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农历壬辰年，这个壬辰年即我人生进入的第九个壬年。然而我的出生日在壬申年年末，进入了阳历次年（1933年）的岁首，依公历计我的八十周岁生日在2013年初。回顾走过的近八十年，沧桑巨变，祖国强大，民族振兴，社会发展，科学繁荣，文化璀璨，人民安生。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我也有变化进步。
《论语·学而篇》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求知也；习，练习、实践也。《荀子·劝学篇》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跬步，半步之义，全句即所谓跬步无已，至于千里。姑按编年简记我近八十年的习学历程，以志跬步前进之行。长时间来，我经历了一条充满学习需求和实践历练的崎岖山路，蹒跚地攀登再攀登，这篇自编纪年略，大体展现了我攀行积跬的踪迹和我的家人、师友的一点简况。
农历壬申年腊月二十一日，即公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元月16日（最初户口登记时误为1933年2月6日，一直未加更正），我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上西路玉正乡（今属自贡市贡井区）大山家宅。
我的祖籍是江西省吉安府（今吉安市）庐陵县儒林乡连山堡永高坪第十都，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年）先祖胡元海自家乡至四川，从行走贩布到开设布店到经营盐业，同治、光绪年间家业极盛，民国初年走向衰败。祖父胡汝修（勉斋，1861－1928年）、父亲胡少权（秉章，1898－1988年），经营盐业，喜好诗书[1]。母亲王宛如（1917－1959年），崇庆县（今四川崇州市）人，居家。
一、小学初中启蒙（1938年至1947年夏）
自孩提到少年的十多年经历，是我人生的启蒙阶段，从朦胧到逐渐晓事。回忆起来，有两点最为深刻：一是，希望祖国御侮强大，不要遭敌机轰炸。二是，勤奋读书，将来才会有出息。
1938年（5岁） 入读贡井育才小学。为躲避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1939年随我家部分成员迁住荣县桂林街，入读荣县城区二小。此后，全家迁居富顺县舒平乡居住。入读离家不远的自贡市昌平小学（为避日机轰炸，该校已从自流井街区迁到富顺县高峰乡高峰寺内）初小五期（三上），直到高小肄业。
1944年（11岁） 秋，以同等学力（高小三期）考入自贡市蜀光中学，读完初中三期。
1946年（13岁） 春，转学重庆市南开中学（只能插读初中二期）。秋，考入重庆市英才中学读初中四期。1947年上半年，获学校颁发的“品学兼优”奖。
这一阶段，父亲常在我们弟兄寒暑假时，或自己讲授，或敦请常住我家亲戚中的学者，给我们补习国文（即国学），诸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声律启蒙》、《初学晬盘》等，虽断续为之，亦稍获益。
二、旭川中学求知（1947年秋至1950年秋）
在具有书院传统和革命传统的旭川中学，我有幸遇到一批好老师，包括教学质量高的老师和思想进步的老师。在这个人生的襁褓里，我在求知中受到做人和立业的哺育。
1947年（14岁）秋 以同等学力（初中五期）考入自贡市旭川中学[2]高中，入读高第八班。
1948年（15岁） 在校内，社团蜂起，我参加一些进步的学生活动。秋，学校于高中二年级分文、理组，我选文组就读，喜欢国文、历史、英语、音乐等科。
1949年（16岁） 自去年起，学校甚为重视教学质量，陆续留聘和聘入了多位著名教师，本年春又从重庆市聘入了一批原在北碚兼善中学任教的骨干教师，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构成了文、史、外、数、理、化、音、体各学科单科优势和学校的综合优势，使我辈学子获益良多。春，被选任“旭川中学鸿鹄社”社长。5月，在校内参加“马列同盟会”秘密进步组织。之后，参加中共地下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
1949年12月5日 自贡市解放。
1950年（17岁） 2月5日，被批准转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青年团。1957年5月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任团支部宣传委员。2月，被派任自贡市西区寒假学园主任。（当时，市军管会分別在蜀光中学、旭川中学开办东、西区两个寒假学园，组织小学教师、中学生、社会青年等学习《社会发展史》、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西区学园近1000人，历时一个月。）4月，赴泸州市参加川南地区第一届学生联合会代表会。被选为川南地区学联执委。7月，高中肄业（本学期我读高中六期，因主要参加迎接解放、宣传政策、动员复课等具体工作，未能参加毕业考试）。
三、基层工作磨炼（1950年秋至1956年秋）
西南团校的学习，是我一生道路的奠基。相继参加的学校工作、土地改革和农村建团、工厂工作，经历了六年的基层磨炼。我由一个青年学生走入了社会，逐渐增长着知识和能力。
1950年（17岁） 9月，被分配留在旭川中学教导处工作，具体经管青年团和学生工作。
1951年（18岁） 2～7月，在西南团校（校址在重庆市求精中学内）第二期（2～6月）、第三期（6～7月，在职干部培训）学习。7月，回到青年团自贡市工委工作。下半年，参加中共自贡市委土改试点工作组，到自贡市第四区（大山铺）团结乡，驻莲花村。结合土地改革开展农村建团试点。年底，参加第四区民主乡部分土改工作并兼任该区农会青年部长。
