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一个地区地理、历史、社会与文化的代言人,追溯地名的起源、演变与含义往往可以成为揭示地域文化的重要线索。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以闽西武平县村落为例,就客家村落的地名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借此从一个侧面了解客家的社会文化及其与畲族的历史渊源。
一、村落通名的类型分析
村落的名称不仅是每个村落的代号和相互区别的标志,而且不少村名清晰地反映出村落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村落地名属地名学中聚落地名一类,通常由通名和专名两部分组成。通名显示了地名在一定范围内的某种共性,是地名类别区分的标志,而专名则显示了地名的个性,是千姿百态的地名相互区别的标志。就闽西武平县村落地名而言,有多少个村落就有多少个专名,相同者很少。但通名则不然,不仅数量少,且仅限于某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字。兹举其要者如下:
表1-1 武平县村落主要的通名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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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福建省武平县地名办公室编《武平县地名录》。
这些村落通名实际上反映了武平县聚落发生的不同类型:
1.与姓氏和先民有关的畲、屋。“畲”字有两层含义:一为畲族;二为焚烧田地的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的耕作方法。但第二种含义也与畲族相关,如《临汀汇考》载:“又有菱米又名畲米,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二种。四月种,九月收。”[1]唐代南岳玄泰禅师作《畲山谣》曰:“畲山儿,畲山儿,无所知。年年斫断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山色,杉松利斧摧贞枝。灵禽野鹤无因依,白云回避青烟飞。猿猱路绝岩崖出,芝术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罢仍再锄,千秋终是难复初。又道今年种不多,来年更斫向阳坡。国家寿岳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2]武平县带畲字的村落,也多相传曾为畲族的聚居区,如十方镇的黎畲村,据说该村的泮里,即今黎畲村委会斜对面的狗垅背后,有个名叫畲屋山下的地方,原是畲族开基的旧址。[3]东留镇是武平县带“畲”字村落最多的一个镇,该镇许多村落至今仍保留大量有关畲族的风俗与传说。[4]由此可见,武平县带畲字的村落名当与畲族有关。
“屋”原意为房子,这里所说的“屋”源于客家村落聚族而居的中心屋,这种中心屋有总祠、分祠、厅堂等,后又逐渐引申为某一种宗族或某一种房系的聚居区。在多姓村落常冠以姓氏,称为某(姓)屋;而在单姓村落则冠以开房祖的名字,称作某某(开房祖名字)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现在被称为某(姓)屋的村落,该姓氏在当地大多不存在或为小姓人,至少不再是当地的主要姓氏。究其原因,可能是该姓曾在当地盛极一时,随着历史的变迁,盛极而衰,但作为一个地名却被保留下来。
2.与军事防卫相关的寨、营、围。所谓“寨”,字面上的含意有三项,分别为:防卫用的木栅,引申为军营;宋代设置在边区的军事行政单位,隶属于州或县;山寨。这三种含意均与防卫有关。
