遍存在。

二、村落外部空间结构

所谓村落外部空间结构，这里主要指的是与武北具体村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但又不是某一村落单独所有的河流、墟市、寺庙等在武北的整体布局及其关系。

1.河流。从地图上看，武北村落属闽西汀江水系，桃溪河支流。而从实地调查看则是武北全域村落众水归流，汇集于桃溪河，经桃溪河入汀江，达上杭城、永定峰市和广东的潮州、汕头，形成一个天然而完整的水道交通网，“故桃溪之舟，得运上杭盐货，以供北区之需要；北区之粗纸与谷，亦颇不少”；“故舟楫之利，北则小澜河，可以舟通杭交易……其稍利于运木到潮者，则桃溪河”。^[20]这张水道交通网辐射了武北的绝大多数村落，如：

永平溪，源于当风岭北麓龙尾窖，经田背、岗背、杭背等村落流入帽村河。

孔厦溪，源于梁野山北麓罗斗坑，经梁山、孔厦、塔里、亭头等村落入桃溪河。

帽村河，源于昭信、唐屋的龙归磜、王龙山、南岭，经昭信、唐屋等村落，于雷打石汇沟坑、恬下等村落之水，东趋帽村汇板寮南下小溪及永平之水，经中湍、兰家地等村落再汇新田、田雁等村之流，经亭头村汇入孔厦溪，再经新磜、磜下等村落注入桃溪河。

湘店河，源于武平最北端的龙归磜，经湘洋、尧山、三河、白竹陂、泉坑背等村落入桃溪河。

七里溪，源于石子岭下，经上七里、下七里、店厦等村落入桃溪河。

桃溪河，源于大禾贤坑的桐子坑，经贤坑北趋帽布等村落，折东北与坪坑岭脚下，梅子坝南流之水汇合，经大沛、大禾等村落东流，又汇下湖、大磜二村之流水经湘村、贡厦、鲁溪等村落，再汇于垇坑，入洋畲、湘坑等村落之溪流，经桃溪总汇武北诸溪流，流经小澜，在河口注汀江入上杭境。

2.墟市。民国以前，武北的墟市主要有贡厦墟、帽村墟、店厦墟、亭头墟、小澜墟等，这些墟市依其服务的村落区域和发挥的功能，我们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初级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其中，贡厦墟、帽村墟、店厦墟为初级市场，亭头墟为中间市场，小澜墟为中心市场。

贡厦墟、帽村墟、店厦墟作为初级市场，其服务区域的村落分别为：（1）贡厦墟：贡厦、大布村、源头、龙坑、冷水、湖背、贤坑、邓坑、上梧、帽布、山头、大禾、磜迳、个竹、湘村、露溪、演里、湘坑坝、大湘坑、上湖、下湖等。（2）帽村墟：帽村、恬头、沟坑、水湖、瑶下、昭信、唐屋、龙归磜、永平寨、杭背、雷打石、射斗坑等。（3）店厦墟：店厦、湘坑湖、大洋泉、洋畲、尧里、大溪桥、高园地、彭屋迳、林禾地、塅头、朱廖坪、七里、大化、白竹陂、流芳、吴潭、罗屋、河口、郑屋坝等。

亭头墟作为中间市场包括两个服务区域：一个是高级区域，即上述贡厦墟的服务区域；另一个是初级区域，由其附近村落组成，即亭头、桃溪、定坊、中湍、田雁、浩甲、江坑、田里、粟坑、牛皮湍、大水坑、梁山、孔厦、羊城、塔里、上湍、老鸦山等。

小澜墟作为武北的中心市场，它除了包括前述一个中间市场和三个初级市场外，还包括一个初级服务区域即小澜墟所在地小澜。由于小澜是武北范围内区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村，故其初级服务的区域并不亚于一个初级市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墟市格局到民国时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方面，墟市增多了，如增加了大禾墟、桃溪墟、黄陂头墟、龙山墟等初级市场；另一方面，中心市场从小澜转移到店厦。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武北原有的墟市结构，初级市场的增设只不过部分分摊了原有市场的一些服务区域，如大禾墟分摊了部分离贡厦墟较远的村落，桃溪墟分摊了些亭头墟服务的村落，黄陂头墟、龙山墟分摊了一些亭头墟、帽村墟服务的村落，使之更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小澜墟则仅在理论上降为中间市场而已，在实际运作中影响并不大。