1952年（19岁） 上半年，参加自贡市第三区（大坟堡）和平乡土改复查。参加自贡市第一区（自流井）红旗乡土改，任乡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同时，在团市工委领导下，具体负责全市正在进行土改的16个乡的建团工作的联系。下半年，被团市工委派驻一区（自流井）工作，主要具体筹建青年团自贡市第一区工委。
1953年秋至1955年夏（20岁～22岁） 1953年下半年，回团市工委，具体负责团市工委基点工作。常驻张家坝久大制盐公司第一制盐处（后属新华制盐三厂平锅制盐、氯化钾等车间），根据团市工委领导安排，围绕中心工作和生产活动，试点青工工作新举措。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1955年夏。
1955年夏至1956年秋（22～23岁） 1955年7月，回到青年团自贡市委机关工作，直到1956年秋。
四、响应科学进军（1956年秋至1961年秋）
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3]，唤起我“由中学而大学”的梦想，终于如愿。在高等学府里，我决心走又红又专之路，勤苦地读书、听课、求索，积极地承担社会工作，校系组织、一大批著名教授和老师，把我导引向人生大道和知识殿堂。
1956年（23岁） 8月，自共青团自贡市委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制五年，为调干生。五年学习期间，一直兼有社会工作，先后担任历史系团总支宣传委员、总支副书记，年级团支部书记。
1957年（24岁） 7月19日，同中学同学王淑端在北京结婚。当时，她在北京国家地方工业部（后改为轻工业部）工作。她于1949年12月参加工作，先后历经自贡市盐务局、西南地方工业局、国家轻工业部、四川省轻工业局、四川省烟草专卖局等单位。
1958年（25岁） 5月，女儿胡洁兰出生（1983年与吕澎结婚）。是年，学校派任四川大学学生业余文工团团长。期间，以历史系为主，组织创作京剧合唱《学生大练兵》，以校民兵师的名义参加四川省业余文艺会演，获省政府颁奖。随后，该节目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录音。
1959年（26岁） 母亲王宛如因患肿瘤，经大半年多方医治无效，4月25日在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四道街）病逝，享年42岁（1917—1959年）。母亲出生在贫农人家。勤苦节俭，贤淑大度，对人诚恳，严律儿女，处事公正，族人赞誉。虽不识字却常以戏词、故事、世事教我忠信孝悌、发奋自强，慈惠母恩，铭记终生。母亲九十冥诞时，我的祭联写道：“四旬阳寿，艰困久历，众口称誉善理家务。贤良著著，弃养何早？时时忆想，常梦阿母；九十冥诞，沧桑巨变，儿孙繁衍竞兴事业。慈惠泱泱，遗恩永远！切切怀念，深爱我娘。”是年，参加系上组织的《四川近代史讲义》编写活动。
1960年（27岁） 在川大历史系选修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化。在学习和参加科研活动的同时，开始撰写学术论文。是年，被评为“四川大学优秀共青团员”。
1961年（28岁） 5月，儿子胡敏出生（1984年与黄超英结婚）。7月，大学毕业。五年的课堂学习，先后给我们授课的有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胡鉴民、蒙思明、卢剑波、赵卫邦、谭英华、孙次舟、王介平、李世平、黄少荃等教授和其他老师。这是当时国内高校中很强的历史学科教师阵容之一，有一级教授，有全国著名教授，有蜚声国内外的历史学家，有本学科前沿的学术带头人，我有机会聆听这些老师的教育，非常幸运，收获甚大，影响至深，给我的专业进修打下了初步而坚实的基础，把我导引到历史学科的大门。五年中，我的全部考试（包括笔试、口试）成绩，除一门为“良／4分”外，均为“优／5分”。
五、跻身高校教研（1961年秋至2003年夏）
（一）杏坛新手（1961年8月至1966年5月）
五年大学生活，我由基层干部进入大学教师行列。靠着组织和师友的帮助，特别是蒙文通教授的具体指导，我完成了四川大学《专业教师个人进修计划》的基本要求，走进了教学、科研两个中心，登上了全国高校著名历史系之一的川大历史系的讲台，也面临着更多更广更深的学习任务和业务实践。
1961年（28岁） 8月，被分配留校，到历史系担任中国古代史教学工作（科研以宋史为重点）。系（主任徐中舒教授）和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缪钺教授）组织订立四川大学《专业教师个人进修计划》，并指定蒙文通教授为我的指导教师，跟随蒙先生学习，准备开课、重点进修宋史，并承担部分助手工作，协助蒙先生的一些教学科研工作[4]。此后的三年（1961年9月至1964年8月）中，蒙先生安排我与他新招的宋史研究生朱瑞熙、贾大泉二位学友共同学习。期间，在蒙先生指导下，我通读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翻阅了一些宋代重要史籍、具有代表性的有关研究成果，摘抄了不少的资料卡片；并通过经常置问求释、定期呈阅读书笔记、协助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整理先生学术发言文稿等，向蒙先生请教。
发表第一篇论文：《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历史教学》1961年第11～12期）