从武平带有“寨”字的地名来看,这个字也与军事防卫有关。如象洞寨,“象洞寨巡检司:县东南盈塘六十里。宋政和间,置巡检土军。嘉熙间,改南尉司。明洪武初,改今名,额设弓兵。正统间,寇毁。成化初,巡检蔡谦重建。嘉靖间,迁悬绳,复毁。清朝巡检驻岩前旧守备司”;永平寨,“永平寨巡检司:县北四十五里。宋淳祐间创。明洪武间,始建厅事。继移贝寨,去县七十里路,近江西羊角水。署毁于火,前县详府暂驻寅宾馆”。[5]这两寨为当时巡检司的驻地,一个在南,称为象洞寨巡检司;另一个在北,称为永平寨巡检司。巡检司这一机构最早创设于北宋,是由各州县派出巡检驻扎地方,统辖当地民兵作为“弓手”,以此担负防守地方的职责,如民国《武平县志》云:“宋于诸县置巡检、寨都巡检,各籍民为逻警弓手,即旧志所谓巡检土军也。……元有巡军弓手,隶巡检司(府志)。”[6]因此,寨的防卫功能至为明显。
另一个例证是湘店乡范围内的云霄寨,我们在云霄寨调查时发现了一篇题为《重修云霄古寨缘引》的碑文[7],从这篇碑文可以看出云霄寨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一,云霄寨周围的“十乡”具有共同的山林与地利;其二,这“十乡”为了“避患”曾先后两次联合建寨,并赖“神佑”得以平安。从碑文看,“十乡”第二次建寨是为了躲避太平军。那么第一次建寨是为避什么患呢?据当地报告人说,参加建寨的这“十乡”都是小自然村,在武北村落中是属于人单姓小的弱势群体,而他们的村邻又是武北地区的巨姓大族——湘湖刘氏。他们建寨祀神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激烈的械斗时,视异姓为兄弟,联合众小姓以抵抗湘湖刘氏。第二次“避患”,只不过是借助原有的古寨,重新修复而已。
营、围也是如此。“营”字,其意为“军队驻扎的地方”,如安营扎寨。也就是说,遍布武平县村落的“营”,有相当一部分与当年驻军有关。军垒曰“营”。历史上曾经驻军的地方,后来演变成村落,遂以“营”称。例如,民主乡林荣村均营自然村,传说从前某个动乱年代,此地山上山下驻满了军队,筑了一些营房。军队撤走后,邻近居民逐渐迁此居住,地名就叫军营,后人取其谐音改为均营。[8]鲜明地显现出当年驻军营地的印记。
而“围”字,意为“土木构成的防守设备”,如土围子。中山镇的“九围十八寨”就是典型的例子。此地地势险要,距广东蕉岭、平远,江西寻乌、会昌,闽西长汀、上杭为三舍之内,自古为“全汀之门户”,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设武平千户所,隶属福建行都司汀州卫,遣重兵驻守。“九围十八寨”星散于武溪河沿岸,为武所城的外围军事要点,起策应、拱卫武所作用。[9]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也经常听到村落械斗时以“围”作防御基地的故事,如大禾乡湘村的土围祠系该村刘姓人与邻村源头蓝姓人械斗的阵地等,也反映出当年军事或姓氏斗争的痕迹。
因之,我们认为,武平县带有寨、营、围字的地名,可能原为旧时官方或地方为防御而设立了“寨”“营”“围”这些建筑,后演变成为地名。
3.与自然实体相关的窝、垇、岗、坑、坪、坝、塘、溪。从词义发生学的角度看,窝、垇、岗、坑、坪、坝、塘、溪尽管形态不一,但均与山或水有关。“窝”意为山间凹进去的地方;“垇”为山间平地;“岗”为山区或丘陵地区不高的山和高起的土坡;“坑”为山间狭长的低洼地;“坪”为山区的平地。坝、塘、溪则与水有关,“坝”为沿河、溪较开阔的地带;“塘”则为山区或丘陵地区的低洼地,常能积蓄雨水、泉水用灌溉农田或养鱼;“溪”为山间的小河沟。有学者认为,称谓自然地理实体的常用字,本身没有聚落或人工建筑之义,因此不能视为村落名称中的通名。但是,这些借用自然地理实体的村落名称,通常名实相符,并且经由居民意志选择与营造,这些村落或基于柴近水便,或基于避风向阳,或基于依山傍水,或基于安全防卫,或基于交通便利,实际上也反映了不同的聚落类型,因而也被赋予了人文的意义。