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上）：十六国及其形成原因

4至5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各个周边民族都开始各自为政，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特别是在五世纪上半叶中国北部民族割据现象日益严重，并开始逐步走向了各个周边民族向中原融合的大时代。

十六国与五胡

两汉以至魏晋，为了便于控制，也为了补充兵源和劳动人手，朝廷经常通过强制和招引，使边远地区的少数族人相继内迁。西晋时，西自今青海、甘肃，东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北以至辽宁，南到河南，都有少数族人与汉人错居杂处。其中除辽河流域的鲜卑和青海、甘肃的氐、羌外，大都由原住地迁来。早在晋初，由于晋政权和地主豪强的压迫和剥削，也由于少数族的权贵谋求恢复他们在本族中已失去的权位和满足他们的掠夺贪欲，以民族形式组织起来的暴动甚至战争已不断发生。到惠帝时（290～306）皇室间的夺权斗争由宫廷扩散到地方，混战使人民饱受痛苦，也削弱了晋政权的统治力量。惠帝晚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齐激化，西晋皇朝崩溃。从304年巴賨李雄和匈奴刘渊分别建立政权开始，到439年魏灭北凉止，一百三十六年间，在中国北部和四川先后建立了习惯上称之为十六国（其实不止十六国）的各族割据政权。其中除四个汉族政权（西凉、北燕、前凉、冉魏外，建立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为匈奴（包括匈奴卢水胡和匈奴铁弗部）、羯、鲜卑、氐、羌五族，史称“五胡”。

以383年东晋和前秦的肥水之战为界，十六国的建立可分前后二期：前期的政权有：①成汉、②汉和前赵、③后赵、④前燕、⑤前秦、⑥前凉，还有鲜卑拓跋部的代和冉闵的魏不在十六国内。后期的政权有：⑦后秦、⑧后燕、⑨南燕、⑩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北凉、西秦、夏，此外还有西燕不在十六国内。

人民的生产与生活

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各族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经常变换，民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反复进行。长期的动乱，统治者的狂暴屠杀和劫掠，漫无限止的劳役，给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祸。在战乱中生产极其困难，有时人民需要背着盾，带着弓箭到地里劳动，为了生活与生产，大量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投身坞壁主或在部落贵族的武装庇护下成为荫附户口。各族政权为了便于奴役，常常通过军事征服把各族人民迁到自己国都周围，一个政权消灭，另一个政权建立，随着统治中心的转移，又进行另一次的迁移。这种频繁的迁来迁去，使人民的生活与生产更加不能安定。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国北部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经过流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成汉政权地处西南，李雄统治的三十年内（304～334）“事少役稀，百姓富实”，益州成为全国最安定的地区。在北方，前凉统治的河西走廊和前燕统治下的辽河流域，都比较安定。西晋末年乱时，中原人民纷纷避难，大致黄河以南的人民南下江南；关中秦、雍地区人民小部分南流巴蜀、荆州，大部分西迁河西走廊；河北人民北入辽东、辽西。前凉、前燕地处边远，地广人稀，大量人民的流入提供了开发荒地的劳动力。前燕慕容皝统治时（333～348）开放供贵族游猎的官地，仿照曹魏分成办法，使流人佃种，显然有利于荒地的开发。前凉的农业、畜牧业都有所发展，特别是六十年（317～376）较稳定的政局，保证了自古以来著称的丝绸之路畅通，凉州州城姑臧成为国际、国内东西使节、商旅往来的枢纽。

黄河南北与关中地区是遭受战祸最剧，社会经济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但在战事间歇期间，有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不得不推行一些有利于生产的措施，使被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后赵石勒经过一番杀掠，在占领河北后颁布的租调征收额却比西晋轻减，还曾派使者出去劝课农桑；石虎统治之初（335年左右），征集的大量租谷，下令每年输送一百万斛到京都，其余储藏在水道旁的粮仓。大量租谷当然为剥削农民所得，但也表明后赵境内农业有所恢复。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政治比较清明，苻坚信任汉人王猛，抑制氐族权贵，奖励关心农业生产的清廉官吏，史籍称赞当时“豪右屏气，路不拾遗”，平定前燕后，据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从国都长安到境内各地商贩在驿道上往来不绝。这些话虽不能尽信，也反映了继前、后赵破坏之后，关中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这时获得恢复和发展。继前秦的后秦姚兴统治时（394～416）虽然兵戈不息，也还注意政治，曾下令解放百姓由于饥荒而自卖的奴婢，并注重刑罚，惩治贪污，这些措施直接间接有利于前秦末年大乱后关中经济的恢复。其他如暠（400年～417年在位）在玉门、阳关扩大耕地，注意农业，史籍记载“年谷频登，百姓乐业”；北燕冯跋（409年～430年在位）曾减轻赋役；南凉秃发乌孤也注意农桑，他们统治的一隅之地也曾为生产提供了较有利的条件。