1962年（29岁） 在蒙先生指导下，进修、备课、试讲，并撰写有关羌族史的论文，全面锻炼教学科研能力。是年，学校派任四川大学业余文工团（含师生员工）团长。在此前后，该团除常在校内演出外，还在假期中到市内兄弟院校交流演出和赴郫县、彭县、乐山等地下乡支农演出。在学校党政的重视和领导下，校业余文工团盛时有200多人，设合唱、舞蹈、话剧、川剧、曲艺、民乐、管弦乐、剧务等队。该团排演的话剧《年青的一代》，为当时西南局、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认为有“学生演学生”的特色，被调到金牛坝招待所小礼堂专场演出。兼任社会工作，给予我更大的锻炼。
1963年（30岁） 上半年，教研室安排我试讲。试讲的内容是“庆历熙丰变法”（用10个课时），蒙文通先生通审讲稿并全堂听课。系上老师尝教我们：要厚积薄发，讲课与备课好像给人一碗水和准备一桶水的关系；自己昏昏是不能使人昭昭的，要讲的内容自己要弄清，经得住问（包括承认尚不清楚处），不能似懂、装懂。我按照去做，试讲得以顺利通过。下半年，系上派任历史专业本科63级辅导员兼级主任。
发表第一篇中国古代史论文：《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此文经蒙文通先生指导并加批注）。
1964年（31岁） 开出“中国古代史·宋元段”通史课程。协助蒙先生指导本科生宋史选题的毕业论文并整理先生参加学术讨论的部分发言文稿。到仁寿县富加区龙王公社参加“小四清”工作。
1965年（32岁） 继续开出通史课程。协助蒙先生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并整理先生参加学术讨论的部分发言文稿。四季度，到双流县三星公社参加“四清”工作。
发表第一篇宋史论文：《关于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65年3月1日）。
1966年（33岁） 上半年，继续在双流县三星公社参加“四清”工作。6月初，自双流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二）被荒废的十年（1966年6月至1976年秋）
1966年6月至1976年秋（34岁至43岁）的十年，都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或参加会议“接受教育”，或被下放到农场“进行改造”，或避开人群作蛰居状，或自称逍遥作隔岸观。当权者只讲革命，不搞业务。风华正茂之大好光阴被长时间荒废！十年风雨中，也有一点鉴益，即无论对人对事，都要坚持实事求是。
1968年（35岁） 8月1日晨，蒙文通先生不幸逝世，享年75岁（1894—1968）。蒙文通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家，主要著作有《蒙文通文集》共六册，分别为《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蒙默教授整理，巴蜀书社出版）。“文化大革命”后，组织上对蒙文通先生作了公正评价，学校、历史文化学院先后举行了先生的骨灰安葬仪式和纪念先生100年、110年诞辰学术讨论会。
1972年（39岁） 春，学校已招生复课。自此我给每届同学开出“中国古代史·隋至清”通史课。自1973年开始，经系上同意，与成都市文管所（处）、灌县文管所合作（我带几位同学），在灌县、崇庆县、新津县、大邑县、青神县等地，对宋代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发祥地等古代历史文化进行田野调查。是年，学校组织教师参加并由我具体经办《中国历史地图集》（四川部分）书稿的评读工作。
（三）发奋崇实革新（1976至1982年）
拨乱反正，崇实革新，把因“文化大革命”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把荒废的专业补起来！发奋图进，实现夙愿，力争在教学科研上有新的创进，取得良好成绩和明显特色，为传承老师们的学问、为把我们的四川大学办得更好多作贡献。
1976年10月至1977年（43～44岁） 自本时段起，到1983年的七八年中，我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积极实践历史学与考古等学科、文献与文物、书本记载与文化遗存的结合，力争扩展新资料、新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在教学方法上，承继了系里老先生强调的独立工作能力培养，在课堂讲授中增加了使用工具书的内容，带领同学们参观图书馆、市内古迹等，还先后组织近10位同学与我一起到市外进行田野考察和讨论撰写报告，加强了毕业论文的指导。在课堂讲授之余，或单独进行，或与系里师生组合，主要围绕南宋与蒙古（元）在四川之争、重要农民起义、四川地方古代历史文化等课题，在查阅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先后到省内近50个县市进行历史考察。这些县市有：成都、温江、彭县、灌县、郫县、新都、新繁、金堂、新津、大邑、蒲江、邛崃、崇庆、眉山、彭山、青神、乐山、峨眉、犍为、荣县、自贡、富顺、宜宾、泸州、江安、合江、广汉、绵竹、德阳、中江、绵阳、什邡、江油、安岳、广安、遂宁、南充、潼南、渠县、合川、大足、荣昌、重庆、巴县、万县、开县、奉节、巫山等。为了有助于解决问题，有的地方多次前往甚至住在现场。如对北宋青城县和味江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十余次去灌县、崇庆县境内（还去青神县一次），足迹到达泰安寺、王婆岩、徐渡乡等。又如围绕南宋后期宋蒙（元）之间的战争，考察了20余座现存的山城遗址，曾三上合川钓鱼城，其中一次由合川县文化馆主持，自县城租卧具、带上炊事员，在山上住了三天，进行细致考察和拓制尚存碑文[5]。(www.xing528.com)
