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与汽车维修：培养推理力，提高解决问题的关键

任何推理都有前提和结论。前提就是推理定义中的已知判断，结论就是推理定义中“一个新判断”。这样，就可以把推理的组成部分与推理的定义有效结合起来理解。

从思维过程来说，总归先有前提、后有结论。但在实际运用中，前提并不一定在前，结论并不一定在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表达一个推理的一段话中，哪个是前提，哪个是结论呢？抓住“推理联结项”就等于掌控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表示结果的“所以”作为推理联结项，而且把整个“因为……所以……”都作为推理联结项，这是为什么呢？请看下列例题：

铜是导电体，因为金属是导电体，铜是金属。

这个例题中并没有“所以”。怎样才能较快地确定它们中的前提和结论呢？把“因为”列入推理联结项，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凡表示原因的关联词后面跟着的是前提，凡表示结果的关联词后面跟着的是结论。一个推理中，除了前提就是结论；除了结论就是前提。例如，违法行为不是合法行为，合法行为不是违法行为。这里“因为”和“所以”都没有，哪个是前提，哪个是结论呢？估计谁也不敢妄下断论。但是，在第二个判断前出现“所以”，那么前者就是前提，“所以”后的就是结论，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样，在第二个判断前出现“因为”，那么前者就是结论，“因为”后的就是前提，这也是无可争议的。抓住“因为”和“所以”来分清前提和结论，可以说这本身就是个既方便又重要的方法。

通常讲的推理，重点是演绎推理，除演绎推理，还有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但是，在实际思维活动中，归纳推理尤其是不完全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作用都是很大的，演绎推理根本无从替代。在推理学习中，对这两种推理给予足够的关注并投入相应的学习量，无疑是值得和必要的。

推理规则集中在演绎推理中。演绎推理是必然性推理。这些推理规则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其必然性的成立。所有推理规则的表述，在满足科学技术性所需的基础上，已经去繁就简。尽管如此，初学者仍然要投入相当的注意力，才能较为熟练地掌握或运用这些规则，而这恰恰是必不可少的。推理的思维形式不是先天具有的，也不是人们相互之间随意约定的，而是客观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在人脑中的反映。因此，推理的客观基础是客观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

推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人们的思维中，通过各判断之间的不断转换、推导，把“隐藏”在前提中对某一事物情况的判断，从其存在的条件中再现出来。因此，结论的必然性是演绎推理的最重要的特征。只要作为前提的判断与作为结论的判断之间的联系符合逻辑规则，即推理形式是正确的，那么，就一定可以经过一步步的严密推导，遵从严格的是非取舍，必然推出“隐藏”在前提中的知识。由于这种知识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新”的，所以，演绎推理的结论尽管没有超出前提的范围，但是演绎推理仍然是获取新知的一种重要手段。

社会学研究中有一种定律，通常被称为“路径依赖”定律。那么这一定律是如何被发现的呢？一个广为流传、引人入胜的例证是：现代国际上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什么采用这个标准呢？

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

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沿用的是马车轮距标准。

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

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

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

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

可以再问，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

第一个使“路径依赖”理论声名远播的是道格拉斯·诺思，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道格拉斯·诺思于1993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于选择和习惯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一切选择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可怕影响，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人们关于习惯的一切理论都可以用“路径依赖”来解释。

沿着既定的路径，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个人的选择，都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而这些选择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但不管是优化还是锁定，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

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

而对个人来说，一旦人们做出某种选择，在既有的道路中，他们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如果哪天他们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再适合自己、没有价值时，他们做出新的选择。这时，他们才发现前期的巨大投入可能会因为重新选择而变得一文不值。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笔很大的损失（经济学上称为“沉没成本”）。

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人不能轻易走出去，生活中的这种现象就被称为“路径依赖”。

从而还总结出：人们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以及只有突破习惯惰性，不断创新人类社会才有可能不断发展的深刻哲理。