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被称为窝、垇的村落大多避风向阳,被称为岗的村落则多居高临下,被称为坑、坪、坝、塘、溪的村落通常依山傍水,均体现了聚落地理的地形与气候、安全与方便等原则,即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选址原则——“向阳门第春常在”“面水人家食无虞”“居高临下最安全”等。同时,我们还发现被称为窝、垇的地方,往往居民较少,一般多为几户、十几户、几十户人,是一个比较小的聚落。而被称为坑、坪、坝、塘、溪的则居民较多,往往为一个中等大的村落,甚至是大村落。在较大村落调查时,我们还常常听到开基祖先到一个被称为“窝”的地方开基,随着人口发展才迁到现在地势比较开阔的村落,如大禾村蓝氏先到当地的粪箕窝开基,后来才迁到现在的蓝家祠地点;桃溪村张氏最先在五斗窝开基,随着人口增多了,才迁到现在张屋;梁山村人最先在牛姆窝开基,人丁兴旺起来以后,方才沿溪流到现在的梁山发展。[10]凡此都体现了聚落的人工含义,这些称谓也应当以通名视之。
二、村落专名的类型分析
与通名相比,武平县村落的专名显得多姿多彩,但并非所有的专名都毫无规律可循,实际上有些专名还可以进行明显的分类,例如:(www.xing528.com)
1.与神明信仰相关的地名。武东镇远明村,相传以前该村“社令真官神主”庵门上有副对联曰:“社令馨香昭永远,福主庇佑庆壶浆。”村民据此上下联末一字取名为远浆,后谐音改为远将,民国时期才改称远明。
岩前镇的伏虎村,从前荆棘丛生,密箐林深,虎兽出没,叶伏虎(伏虎禅师)擅武功,到此带领居民驱蛇伏虎,村民开始安居乐业。后人为纪念他的功绩,便建庙塑像,名为伏虎庵,后来村名亦称伏虎村。
此外,平川镇的三官堂、七圣宫、竹圣寺、财神庙,城厢镇的神树岗、上寺背、下寺背、张天堂、社下,东留镇的社公排、朱子庙、割花坪,中山镇的下庙坊、上庙坊,民主乡的佛子岗上,下坝乡的八月社,中赤乡的佛祖高,岩前镇的上社、天灯下、伏虎寺、和尚窝,十方镇的牛神坛、招福寺,中堡镇的社背、庵子岗,永平镇的神下屋、庵子前、社下、神背,桃溪镇的神下、庵场湾、云霄寺,湘店乡的公王背等诸多村落名称也都与神明信仰有关。
2.与科举功名相关的地名。永平镇孔厦村原名湖屋场,该村主姓——吴姓开基传至清嘉庆年间,共有13个文人通过科举考试登上仕途做了官。村里建有五座大官厅。官绅们为尊孔崇儒,把村名改称孔厦。
桃溪镇新华浩甲自然村地形似火夹,故原名火夹域,清代时建一祖祠,当地人希望祠堂建成后科甲连绵,故上悬“浩甲世第”的横匾,后村名乃改称浩甲。
类似的村落地名,还有平川镇的牌楼下、城厢镇的桅杆屋、司马地,中山镇的相公塅,武东镇的司马坪,永平镇的官楼门下等。
3.与神话传说相关的地名。城厢镇的灵通村,村西有座山寨,传说以前当村民遇到匪盗侵扰逃往山寨避难时,山寨会自行升高,使匪盗难于攀登;而当匪盗撤退后,山寨又恢复原位,让村民顺利回家,于是村民赞颂山寨为灵通寨。该村便称为灵通寨下,今称为灵通村。
平川镇西厢村花园里,相传明代时该村有个半仙名叫王破脑,某年夏天,他说在现今花园里地点新屋落成,宴请亲戚朋友,约于某日酉时末刻赴宴。客至,满岗灯火辉煌,一座高大宽敞的房舍映入眼帘。围墙内外满栽奇花异草,芳香扑鼻。宴席上山珍海味、园蔬垅果,极为丰盛。客人们面对美酒佳肴,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次晨醒来,只见大家皆卧于荒郊草地上,面面相觑,疑团莫释,后人就叫此地为花园里。