1978年（45岁） 获讲师学衔（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辈由助教晋升讲师经历了17年）。系上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协助主任缪钺教授工作。为77级历史专业本科生开出“中国古代史（后半段）”专业基础课。根据前辈老师“授人以渔”、“学须置问”的教学经验，自本年级起，我针对同学们基础较好、有一定社会实践和学习积极性高的状况，讲课时加大介绍在重点问题上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和我的认识；统一布置课外作业并在重点查阅后讲评（包括史料标点、干支换算、古地今址、典章注释、史料分析等），把同学引向图书馆，引导其独立思考，锻炼查书检索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979年（46岁） 为78级历史专业本科生开出“中国古代史（后半段）”专业基础课。为全系开出“宋史专题”选修课。
1980年（47岁） 为79级历史专业本科生开出“中国古代史（后半段）”专业基础课。为全系开出“宋史专题”选修课。10月，赴上海参加“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被选任该会理事。自本年起，系上组织举办“地方志培训班”，主要面向本省，培训地方政府修志人员。至1983年连续三期，每期三个月左右，共200多人次参加培训。我被派任班主任，并讲授“四川古代史”、“四川古代历史地理”、“中国历代宰相制度与官制”等课程。
1981年（48岁） 为全系开出《宋史专题研究》选修课。被选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1982年（49岁） 为全系开出“宋史专题研究”选修课。任四川省历史学会理事。是年，赴上海师大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条目撰写（我负担47条），历时一个月多。
（四）拼搏“双肩挑”（1983年至1997年夏）
自1983至1997年的十四年中，学校先后委派我在四个单位担任主要行政职务（其中新建单位两个、扩建单位一个）；同时，仍担任历史系的教学科研任务，我成了“双肩挑”的教师之一，要学的东西和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很多，压力特大。为了学科建设和学校的改革发展，我依靠组织、师友和同事，负重而行，边学边干，改革创新，拼搏前进。
1983年（50岁）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获评副教授职称。3月，调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9月，被任为副所长），具体负责筹建该所的工作。11月，国家教委设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被聘为委员。是年，被聘为四川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
1983年起，担任历史专业硕士生指导教师。至1991年，先后招收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有：邹重华、屈超立、段玉明、卢渝宁、胡勇、王瑛、蔡东洲（南充师院委托培养）、赵泽光、王子扬、李传海、魏志江、张兆法、粟品孝（以上宋史研究方向）、张茂泽、张丽萍（中国地方史专业，与隗瀛涛教授合招）等同学。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我尤其注意在业务上不断充实自己，力争站在研究前沿，要求他们在论文选题上开拓（大多围绕我当时研究课题“宋蒙（元）关系史”选题）。加大了能力培养，增加专业课的师生共同研讨，要求他们严谨学风，充实资料，深细钻研，置疑求解，力争出新。同时，尽可能组织参加有关学术活动。坚持了学位论文的评审标准。
1984年（51岁） 5月，学校新建研究生处（原在教务处设有研究生科），被派任处长。是年，被选任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省人民政府设立四川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被聘为历史组评议成员。
1985年（52岁） 4月，学校将研究生处改为研究生部，任主任（直到1990年4月）。9月，被评为“成都市先进教师”。
1986年（53岁） 续任校研究生部主任。
1987年（54岁） 2月，经四川省评审批准，任教授。是年，在甘肃酒泉参加全国直属高校研究生处长会议期间，出现高血压症。自此一直服药未中断。
1988年（55岁） 2月1日，父亲胡少权病逝，享年90岁（1898—1988年）。父亲生前为自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自贡市诗词学会会员。10月，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个月（由学校指派，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安排）。
1989年（56岁） 9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1990年（57岁） 1～4月，继续担任研究生部主任（自1984年5月任此职共6年）。5月，学校派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直到1995年6月。