这条定律的发现和利用的过程就是演绎推理的生动体现。

思维训练的侧重点是培养、提高推理力。只有在熟练掌握了各种推理形式的基础上，思维才有可能进一步灵活地按照事物情况，运用自如地选择、运用不同的推理形式，从而使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驾轻就熟地通过一步步严密的推导，揭示出新的认识成果，真正达到推往知来、见微知著、洞幽烛微的根本目的；从而有助于推理力从不自觉进入到自觉的状态中，从认识的必然走向认识的自由。

但是，人又贵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知识有限，这样反而可能会使自己的头脑清醒一些，从而从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出发，敢于提出质疑：“果真如此吗？”继而以谨慎的态度，重新整合事物变化后的情况，从常规的思维中寻找突破口。(www.xing528.com)

明代学者陈献章曾经说过：“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的每一个思考都希望能够回答一个问题、澄清一个疑问、理清一种想法，表明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因此，能否质疑，如何排疑，是“回答”问题的第一步。因为“回答”是具有建设性的，是需要调动聪明才智去创新的。这实际上也是每个人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能力，并经磨炼达到自由的绝好途径。

另外，将别人的推理过程纳入到自己的推理过程中，这不仅是推理能力的表现，更是创新思维能力的表现。通过这种创新思维与逻辑思维能力的高度结合，我们在思维过程中，就可能在仔细分析研究所给予的材料及前提条件的基础上，随着思维过程的一步步深入，不断寻找新的信息，补充新的前提条件，从不可思议中，发现“有可能”，从而揭示出问题中所隐藏的因果联系，准确地抓住必然的结论。

我们举一个熟悉的博弈中推理的例子：

《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叫“空城计”，说的是诸葛亮与司马懿斗智的故事，博弈中的推理问题，包括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

在这场博弈中，诸葛亮与司马懿所面临的选择见表3-2。

表3-2 诸葛亮与司马懿所面临的选择

在博弈中，“每个人是理性的”是公共知识。但是，总存在着某个策略组合下的得益不是公共知识。在这样的博弈过程中，博弈参与人如何确定自己的策略选取，就只能根据其他参与人“历史”中的策略“归纳地”得出对方此时的策略，从而决定自己的策略。

因此，在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博弈中，诸葛亮了解双方的局势，很清楚如果司马懿采取进攻的策略，无论自己是选择守城还是弃城，都将被擒。于是，他只能运用反向思维，利用了“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的公共知识，以“司马懿料吾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制造了可能有埋伏的空城假象，加大了司马懿对进攻失败的主观概率，感到进攻有较大的失败的可能。从而迫使司马懿在进攻和后退的选择中，以后退的期望效用大于进攻的期望效用，因此只能选择后退。利用反向思维，诸葛亮成功地运用了一次“空城计”。

而司马懿的选择则是基于一个完全的归纳推理。“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根据对诸葛亮“历史”中的策略“完全归纳地”考察，既然诸葛亮一生都没有冒险，司马懿得出他此次也肯定不会冒险的结论。因此，在进攻和后退的选择中，后退的期望效用要大于进攻的期望效用，只能选择后退。

因此，在“空城计”的博弈中，诸葛亮的选择是理性的，是他合理地运用归纳思维和反向思维的结果。司马懿的选择也是理性的，他的这种选择结果虽然是错误的，但这个结果却是在他没有完全占有信息的条件下得出的唯一结论。

思维方法的选择和评价有客观性，即其运用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领域。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和领域，思维方法就会失去深入事物内部的能力，失去其作为连接思维主体和思维对象的中介作用。因此，“空城计”虽然富有创新性，但诸葛亮绝不可能再唱第二次。

再来看一个举一反三、防患于未然的推理故事。

有一个生产质量一贯比较好的工人出了一批废品，损失很大。这批产品已生产了一个多月，其中经过工人自验、中间检验和成品验收，都没有发现问题，直到最后装配时才发觉是废品。毛病都出在同一部位上。

经过实物分析，找操作者谈话，又检查了工艺图样，核对了模具，终于找到了出废品的原因。原来这一产品中的一个零件的上下两个端面，尺寸大小一样。几何形状相同，就是零件内部的设计要求不同，操作者错把下端面当作上端面，致使整批产品全部报废。