这些墟市在空间距离上都不太远，大致都在50里以内，最远的也不超过50里，抄小路当天可以来回，相邻的墟市则一般在15里左右。它们的墟期除距离较远的外也大都相互错开，从而形成相互交错的经济网络。

3.寺庙。武北村落的寺庙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

（1）整个村共同所有；

（2）一个宗族或一个聚落所有；

（3）武北“六十四乡”共同所有；

（4）相邻数个村落和多个村落共同所有。

关于前面两个层次上文已经作过介绍，这里着重介绍后面两个层次。

武北“六十四乡”共同所有的寺庙，据目前所知只有两座，它们分别是桃溪东林寺和小澜天后宫。桃溪东林寺初建的具体时间史无记载，查康熙《武平县志》也未见东林寺的记录，直到民国《武平县志》才出现这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东林寺的建造一定是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后至民国这段时间，并极有可能是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官方开始在桃溪设立“后局”管辖武北“六十四乡”，这时桃溪在武北的中心地位才开始突现出来。据一位报告人说，东林寺是民国时期武北地区最大的一座寺庙，其供奉的穿袍定光古佛高大威严，武北村落“打大醮”时都会将其迎去坐中台。同时寺内的得道高僧才荣和尚也是主持这种盛大醮事活动的当然人选。因而，东林寺是这一时期武北村落定光古佛信仰的重心。

至于小澜天后宫，我们曾在《小澜客家的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一文有过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多重复。^[21]该寺初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由小澜富商余天民倡首、武北各村落居民和来往客商自由捐资而成。它的建造与小澜居于当时武北商业的中心地位密切相关，据民国《武平县志》记载“（小澜墟）前清贸易甚旺，为武北大商场”^[22]，因而这座与商人和墟市关系密切的天后宫就成为当时和稍后武北妈祖信仰的中心之一。

由相邻几个村落或几个宗族联合建造而成的寺庙构成了武北寺庙的第二个层次，我们在调查过程中经常听说的四大名寺——亭头太平寺、湘坑宝林寺、龙坑福田寺、昭信田心寺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如亭头太平寺又被称作“十乡太平寺”，这“十乡”分别是：亭头、田雁、鲁溪、定坊、江坑、大兰园、火夹域、大水坑、老阿山、社上十个村落。^[23]湘坑宝林寺也被称作“十乡宝林寺”，这“十乡”主要包括湘坑、结坑、大禾坝、磜迳、小湘坑、湘湖、沙里、罗坑等十个村落。龙坑福田寺当地人称作“八甲寺”，据说为龙坑、湘村、大禾、贡厦、湘坑坝、冷水、邓坑、上梧、上湖、下湖等多个村落所共有。昭信的田心寺则据说为昭信钟屋、唐屋郑屋、打狗坑王屋、马坑曹屋、龙归磜李屋、下陂马屋、恬下郑屋、磜背张屋等“七姓八屋”人所有。

除了这“四大名寺”外，还有一座与这些寺庙齐名的寺庙，这就是湘店云霄寨的资福寺。该寺也是由十乡人联合建造的，现存该寺撰写于同治壬申年（1872）的碑刻《重修云霄古寨缘引》多次提到“十乡”：“东距虞潭、河口，西接尧里、流芳，南连山背、白竹，北毗七里四乡，尊居十乡之中，诚为避患之地”；“邀集十乡道办团练”；“马大元帅掌教灵威，镇守口寨，护救十乡”；“十乡同立”；等等。^[24]显然这“十乡”是指除文中提到的虞潭、河口、尧里、流芳、山背、白竹外，还包括“北毗七里四乡”——上七里、下七里、大化、店厦等十个村落。需要说明的是，据当地报告人说，大化、店厦两村虽属于这“十乡”之内，但其中属于湘湖刘氏一脉的刘姓人则不在数内。