1991年（58岁） 1月，被选兼任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直到2005年3月。
1992年（59岁） 3月，被四川省教委选聘兼任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直到1998年。9月，获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至2002年）。
1993年（60岁）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担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4年（61岁） 自本年起，招收指导宋史研究方向博士生。先后组织校图书馆有关专家编纂并安排出版《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丛书目录》、《四川大学图书馆报刊目录（1876—1949）》等。
1995年（62岁） 1～6月 续任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自1990年5月任此职，共5年）。7月，学校派任新设置的校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校名为“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该院由国家教育部批准我校建立的南亚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人口研究所组成。是年，任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副会长。
1996年（63岁） 6月，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邀，到台北市参加“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并到台中、台南高校参观访问。
（五）专任教学科研（1997年秋至2003年春）
十四年兼任管理工作，得到了锻炼，增长了能力，但毕竟双肩难挑重担，二者岂可兼优。卸去一头，遂能专心教学科研，多学知识，再钻专业，系统深入，更新思维，扩展成果。一方面加强科研，开辟新的研究重点；一方面集中培养博士生、博士后，为学科建设献力。
1997年（64岁） 1～6月，续任校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自1995年7月任此职共2年）。7月，因年龄关系被免去院长，主要承担在历史系指导博士生。自1994年起，先后招收指导的宋史研究方向博士生有粟品孝、陈廷湘、勾承益、张金岭、王挺之、张文、熊瑜、喻学忠等。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大体与我当时进行的“晚宋史研究”、“宋代蜀学研究”课题一致。除讲课、研讨外，对他们重点要求学风严谨、置疑求解、创新性强，坚持标准。
1998年（65岁） 6月，被批准为四川省首批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10月，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摘除左眼老年性白内障。
1999年（66岁） 1月，获准回历史文化学院任专职教授，主要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10月，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摘除右眼老年性白内障。
2000年（67岁） 自本年起，担任历史专业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此后至2005年的6年中，先后负责合作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有刘长东、王善军、王书华等。
2001年（68岁） 在历史系任教。
2002年（69岁） 在历史系任教。
六、离休力尽绵薄（2003年夏至今）
年过七旬，虽因身体罹疾不敢外宿远行然尚可支撑，离而不休是我的愿望。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是四川大学培养的历史学教师，我将永远以此自励，老而愈学，固本增新，为我校我省我国历史学科的更加发展繁荣鞠躬尽瘁，竭尽绵薄。
2003年（70岁） 4月，办理离职休养手续。尚担任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地方志研究会、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会、四川蜀学研究中心、四川省朱熹研究会、四川省客家研究会等学术团体顾问。
2004年（71岁） 被指任为《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第二卷审读人，自此参加了一些有关内容的审议会。是年，在博士生、博士后诸学友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开始学习电脑操作。数年中，得到许多亲友指导，逐渐掌握了阅读、写作、检索查阅电子书籍及上网查阅下载资料、收发电子邮件、开通视频等基本技术。
2005年（72岁） 4月，在华西医院安置心脏起搏器。