4.与开基祖相关的地名。桃溪镇的亭头村原名竹子坑,开基祖李伯一郎从上杭县官田到了田雁村,为择地开基,他将一藤条放到溪中漂流,对天祷告曰:“愿李氏上祖在天之灵,助我择一吉地居住,溪中漂流的藤条停在哪里,我就在那里开基。”祷毕,紧跟藤条沿溪而下,行至今竹子坑合溪口,藤条停下了。李伯一郎遂在此定居,取名停头。后人取其谐音改称亭头。鲁溪村的上祖从长汀童坊出发,南下找地方开基,出门时祷告曰:“挑行李的绳索在何处磨断便在何处安家。”当他走到鲁溪时绳索磨断了。这时此地大雾笼罩,溪流有声,便取地名为雾溪,后据方言谐音改为露溪,复由文人改为鲁溪。湘里村的开基祖王万一郎在元初从武东镇桑梓坑迁居于此,为纪念先祖肇基于桑梓坑,乃称此地为小桑坑,后据方言谐音为小湘坑。
民主乡林荣村的百燎自然村,相传当地王姓开基祖率领家小在此打铁,开基后,人口猛增至上百人。因开基祖是打铁匠,且子孙繁衍快,犹如星火燎原之势,遂取地名为百燎。民主村的流芳自然村,开基祖希望后代一脉相承,繁衍百世,流芳千古,故把村名称为流芳。
5.与其他历史传说相关的地名。下坝乡的下坝村以前为武平县的商业重镇,据说广东蕉岭与下坝之间很早就有船只来往,武平县的许多货物和赣南各地的食盐都是从下坝挑运去的,随着来往的商贩、挑夫增多,就在这里开辟墟场,名曰“太平埠”。当时店房很少,从广东沿海载来的盐,大多堆放在河边的沙坝上。盐贩交完货款后,便招呼挑夫们到下面坝里挑盐。久而久之,便将这里简称为下坝。
中堡镇的悦洋村,旧时曾设立通往汀州官道的驿站。据说往来士绅商旅都感到此地的居民待人接物态度好,和颜悦色地为行人指路释疑,有问必答,于是赞誉为悦洋铺。久之,遂成地名。
民主乡林荣村任地自然村,是闽粤交界的偏僻小山村,交通极为不便,旧时只有几户人家,也无村名。当福建、广东两省划定边界、确定归属时,双方工作人员竞相推让。村民知情后,懊丧地说,我们就任由上天管吧,遂取名任地。
十方镇处明村,原名朱蓝乡,相传明代叶向高落泊于此,得当地聂大桂资助,赴京会试中了状元,天启年间做了宰相。他曾赠送一副对联,悬挂于聂氏祖祠。其联曰:“肯构凤栖之居,可方古人出处;奋庸龙见之会,仰瞻天下文明。”此后,村民取上下联的末字,将村名改为处明。
6.与地貌河流相关的地名。桃溪镇的桃溪村,地形似桃,村中溪流荡漾,传说桃溪先民在此开基时,希望子孙像桃李一样繁荣昌盛,故称桃地。后来,有个土纸商家,铺址原称桃地时经营极不顺利,改名桃溪后,生意便兴旺发达起来,从此村名亦改为桃溪。
桃溪镇的小澜村,境内溪流湍急,沿溪有大鱼潭、小鱼潭、黄石峰、卷溅峰等急水滩,水势汹涌,但与江河湖海的狂澜巨浪比较,则还是小小波澜,遂取名小澜。
下坝乡的贤成村,元代时村口有一悬石似绳索,取名悬绳。清初称悬绳隘,光绪年间,蕉岭县高陂村举人刘伯夫到此探亲,认为悬绳涵义惊险不吉祥,取其谐音改为贤成。[11]
和通名一样,这些专名分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平县村落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尤其是当地居民的种种社会观念。当然,还有更多的村落专名无法追溯它的来源,它们或许同样反映了村落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其变迁的空间关系,但时过境迁,资料难觅,无从探寻。
三、村落地名发生的文化意义
由上可知,客家村落的地名与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及其文化背景等息息相关,它们或巧妙地描述了村落的地形特征,或生动地记录了当地重要的历史事件及其演进的空间关系,或充分地表露了先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就武平县村落的地名而言,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众多带“畲”字的村落地名,不但反映了武平县在历史上曾是畲族的基本居住地,而且可以进一步补证畲族的姓氏不止雷、蓝、盘、钟四姓一说。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一文中认为福建的畲族不止三姓或四姓,甚至多达二十余姓和八十四个部落。[12]这是很有见地的,武平县的村落地名可以为之佐证。如他提到的黄姓,武平县就有黄金畲、黄畲、黄麻畲、黄草畲等村落;张姓有张畲坑、张畲等村落。由于史料的不足,他还对一些“孤证”进行了推测。而武平县的地名,也可以为这些姓氏进行补证。如他说上杭县有高畲,而武平县亦有“高畲下”“高畲燕上”两地名。此外,还有一些他未提到的姓氏和部落也可能与畲族有关,如大畲、长畲、中畲、雷公畲、石麻畲、绕畲、上坪畲、坪畲、壮畲、大畲、米箕畲、双坝畲、立禾畲、乐畲、上畲、下畲、石畲、洋畲、林岗畲等。
