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上）：商族起源与发展

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它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据王国维称，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丘，上甲微迁于殷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都亳，是为八迁。后来又有过五次迁徙，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仲丁迁于隞，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商人的屡次迁徒，或许由于受异族的压迫，或许由于水旱之灾，或许由于扩张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区，并不一定表示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范围大概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一带。

商代自汤开始，至纣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王世系，据《史记·殷本纪》载，结合甲骨文考察，除去个别有误，基本可信。在成汤以前，从契至成汤，凡传十四世。《国语·周语》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即所谓商族的“先公”时期。这在《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中也有记载。

商自成汤建国、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经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殷都经科学发掘证实，在今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的后冈、高楼庄、薛家庄、花园庄、小庄、四盘磨、孝民屯、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侯家庄、秋口及同乐寨等二十几个村庄方圆二十四平方公里或更大的范围内。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地，已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至于其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则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农业

商代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大量记载了商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年”、“受黍年”、“受稻年”等类辞句。卜辞的田字作、等，即为田间的阡陌和沟洫之形。由卜辞可知，商代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稻、麦等。耕作的方法采用合力耕种及“焚田”（即火耕），并已使用粪肥肥田。商王除亲自视察田作外，还常命臣下监督农耕。当时农业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卜辞中常见在收割后把粮食放入廪中贮藏的记载。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有木、石、骨蚌，亦有青铜农具。耕具有耒、耜。耒为木制有歧头的木杈，用做翻地；耜为木制无分歧的工具，用做插地起土。耨具有辰。收割工具有镰、铚，卜辞有字，从从刀，象以刀割之形。

商代农作物的再生产品有酒、醴、鬯。酒为黍或稻所酿，醴为稻所酿，鬯为黑黍及香草所酿。商代出土的酒器种类繁多，《尚书·酒诰》记载，人民嗜酒，田逸，以致亡国，可见嗜酒风气之盛。酿酒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园艺和蚕桑业亦有发展。卜辞中有圃字，即苗圃；有囿字，即苑囿。果树有杏、栗等。卜辞中又有蚕、桑、丝、帛等字，商代遗址中还出土有玉蚕及铜针、陶纺轮等物。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用丝织物包扎过的痕迹，从出土的玉人像上也可看到其衣服上的花纹。可见商代的蚕桑业及丝织业已较发达。

畜牧业和渔猎

商代畜收业也很发达，后世所称的“六畜”，都已全备。卜辞中的“为”字，像以手牵象之形，所谓“商人服象”。对于牛、羊、犬、豕等的毛色，商人已能加以区别，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并使用了去势术的技术。商代的六畜也为人所食用，食品中的羞字从羊，豚字从豕，镬字从隹即禽，证明羊豕禽等已作为商人普遍的食物。商代六畜还用于祭祀，有太牢（即牛羊豕）、少牢（即牛羊或豕犬）之称。商人祭祀，一次用牲可多达数百头，而且往往牛、羊、犬、豕合用，没有高度发展的畜牧业是不可想象的。

商代的黄河下游中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并有广大的森林、草原、沼泽、湖泊，故作为农业、畜牧业补充的渔猎也很发达。卜辞中有“王鱼”、“获鱼”的记载，商代遗址中也出土过许多鱼类、蚌类的遗骸。捕鱼的方法主要有网罟、钩钓、矢射等。卜辞中又有“王田”、“王狩”、“获鹿”、“获麋”、“获虎”、“获兕”及“获象”的记载。狩猎方法主要有犬逐、车攻、矢射、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等，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三百四十八头，获麋最多的是四百五十一头，足见其规模之大。

手工业

商代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www.xing528.com)

商代是青铜器的全盛时代，其品种繁多，主要类别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有爵、角、斝、觚、觯、尊、盉、卣、彝、觥、壶、罍、瓿、禁、勺等；另有食器鼎、鬲、甗、簋等；乐器铙、鼓、钲、铃等；兵器戈、矛、钺、矢镞等；工具刀、斧、锛、凿、针、锥等。

商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商代遗址中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通过对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商代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公斤，鼎身和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浇铸而成。从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商代生产技术及青铜铸造的水平。

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还有铁刃铜钺，现已于河北藁城及北京平谷两处商遗址中各发现一件。经检验，其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锻打而成的，证明商代已知道用铁。此外商代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炼的冶金技术。

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器形有炊器鼎、鬲、甗，食器簋、豆、盂，酒器盉、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大口尊等，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白陶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经1000℃高温烧成，胎质纯净洁白，表面有雕刻精美的花纹。釉陶以瓷土为原料，器表敷釉呈青绿色，经1200℃高温烧成，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骨器在商代使用范围很广，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品，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及鹿角甚至人骨，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砺石等。制成一件骨牙器，大致需经过选材、锯材、加工成形、打磨及雕刻、镶嵌等工序。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簋、磬、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品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商代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商代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建筑

殷墟已发现宫殿基址五十多座，一般建筑在夯土台基上，柱下用砾石作基础，有的柱础间还垫有铜片，房架用木柱支撑，墙用板筑。最大的基址南北约长85米，东西约宽14．5米；最小的仅长2．3米，宽1．85米。基址方向多面向南北，亦有面向东西的。很多基址排列成行，遥相呼应，开创了后世厅堂建筑之独特风格。卜辞中所记宫室有大室、小室、东室、南室、祠室、血室、皿宫、公宫、东寝等。由于年代远久，这些宫室的营建已不可考，但从卜辞有关字形构造，如：“亞”、“墉”、“京”、“高”等，还能知其形状。商代的建筑遗址中尚未发现砖瓦，建筑结构仍为“茅茨土阶”。但仅从基址的规模，即知商代建筑之宏伟，建筑技术水平之高超。

除宫殿外，还有较为简单的单室房屋及半地下式房屋，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建筑用的土坯。商人已知在土坯间用草拌泥粘砌，它可看成中国建筑技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商业和交通

商代的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代遗址中出土有海贝、海蚌、鲸鱼骨、大龟骨等海产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除以物易物的交换外，当时已开始使用货币。商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玉和贝，殷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贝，最多的达千枚。除天然贝外，还有石贝、骨贝、蚌贝、玉贝及铜贝等仿制贝。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戍嗣子贝廿朋”的记载，证明贝在当时已用作货币，并以“朋”为计算单位，以十枚贝为一朋。

交通工具主要是陆路的车和水路的船。卜辞中有车字和舟字。商代遗址中发现车马坑多座，出土的马车有二马一车和四马一车，车为木制，有铜车饰，单辕、一辀、一舆、一轴、两轮。车用于田猎、作战等。商代的舟，尚无实物证据，但知其用于渡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