这五座寺庙分属于现今武北的四个乡镇，其中太平寺、宝林寺地处在桃溪镇辖区，福田寺坐落在大禾乡境内，田心寺地属永平镇，而资福寺则属湘店乡的范围。这五座寺庙的信仰范围实际上包括了武北四个乡镇的绝大多数村落，它将武北村落大致分成了五个不同的神明信仰圈，其主神则分别代表这五个信仰圈的利益，从而又使它们分别成为这五个信仰圈的区域保护神。

以上我们对武北村落外部的三种空间结构逐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现在需要进一步论述的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河流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命线。武北的所有村落都属于汀江水系桃溪河流域，桃溪河的几条支流将其两岸的村落相互联系在一起，因此武北实际上是一个以桃溪河为主线的区域经济社会。在桃溪河流域中，每条支流所组织的村落经济小区域是相对独立的，但又有明显的关联性和不同的层次性。从墟市的分布看，每条支流都有一个墟市，如大禾溪有贡厦墟（后增设大禾墟）、帽村溪有帽村墟（曾增设龙山墟）、永平溪有黄陂头墟、塔里溪有亭头墟、浩甲溪有小澜墟、湘店溪有店厦墟，这些墟市首先在当地发挥着初级市场的作用，使每个经济小区域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另一方面，这些墟市的影响力又随着河流的东下而逐级增大。贡厦墟（大禾墟）、帽村墟（龙山溪）、黄陂头墟的主要影响范围分别在大禾溪、帽村溪、永平溪流域；而亭头墟的影响范围则跨出了塔里墟流域向大禾溪、帽村溪、永平溪流域辐射；而小澜墟除了浩甲溪流域外，更扩及上述所有支流的流域范围。至于位于桃溪河下游汀江入口处的店厦墟，其影响范围除湘店溪流域外，还包括了桃溪河的所有支流的流域范围。由此可见，墟市越地处下游，其影响力越大。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桃溪河流域的各个村落相互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个河段由许多大小不一的经济交往圈相互环套在一起，大圈套中圈，中圈套小圈，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网络，显示出经济网络与水利网络的一致性。(www.xing528.com)

但是，以水上交通为主线的传统社会区域经济交往原则并不完全适用于更高一个层次的精神领域。从武北跨村落的主要寺庙的空间结构看，它与河流的关系并不密切。换言之，它与水利网络没有必然的联系。与这些寺庙分布直接相关的是空间距离，从地图上看，这些寺庙都在它们信仰圈的中心位置，如马大元帅庙“东距吴潭、河口，西接尧里、流芳，南连山背、白竹，北毗七里四乡，尊居十里之中”；龙坑的福田寺与它信仰的村落，除所在地龙坑外，均相距10里，其信仰圈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以福田寺为圆心，10里长为半径的大圆圈。其他宝林寺、太平寺、田心寺的信仰圈，虽没有马大元帅庙、福田寺这样规则，但也都大致居于其信仰范围的中心，其信仰圈内的村落走小路5～10里可以到达。至于全武北共同所有的东林寺，则更是居于武北的中心位置。当然，这些寺庙中，也有建在河边和墟市所在地的，如小澜的澜溪天后宫和亭头太平寺，但前者体现的是妈祖信仰与商业的特定关系，后者体现的是亭头为它信仰圈的中心位置关系，而不是寺庙与经济网络、水利网络的关系。

还需强调的是，历史上武北的行政区划与寺庙空间结构的关系。虽然国家权力很早就注意到武北这一偏远而闭塞的区域，如早在宋代就在永平设立了永平寨，但直到近代，它都还处于间接统治状态。所以，在此以前行政区划没有对寺庙空间结构产生影响。近代以后的历史变动，使得国家权力更多地关注武北地区，如咸丰年间在桃溪设立了“后局”这一半官方的机构，民国时期在桃溪设立了区署。反映在寺庙空间结构上，是桃溪先后设立了与武北所有村落有关的“孝经馆”和东林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政区划对寺庙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说，近代至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仍然未能对武北地区实行直接的管理，故其寺庙的空间结构除上述两座之外也与行政区划无关。