各族所建政权的性质

建立政权的诸少数族原先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的早已解散部落，人民已成为州郡编户，他们早就和汉人一同生活在封建社会里，部分秦、雍氐羌就是这样；多数还保留部落组织形式，其中有的可能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残余，并州的匈奴可能处于这种情况；有的似乎还逗留在家长奴役制阶段，比如鲜卑。不论诸族原先的发展阶段怎样有差异，由于他们置身于一个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政权，因此基本上都是封建政权。

编户与荫附户口

当时大量人民成为坞壁主和部落贵族的荫附户口。坞壁主不少是大姓豪强，坞壁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兴废无常，大姓豪强却一直存在，也一直占有多少不等的荫附户。前燕、后燕的部落贵族都拥有大量军营荫户，后秦贵族也领有营户，他们都成为军事封建贵族，占有今山东的南燕，荫附之家“百室合户，千丁共籍”（包括汉族大姓和鲜卑贵族）。据说这种荫附之风是因袭前秦、东晋之弊。荫户是贵族豪强的私属，有的丧失土地，在主人田地上佃作，有的带着土地以求庇护，他们不承担国家赋役，只对主人负有义务。这种义务从贡纳、力役以至分成制地租有很多差别，但都是封建性剥削。还有许多登记上州郡户籍的所谓编户，他们是封建国家赋役剥削的对象。和历朝一样，为了保证国库收入和劳役来源，各族君主往往进行户口检查，使荫户复归于编户。一次检查也可能收得效果，但从来也没有能够防止百姓继续流入私门。上述荫户基本上都是汉人，关于少数族人的封建化过程，记载缺略，但可以断言，他们也终于和汉人一样，或者成为州郡编户，或者成为私属。

少数族政权与汉族士庶的关系(www.xing528.com)

各少数族政权是在众多汉人居住的地域上建立的，为了巩固其政权，各族统治者无例外地都力图取得固有封建势力的合作。后赵石勒颁布法令，不准侮辱“衣冠华族（即士族）”，并恢复为士族服务的九品官人法，派遣专职官员掌管士族定品和参加选拔。对于汉族人民，石虎是个非常残暴的异族君主，蓄意“苦役晋人”，作为消除反抗力量的措施；另方面他也尊重传统的士族特权，不仅继续承用九品官人法，并且下令被征服的前赵境内（雍、秦二州）士族也给予免役和优先选任官吏的权利。辽河流域涌入大量流人，因此前燕政权之始就任用作为流入首领的中原士族参加统治，有的甚至领兵征伐。以后前燕分支后燕、南燕也都承用这一以汉制汉政策。后燕慕容宝曾“定士族旧籍”，前秦苻坚也恢复“魏晋士籍”，其目的都在于区别士庶，一面承认士族的免役特权，又一面清除挤入士族行列的庶族，以免减少劳役征发对象。以上举的只是一些明显事例，其他各少数族政权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迹象表明他们对于士族特权的尊重，也都吸收士族豪门参加统治。

教育与文化

为了获得统治者需要的人才，加强与固有封建势力的合作，有些少数族统治者还设置学校。前赵刘曜设置太学、小学，选拔百姓二十五岁以下、十三岁以上资质可教的一千五百人为学生，太学生后来通过考试，授予官职。所谓“百姓”实际上应是士族豪门子弟。后赵设置太学、四门学、郡国学，学生是将佐和豪右的子弟，将佐可能也包括部分少数族人。前燕慕容皝设置“官学”，入学的是大臣子弟，称为“高门生”，达千余人，他还自著开蒙读物《太上章》和《典诫》十五篇作为教材。南燕慕容德南渡称帝，坐席未暖，就设置太学，选公卿、士族子弟二百人为太学生。后秦姚兴时，来自各地的一些老儒生在长安开馆授徒，聚集生徒一万几千人。姚兴经常接见这些老儒，还鼓励诸生游学洛阳。特别是他设置律学，召集地方上没有专职的“散吏”入学，其中学得好的便派回原来郡县主管刑狱。律学的设置开唐代的先声。那时甚至在不太安定的南凉，秃发利鹿孤当政时也曾设立学校，置博士祭酒，教导贵族大臣子弟。设学授经，固然为了统治者的需要，但客观上有利于遭到严重破坏的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而且促使部落上层分子加快接受汉文化，对于民族融合具有积极意义。前燕王慕容皝能够著书作教材，前秦苻坚弟苻融、从子苻朗都读书能文，通晓佛学、玄谈。苻朗的著作《符子》，至今还有片断流传。姚兴能讲佛教经典，又通晓佛学。他们接受传统文化，表明少数族上层分子汉化的深度。