第二,以姓氏命名的村落虽然数量不少,但现在大多名不副实。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些地名前冠的姓氏曾在当地盛极一时,故以该姓为村落名。随着历史变迁,这些姓氏或早已灭绝,或沦为当地小姓,但村落名称没有更改过来,[13]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以姓氏为名的村落实际上反映的是当地村落的先民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先进变落后”“后来居上”“盛极而衰”等一些历史规律。
这种现象与规律也普遍地存在于村落内的小地名,如光绪举人刘光第《湘坑湖记》中说:“当时同迁者盖十余姓,今皆转徙绝灭无存者,独刘氏存。刘氏则可幸也,他姓则可悲也。虽然湖内居地尚多其人姓焉。名伯初公祠所以田屋,田氏之所居也;名伯盛公祠所以下廖,以别于上廖,则皆廖氏之所居也;名伯达公祠所以夏屋,夏氏之所居也;名伯英公祠所以尚屋,尚氏之所居也,即刘氏始迁地,五传而分授伯英房者……名英用公祠所以池屋,池氏之所居也……湖内腹有地名黄屋、江背者,皆以人姓名,而他姓无考。”[14]文中提到的姓氏都是先于刘氏在湘湖的居民,后来相继外迁或灭绝,而只留下与其姓氏相关的小地名。诸如此类,在我们调查过的村落中几乎成了一种规律性的现象。[15]
第三,大量与开基祖、祠堂(某屋)、寺庙相关的地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祖先崇拜、神明崇拜在传统客家村落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关于这些,还可从大禾乡贤坑村内的小地名进一步确证,我们在该村田野调查时,曾抄录到一份《贤乡开基始祖地名诗》:
地名第一可金详,闽汀武平有贤乡;钟姓开基高畲下,寅山申向结祠堂;门前有座古荫桥,三位古佛朝对朝;水井背连秧地屋,下胡子连下背塘;坝子贤上金光下,桑田坝上古公王;垅下塅上长坑排,石鸡山转入破堂;桥背屋转土楼背,翰音公祠百井堂;桥子脑上鸡早窝,光背湾上蓝屋场;五显头下佛祖郊,五通五显好公王;竹头记下李屋坝,塘背上下共一房;上胡垇下上胡降,社背塅上下书屋;王泥田连大坵屋,通通醮事共一房,沙坝子连神下屋,杨梅坑出古公王;谢屋坑连庵长山,下屋放上上蓝塘;三各坵田新屋下,门前有座蕉子塘;桃子坵连祥公赛,以备同住楼背塘;垅蚁塅上放子岭,并以什牲举通方;枧子放入坪盘坵,桐子坑出庵下塘;象形结有长福庵,三佛灵通远坛香;角落磜上坪地塅,古人岽上是湖洋;石头塅上大垇上,江西分界在地坊;梁山之下是企山,企山之下有屋场;牛头磜转龙狮山,盘坑王坑水源长;桐屋坑转下罗坑,上罗坑转芹菜洋;五世住入下名畲,上坪垇背共祠堂;杰桐子连门前岽,水口福主好公王;上村连下皮下村,五世叔祖富公房;双下坵入禾仓坑,各上有屋名山塘;寨上并及若沙湾,溪对西上共一房;庵背并及园江头,大伯地连贵竹乡;由鱼坝下南洞口,佛若二桥举通香;路背建有福寿亭,三位古佛座中堂;铜钟一响三公王,时时三刻举头香;上右分界坪盘坵,下右分界锁铜光;帽布钟李蓝童姓,二世一脉下湖乡;又有分出江西住,瑞金九堡并上洋;还我同堂多纪念,如言代代记书香。