操作者在检查了自己粗心大意的缺点后，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在工艺图样上对这一零件的上端面做一标记，以资识别，防止重犯老毛病。这一建议很好，技术部门立即采纳了。

这一事件虽已处理完毕，却产生了一个联想：其他零件图上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不能等到出了问题造成了损失才去动手改，应把工作做在前面，防患于未然。于是就要求有关人员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普遍地检查一下其他的零件加工图。结果果然查出有十七个零件图有类似情况，有的已经在出废品而尚未发现。由于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防止了损失的扩大。

从这个实例中，可体会到归纳推理的作用。归纳推理是一种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那个工人错把下端面当作上端面出了一批废品，固然是一个个别事件，但是在这个个别性事件中却有着普遍性的东西：大小、形状相同而内部要求不同的零件，如果在图样上不做必要的标记以资识别，就很容易在加工时发生差错，造成废品。学会归纳推理，善于从个别事例中发现普遍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再来看一个汽车维修案例。

一辆原装别克轿车已经行驶了大约20万km，一次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突然出现急促的“哒哒”响声，紧接着就出现了加油“闯车”、怠速不稳的现象，原地空负荷急加油时响声更加剧烈，后面感觉有明显的“突突”声。勉强将该车送到一家修理厂进行检查，结果发现这辆车的4缸排气门摇臂脱落，再仔细观察，发现摇臂螺丝钉从缸盖中拔出，导致摇臂的螺丝钉座折断。于是更换了气缸盖总成，总成更换完毕后，车辆继续行驶了几天，感觉车辆抖动得更加厉害了。原来出现故障的时候，车辆还可以跑到时速130km/h，但是总成更换完毕后，车辆越跑越没劲，行驶大约100km后，速度甚至不能达到120km/h，而且再次出现了明显的怠速不稳现象。

故障综合表现为怠速不稳、加速无力、动力不足。导致发动机工作不稳、动力不足的原因很多，如混合比故障、点火问题、进排气问题和机械问题等。

对尾气进行检测，怠速时，HC为400～500ppm，CO为0.8%～1.0%；高怠速时，HC为300ppm左右，CO为1.0%左右。这个实测结果实际上很高，尤其是HC，说明有很多没有燃烧的混合气，有可能是点火能量或者混合比偏稀所致。现在关键是要确定是某一缸的工作不好还是整体工作不好。

1）借助真空表，分别断开每一个气缸的喷油器接头，发现2、4、6缸的真空度下降很小，而1、3、5缸的真空度下降较大。

2）结合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仪进一步检查，发现在测量不同气缸的相同部位温度时，2、6气缸的温度比其他气缸的温度偏低。

这些数值足以说明这辆别克的2、4缸工作不好，尤其以4缸最明显，而这一侧正好是新近更换的气缸盖侧。将2、4、6缸的高压线断开，保留1、3、5缸发动机仍然能够运转；而将1、3、5缸的高压线断开，保留2、4、6缸，则发动机立即熄火，这也验证了上面的分析结果：2、4、6缸的确工作不好。现在可以推断出故障范围是：因为单侧气缸工作不好，但喷油、点火正常，而传感器、执行器没有发现故障，所以，最可能是机械部分的故障了。对缸压进行测量，发现所有缸压均在标准范围之内，而且相差在5%以内，故障诊断再次陷入了困境。

拆开这一侧缸盖（新缸盖侧）发现，2、4、6缸的排气门弹簧短，与正常相比分别短2.4mm、1.2mm和1.8mm。

故障彻底查明了，因为2、4、6缸的排气门弹簧比正常的短，所以就造成了排气门打开时间不足，不能够在设计的配气正时内有效地打开（开启晚），从而造成了在每一个工作循环当中，燃烧室内的废气比较多，造成可燃混合气相对较少，所以不容易燃烧，最终导致发动机工作不稳，功率不足。

小贴士

请注意以上结论中的黑体字，它们表明了一个完整的推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