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的看法，它直接影响人们的自然伦理观和价值观。传统的自然观在东西方文化中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西方，传统的自然观根源于基督教文化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最高产物，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建立了对它们的统治，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剥削自然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物质除了服务于人以外就没有别的意义。因此，在西方传统自然观里，人与自然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种对立的二元自然观支配下，自然界除了服务于人的目的外，无任何其他价值可言，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由此导致了人类对其毫不同情地榨取，进而把整个地球推向了生态毁灭的边缘［28］。
在东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是另一种朴素的自然观。中国的古代哲学主要由儒、释、道三大体系汇集而成，三者都强调“天人合一”的一元论思想。道教与儒家共同尊奉的《周易》，体现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认为自然万物有其固有的运行法则，人们的行为必须顺应自然，方能实现“天、地、人”三者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周易》的作者主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天人协调思想，老子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法自然”思想，北魏农学家贾砚“顺天时，量地利”的农畜产业循环生产的思想，宋代张载主张的“民胞物与”，这些都是一种力求与自然取得和谐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国古代哲学家们认为自然界有以下价值并给予了极高评价。一是“厚生”，即自然界具有给人类提供广泛的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价值。管仲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苑也”，讲的就是“厚生”价值。二是“治世”，即自然环境、自然条件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治世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如孟子提出的“天时”“地利”“人和”中的前两个条件就是自然界的“治世”价值。三是“比德”，即将自然景物与人的精神生活、道德观念联系起来，赋予自然以某种伦理道德意义。孔子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就是对自然景物的“比德”价值的著名表述。四是“审美”。如果说儒家多关注自然界的道德价值，那么道家则特别重视自然界的审美价值，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他看来，天地之“大美”是“自然”之美、“朴素”之美，是“真美”“至美”；而人工之“美”破坏了自然，是残美，是“一曲之美”“偏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自然的审美价值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玄学家们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欣赏，认为自然界的壮丽景观具有使人情感怡悦和精神超越、实现自由的价值。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强调“天有九星，地有九宫”的格构模式；城市建设应“若有山川，则因之”，宫殿布局则“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神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中国较早的《黄帝宅经》提出：“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中国古代这种顺应自然，强调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建筑思想，对于人类今天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课题，对于生态建筑活动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正如美国学者西蒙德（John O.Simonds）在他所著的《景观建筑学》一书中指出，东方古老朴素的自然观是值得我们重新学习的“旧日真理”。
新的生态自然观认为，人类是从自然界进化而来的，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它与自然界的其他动植物以及非生物因素共同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见图2-5）。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平等和谐相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地球生态系统的进化发展，同时，各自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有其不可代替的独特功能，它们之间也是共同进化发展的。(www.xing528.com)
目前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净化能力以及稳定性已大大降低，要抑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必要树立新的生态自然观，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自然进行保护，并尽可能使其恢复。
图2-5 以人为主体的环境构成
（来源：编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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