不难发现,这首地名诗反映了当地居民对地名的认知是以开基地、祠堂、老屋、庵庙、神坛等为中心,这些建筑物成为当地村落的一种标志与象征。这样的认知方式,透露出祖先崇拜与神明崇拜在当地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祖先崇拜与神明崇拜分别是当地社会运作的一种原动力。
第四,为数众多的带“寨”“围”“营”的村落地名,是官方或当地居民不同历史时期在当地建筑的防御工事的衍生物,它从问题的另外一面反映了历史上武平县境内兵匪盗寇横行的社会背景。从如此众多的“寨”“围”“营”的村落地名中,人们似乎还能感受到昔日武平境内战马嘶鸣、刀枪砍杀的声息,也仿佛还能看到当年“荷戈负锸而至,敃不畏死”的宗族械斗场面和兵匪盗寇蒙面抢劫、杀人越货的身影。
第五,方言谐音也是众多地名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康熙《武平县志》载大禾乡湘村为“象村”[16];我们在田野调查时曾得知大禾乡的大禾坝原名“泰和坝”,帽布原为“茅铺”,湘店乡流坊村原为“刘坊”,以及前述小湘坑原为“小桑坑”,远将原为“远浆”,鲁溪原为“露溪”,均营原为“军营”,亭头原为“停头”,贤成原为“悬绳”等。而这种因谐音而演变的地名,又同时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上述泰和坝演变为大禾坝,除了谐音外,还因为该地紧邻一个人口多、地方阔的大村——大禾村;小桑坑演变成小湘坑,也是除谐音外,它附近有一个大村——湘坑。所以,同样因谐音而成的地名中的相同字,如小湘坑的“湘”与湘村的“湘”,当地人的读法并不一致,小湘坑的“湘”的发音接近于“桑”,而湘村的“湘”则更接近于“象”。
第六,在这些地名中,常有相邻的几个村落有相同的名称,只在名称上头加一个形容字以示区别。如:湘坑、湘坑湖(湘湖)、湘坑坝(湘溪)、小湘坑(湘里);大禾、大禾坝、大沛;坪坑、小坪坑;上村、中村、下村;上河西、下河西;上七里、下七里;老屋、新屋;等等。这些村落之所以有相同的名称,可能是地理的因素,如地理位置相邻;也可能是宗族的关系,即几个相邻的村落,其中主要居民在若干世代以前是由同一个宗族分化而来。也有可能是先有某一个名称的大村,以后在其附近出现几个小村,这些小村就以大村之名为名或因大村之名谐音为名,加上一个形容字以示区别,体现了聚落开发的历史进程。
第七,地理环境是村落命名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过来,地名则反映了村落的地理环境。比比皆是的与坑、垇、坝、坪、塅、窝相关联的地名,说明了武平县村落居民生活的史影,折射出客家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身影。同时,众多以这些字命名的村落通名,还反映了众多客家村落具有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这或许还是族群、社区形成的因素之一。由于历史变迁,后来的建筑、开路,或被填高、铲平,经过人为与自然的营造往往沧海变桑田,使人无法直接观察到当初创立聚落的地点与地形上的关系,唯有地名保留了当时地形特征的生动描写,所以地名为研究历史上的聚落景观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因此,客家村落地名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和累积的结果,是地理、历史与文化积淀的产物。反过来,通过对客家村落地名的考察,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客家村落居民的生存环境、历史发展的轨迹,以及社会结构、社会风俗和社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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