谈到武北村落的空间外部结构，另有一种现象还需引起我们的注意，即在武北的村落社区中，常有相邻的两个村落、三个村落甚或四个村落有相同的名称，只在名称上头加一个形容字以示区别。如：湘坑、湘坑湖（湘湖）、湘坑坝（湘溪）、小湘坑（湘里）；大禾、大禾坝、大沛；上村、中村、下村；上河西、下河西；上七里、下七里；等等。由于名称相同，各村落的居民在感觉上有较密切的关系，容易产生村落与村落之间的合作。若干个村落之所以有相同的名称，可能是地理的因素，如地理位置相邻。也可能是宗族的关系，即两个或三四个相邻的村落，其中主要居民在若干世代以前是由同一个宗族分化而来。也有可能是先有某一个名称的大村，以后在其附近出现几个小村，这些小村就以大村之名为名，加上一个形容词以示区别。但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况，还需进一步具体考察。

三、村落的空间意象

由上可知，武北村落的空间结构实际上是当地居民生活方式与文化背景的具体展现，亦即空间结构是与文化、生活方式相互呼应的。因此，通过武北村落内部空间结构与外部空间结构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中摄取“语言”来解读当地居民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

武北村落的空间结构体现了祖先崇拜、神明崇拜、经济交往是传统村落社会组织的三大动力。从上面的描述不难看出，与祖先崇拜相关的祠堂和与神明崇拜相关的寺庙，以及与经济交往相关的墟市，是传统村落空间结构的控制点，它们对当地村落的道路、区域、边缘起决定或重要影响作用，且各自成为相应活动的中心。其中，祭祀祖先的祠堂、厅堂位于聚落的中心，显示出祖先崇拜具有维系宗族内部之间关系的功能。武北共有的寺庙和若干村落共有的寺庙，处于它们信仰圈的中心位置，表现了寺庙在周边村落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武北的墟市都分布在武北的干流——桃溪河及其支流上，桃溪河的每条支流上都分别有一个初级市场，随着河水汇入干流和汀江，市场由初级市场逐渐形成中间市场——亭头墟、小澜墟、店厦墟和高级市场——长汀城、上杭城、峰市，这些不同等级的墟市也都处于其服务区域的中心位置。所有这些，均透露出神明崇拜、墟市交往的跨宗族、跨村落的组织功能。不同宗族、不同村落的人们通过共同祭祀同一个神明和共同的墟市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跨宗族、跨村落的地域组织和地域团体。

武北村落的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村落、宗族发展的历程和宗族力量的对比。如前所述，聚族而居是武北村落空间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决定了不同宗族或房系之间的地理界限。聚族而居的基本含义是同宗族或房系生活在特定的地域之内，在特定的地域之内形成特定的地缘关系。这种地缘关系成为一个宗族或房系生存发展的基地，宗族或房系一旦离开了这个基地，它的存在就会改变形式。在武北村落中，宗族或房系居住区域的形成大都可以追溯到宗族的早期，甚至追溯到开基祖。

一般而言，这些宗族的开基祖最先居住在当地村落的边缘或依附于当地村落的先民，接着在肇基地开始建有房屋，这个肇基地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母猪或母鸡、母鸭发现风水的地方。^[25]后来随着宗族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就在该地建起了中心屋（祠堂、厅堂等），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老屋，围绕中心屋在左右两边配建横屋，遂成聚落。随着宗族的发展，宗族产生裂变，开始分房。一部分房系留居老屋，另一部分则迁居老屋周边或有较大发展空间之地，通常是新发现的“风水宝地”，同时或稍后又建起新的房屋（或祠堂、厅堂），被称为新屋下，后来便逐渐成为房系的中心屋，亦即分祠。随着宗族的进一步发展，房下又分支，又另择他处，甚至在单独的自然村建立支祠或厅堂，成为分支的中心屋。沿着这一规律，村落宗族形成自己的特定聚居区。