2006年（73岁） 5月，被聘为四川省重大课题《巴蜀文化通史》编委并担任审读专家。[6]参加此项工作，接触了不少新的学术领域和有关专家学者，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仿佛进了一所研究型的老年学校。是年出版《四川书院史》（修订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此书是《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版的补订。于2010年被收入《儒藏》“学校史志”第66、67册（史部总第246、247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2007年（74岁） 7月，结婚50周年（金婚）。是年，被聘担任《成都通史》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此后数年内，参加过一些有关编辑工作的会议，审读过秦汉（三国）、五代（前后蜀）两宋、元明等三个历史时期的书稿。
2008年（75岁） 经有关领导机构同意，辞去省社科评奖历史组组长（自1984年第一届开始任评议成员至今）；辞去省图书情报高级职称评审组副组长（自1993年首届开始一直任评审成员至今）。
2009年（76岁） 11月 被学校聘为“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学术顾问。是年，外孙女吕婧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大学本科毕业于墨尔本大学）。
2010年（77岁） 3月，被聘为宜宾学院社科联学术顾问。五月，被四川省古籍保护中心聘为专家组组长。
2011年（78岁） 3月，夫人王淑端80岁生日。6月，被聘为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会顾问。7月，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四川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巴蜀全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专家评审组副组长。是年，孙女胡绮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大学本科毕业于美国丹尼森大学）。
［寄语］习学人生，终生习学，续积跬步，坚实再进。
【注释】
[1]祖父胡汝修有《洞易斋诗存》（成都古岳斋民国十九年刻本，四川省图书馆收藏）；伯父胡宪（琳章，1881－1950年）、胡师仲（庸章，1885—1912年）分别有《松所诗稿》（手稿，捐存自贡市图书馆）和《初雪斋诗草》（自流井三元堂孙印渠民国九年石印本，四川省图书馆收藏）。《近代巴蜀诗钞》（巴蜀书社2005年版）选录三人诗作。父亲胡少权有《百一诗存》（自贡市诗词学会1993年编印）、《胡少权史志文存》（2003年编印，自贡市图书馆收存），《自贡百年诗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选载祖父、二位伯父和父亲、叔父胡仲南（焘章，1899—1984年）诗作。
[2]旭川中学渊源于旭川书院。旭川书院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荣县在贡井设立的一所官办县级书院，存在共87年（嘉庆二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年、1817—1904年）。培育了许多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卓著人物。如，为孙中山追赠为陆军中将、谥左将军的贡井人谢奉琦烈士（1883—1908年）。又如，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荣县人吴玉章（1878—1966年）。1939年设立的旭川中学，承传了旭川书院文脉，并沿袭其名称。
[3]1956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随后，我国政府先后制定出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为了推进“向科学进军”，又规定，当年全国高校招生时，在职干部，凡符合条件，均可自愿报考，如考不取，仍在原单位从事原职务工作。全国掀起了在职干部报考高等学校的热潮。在单位组织的鼓励下，我提出了报考申请，单位领导给予大力支持，还给了约半个月脱产复习时间。
[4]当时，学校对青年教师实行指导教师制和进修督查制。在系、教研室主持下，给每位青年教师确定指导教师，并组织逐个制订五年进修计划（均列述于学校统发的一大张表格中），包括进修专业及其目标，开列“教学工作（教学任务、教学能力）”、“业务基础（专业基础、外文、基本技能训练）”、“科学研究（基本文献、专题研究）”、“培养和指导工作”等栏目，以及实现本计划的分年分阶段目标、具体要求和主要措施等。系、室还会同指导教师加以督促检查。
[5]可参考《我的科研工作回顾》，载拙著《巴蜀历史考察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6月版）。
[6]该书计划22卷，分别由各学科研究有素的专家担任主编。审读会是在分别阅读查索的基础上举行的，平均约每月一次（至2011年已举行数十次），对各卷书稿进行分章或整卷多次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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