前凉政权抗拒了刘曜、石虎的入侵，凉州（今甘肃武威）是北方最安定的地区，传统的汉魏制度和文化在那里受到尊重。前凉政权建立前，张轨任凉州刺史，到任后建立学校，征集管内九郡士族官僚子弟五百人入学。西凉李暠也曾立学，增置高门生至五百人。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和石刻，西凉和北凉都曾在境内策试秀才。由于凉州没有遭到严重破坏，保留汉魏旧籍较多。314年，晋愍帝定都长安时，前凉张寔曾进献经史图籍。437年北凉沮渠牧犍向南朝刘宋进献各类书籍一百五十四卷，其中多数是凉州人的著作。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在这个动乱的时代里，佛教获得巨大的发展。历尽苦难的人民对于现实世界感到无能为力，佛教乘虚而入，引导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佛天保佑与来生福报上。统治者也需要从佛教教义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因而积极提倡佛教。石勒、石虎尊崇来自西域、善于法术的大和尚佛图澄，据说曾立寺八百余所。石虎“苦役晋人”，不少人民削发为僧，在寺院的庇护下逃避劳役。汉代以来不准汉人为僧，石虎说我是“戎”人，理当尊奉“戎神（即佛）”，下令不论华夷贵贱，都可以出家。佛图澄收了许多徒弟，其中不少名僧，特别是释道安。道安是冀州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元氏西北）人，俗姓卫，先后在黄河南北、襄阳、长安宣扬佛法，获得东晋、前秦统治者的尊崇。他在整理和翻译佛经，编制佛经目录，制订仪轨、戒律，特别在宣传佛法方面，对于当时佛教的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和道安同时稍后，原籍天竺的鸠摩罗什是个博学多闻，通晓汉语的僧人。那时罗什在龟兹，379年道安由襄阳到长安，劝苻坚迎罗什东来。382年苻坚命大将吕光西征，要求吕光平龟兹后，迎接罗什到长安。但吕光还军，前秦业已大乱，吕光随即割据凉州，罗什也留居凉州十七年。直到401年，后秦姚兴才把罗什迎至长安。姚兴十分尊敬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在他主持下译出佛教经论近三百卷。当时僧人群聚长安，参加译经的数以千计。前、后秦时，长安是北方的佛教中心，关中佛学达到十六国时期的最高峰。佛图澄的法术，释道安的传教，鸠摩罗什的译经，为佛教奠定了大发展的基础。前凉自张轨以来一向信仰佛教，早就有译出的佛经流传内地。北凉沮渠蒙逊尊崇中天竺僧人昙无忏，他也深通汉语，在姑臧译出佛教经论多种。当时凉州继长安之后成为北方译经中心，凉州所属的高昌郡也是个译经场所，沮渠蒙逊从弟京声曾到于阗求经，东还到高昌译出其中一部分。

东西交通

当时常有僧人西行求经，留下东西交通最可靠的记录，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法显。399年他从长安出发，经历十分艰苦的行程，越过葱岭，渡印度河，以达北天竺，又从海道回国，几经危难，412年才到达刘宋所属的青州长广郡（今山东青岛北）。他所著的《佛国记》记载国内西域各族和今印度、巴基斯坦的历史传说和地理，是研究东西交通的要籍。

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要道，建立于此地的政权除后凉外，都自认为是凉州地方政权。他们接待来自国内外的使节、僧人、商旅，并继续管理国内西域各族事务。前凉于327年将原由戊己校尉管理的高昌屯田区改为高昌郡；后凉吕光派其子吕复为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西凉李暠也命儿子为西夷校尉，管理西域。北凉沮渠蒙逊、牧犍父子受拓跋魏任命为“西域羌戎诸军事、凉州牧”，受刘宋任命为“西夷校尉、凉州牧”，蒙逊灭西凉后，曾接见鄯善国王，并受西域各国的贡献。通过河西走廊和西域，通往天竺、波斯、大秦等国的通道在这个动乱时期仍然通行。当时除出玉门经鄯善，沿南山北坡西行的南道和出玉门经伊吾、高昌、龟兹西行的北道外，有时因为战乱，绕过河西走廊由西平（今青海西宁）入吐谷浑境，通过柴达木盆地至鄯善，也是一条道路，此路又是西域经益州和江南交往的通道。经由这些道路，西域和内地、中国和西方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继续进行，中国的丝和纺织物以及蚕桑丝织技术这时传到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并有可能传到波斯、大秦。随着佛教东来，西方雕塑艺术传入，世界著称的艺术宝库——敦煌石窟，就是在这时开凿的。

分裂与融合

十六国时期是一个民族分裂时期，同时又是各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各族统治者的暴行和暴政，给人民带来严重灾祸。社会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但被破坏的经济在不同时期有所恢复，西南、西北、东北几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有所发展。被破坏的传统文化终于保存下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西部和北部各族文化，甚至还吸收了外来文化。经由这场动乱，内迁各族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进一步接受汉族成熟了的封建制度，有的由家长奴役制进入封建社会。各族成员都按照各自的阶级成分逐渐分别与汉族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融合。在一百三十六年中，有的种族名称基本上已经消失，例如匈奴、羯、巴氐、河西鲜卑，都已成为汉族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