和祠堂结构一样，神坛的空间布局也可看出村落的发展历程，如湘湖村的公王除了全村共有的水口公王外，在四个大的聚居区之间分界的显著位置还分别设立了黄屋公王、白竹公王、寨上公王等，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历史的发展，形成了多个新的聚居区，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公王，而原有的公王仍为当地人所重视。由此可见，武北村落的总祠与分祠、老公王与新公王的布局表现了村落空间形态的发展如叠砖块，随时间发展而不断地叠加。

不仅如此，武北村落的空间结构还明显地透露出当地村落宗族力量的对比。前述小姓弱族居住在当地村落的边缘或一个独立的小自然村的现象，当地人大都用风水加以解释，如龙坑村一位巫姓报告人对我们说：“巫姓之所以一直住在水口边，主要是巫姓祖先做祠堂时没有占领全村的好风水，如果他们也像刘姓人一样占领了蛇形祠，那么现在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祖先要那么笨有什么办法！我们只好住在这个角落里了。”我们在小澜村调查时又听到一位邓姓报告人发表类似的看法，他不无伤感地说：“我们祠堂没有占到正穴，人丁少，只好住在神坛边的这个角落里。”

这样的解释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应属无稽，实际上，小姓弱族居住在村落边缘的原因与他们在当地村落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在姓氏斗争中，小姓弱族自然处于劣势。一方面，如果小姓弱族历史上曾经居住在村落的中心，伴随着强宗大姓的兴起或自身的衰落，它必然遭到排挤，逐渐退居到村落的边缘；另一方面，如果小姓弱族本来就居住在村落边缘或外迁而来，那么，在巨姓大族面前它更无法抢占富于发展空间的有利地形。关于这些，劳格文的《湖坑李氏宗族研究》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他在文章中说，湖坑乡李氏宗族的一支定居在主要河谷的中部，他们在明初时已在地方上享有名声，而在明末时又产生了第一个县级士人，并进一步与邻近上杭县由李火德开基且较显赫的一支结成网络。他们逐渐将其他宗族挤到上述河谷的边沿地区，而且据有当地的主要庙宇。^[26]我们在湘村调查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湘村的陈姓最早居住在该村下村的中部回栏馆周围的大部分地区，但到了清初，随着刘氏宗族的迅速崛起和陈氏的衰落，陈姓被逐渐排挤，最后只能居住在下村的边缘——岐山下。

武北村落的空间结构亦多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社会观念。上述村落、祠堂、厅堂、祖坟、寺庙，以及民居的选址与朝向，显然与当地人的风水观念有关，如祠堂、厅堂特别注重龙脉和形局，翻开武北村落姓氏的族谱常常有祠堂、厅堂“发脉于……”的记载，而当访问当地人关于他们祠堂、厅堂形局时，大多数人都能绘声绘色地讲述他们的祠堂、厅堂在风水学上的象征地形，如龙坑刘氏的“蛇形祠”，湘村可纯公在龙坑的“象形祠”，小澜张氏的“粪门穴”，江坑蓝氏、店厦罗屋、小坪坑邓氏的“虎形祠”、湘坑何氏的“牛形”等。在武北村落，几乎所有的空间构成都与风水有关，没有一座房子、没有一个丘陵、没有几棵树、没有一条河置于风水的解释之外。

“水口”在武北村落居民的观念里是极为重要的部位。水口的本义是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但在武北村落，水口主要是指水流出口处，在当地人看来水口把得紧不紧关系到全村财富是否会流失的问题，以及关系到居民的生命、财产、荣辱、兴衰等问题，故在全村的水口（水流出口处）设立神坛、建立寺庙、安葬祖坟等象征资源，以免财富、地位等流失。

如果说祠堂、厅堂、水口的空间结构反映的是当地人的风水观念，那么寺庙和神坛的布局更多的是反映了当地人的宗教观念，如武北村落中既有定光寺、观音堂，也有妈祖庙、仙师宫、三官堂，还有文庙、武庙，以及名目繁多的公王、社公、伯公等神坛，这些不同教派、不同信仰的建筑同时出现在同一村落，显然与当地人宗教信仰方面的多神崇拜观念密切相关。

更能体现武北村落空间意象的是武北村落空间结构与河流的关系。武北村落大体呈河流两岸分布，体现出河流不仅具有治水、灌溉、饮用的机能，而且使流域内的村落产生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此基础上促使了地域社会的形成。武北的干流——桃溪河从属于汀江水系，而桃溪河的每条支流都分别形成了一个初级市场，随着河水汇入干流和汀江，市场由初级市场逐渐形成中间市场——亭头墟、小澜墟、店厦墟和高级市场——长汀城、上杭城、永定峰市，由此决定了武北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汀江河道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共同的地域特征。在更上一层的意识形态领域内，武北村落河流的象征作用也显而易见。在武北村落，河流是村落居民举行祭祀的重要对象，如打醮要举香旗到水流交汇处“净水”表示神明降临，打大醮要到溪中“放水灯”，社公、公王的神位大多设在河流边等。同时，河流还是村落居民盟誓的场所，如大案要案的发誓必须在河边，发誓的祭品也必须扔到河里。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河流是共同意识的一种象征，由此也证明以河流为中心可以形成传统的地域性社会。

【注释】

[1]（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考》。

[2]（南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六《南岳玄泰禅师》。

[3]肖永文、蓝耀文：《漫谈黎畲肖屋》，载《武平文史资料》第8辑。

[4]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版，第156～235页。

[5]（清）赵良生重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整理，第92页。

[6]丘复主纂：《武平县志》（1941年编修），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整理，第381页。

[7]参见刘大可：《传统的客家社会与文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

[8]王雪元、李小明：《我县地名趣谈》，载《武平文史资料》第12期。

[9]练建安：《闽西客家地名中的武术因素》，载《客家纵横》1998年第4期。

[10]参见刘大可：《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02年版，第110、335、457页。

[11]上述相关传说：一见王雪元、李小明：《我县地名趣谈》，载《武平文史资料》第12辑；二为作者田野调查所得。

[12]傅衣凌：《福建畲姓考》，载《福建文化》1994年第2卷第1期。

[13]也有的地名进行了更改，如万安镇所在地原名刘坊镇，系刘姓人的聚居区，清乾隆时丁卯科举人谢耀，鉴于姓氏盛衰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刘姓兴盛时期已成过去，代之而崛起的为谢、王、朱诸姓，若仍以刘姓命名已不太相称，因而倡议将“刘坊镇”改名为“万安镇”，得到了乡人的赞同。见谢肃雍《万安地名考》，载《武平文史资料》第8辑。

[14]（清）刘光第：《湘坑湖记》，载《武平文史资料》第9辑，第31页。

[15]参见刘大可：《武北湘村的宗族社会与文化》，载杨彦杰主编《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香港：国际客家学会等1997年版；刘大可：《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资料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2002年版。

[16]（清）赵良生重纂：《武平县志》，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整理，第7页。

[17]有关这方面的专论，目前仅见陈坤宏《客家农村聚落之空间结构分析》一文，载台湾《思与言》第33卷第2期。

[18]陈坤宏：《客家农村聚落之空间结构分析》，载《思与言》第33卷第2期，第262页。

[19]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香港：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版，第115页。

[20]丘复主纂：《武平县志》（1941年编修），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整理，第69、71页。

[21]刘大可：《小澜客家的宗族社会与神明信仰》，载郑赤琰主编《客家与东南亚》（第三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专辑），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

[22]丘复主纂：《武平县志》（1941年编修），福建省武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整理，第86页。

[23]关于这“十乡”，当地人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十乡”包括：亭头、田雁、鲁溪、定坊、大兰园、塔里、中湍、孔厦、磜迳、小澜十个自然村落；另一种认为这“十乡”是：亭头、田雁、鲁溪、定坊、江坑、大兰园、大水坑、火夹域、大布村、陈皮坑；还有一种则认为“十乡”是指亭头、田雁、鲁溪、定坊、江坑、大兰园、火夹域、大水坑、老阿山、社上。这里的“乡”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大的自然村。

[24]此碑现仍存于该寺，字迹大体可现。

[25]刘大可：《武北湘湖的刘氏宗族》，载台湾《民俗曲艺》第117期，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9年第1期。

[26]劳格文：《湖坑李氏宗族研究》，载刘义章主编《客家宗族与民间文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社1996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