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蒙文通师，言传身教，垂范后学

蒙文通先生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和经学家，被学界称为“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儒学大师、国史专家”。1956年我考入川大历史系后，有幸聆听蒙先生和其他全国著名学者徐中舒、缪钺、冯汉骥等先生课堂讲授。1961年毕业后，我被分配留系，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担任助教。系里安排我进修备课，同时协助蒙文通教授进行教学科研，并确定蒙先生为我的指导老师（当时学校实行青年助教导师制）。从此，我跟随蒙师重点学习宋史，并为他整理文稿、指导论文做些工作，一直到1965年下半年。当时我被派参加农村“四清”，返校时已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先生早被打入“牛棚”，我们师生虽常照面却被隔绝，直到1968年8月蒙师不幸逝世。在三年多时间里，我侍学先生，接触频繁，求教甚多。他对我关怀备至，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热情扶植。那时正是我在专业上的奠基时期，先生的教导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在蒙师110周年诞辰的时候，回首往事，缅怀蒙师！顾我成长，深谢蒙师！

我是同蒙师新招的研究生朱瑞熙、贾大泉二同志一起学习宋史的。先生要求很严格，布置先读《御批通鉴辑览》，以明通史之概绪。继而逐字细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了解北宋编年史，培养系统读书和细致咀嚼的精神，锻炼深入钻研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阅读《文献通考》、《宋文鉴》等书。第一年内每周必写读书笔记（用两个本子轮换），写心得札记或提出问题。先生审阅得很细，连错别字也改正。在答疑时，还加以具体讲评或解答。蒙师这种高度重视基础知识、能力锻炼、因人施教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使我受益甚深。

在培养方式上，先生有两个突出特点，即：课外讲授，直面交流；安排写作，培养能力。开始学习的头一年，先生要求我们每周至少一次去他的住处（水津街川大宿舍），大多是晚上7～10点钟。每次约二三小时，都主要是先生讲论，内容广泛，丰富精彩。先生研究之灼见，为学之甘苦，治史之经验，无所不有。我虽不能全懂，但潜移默化，启迪尤多。对我们提的问题，先生总是悉心解答。此外的时间去请教，只要在家，先生总是放下其他事情，热心接谈。有时还带我去隔壁茶馆，边饮茶边讲解，往往坐上两三个钟头。这种讲授方法，比课堂得到的知识更多、更深、更实际、更具针对性，我也对老师的治学经验、研究方法了解更具体、更切实。先生对培养我们的研究能力甚为重视，主要通过安排写作进行。先是要求写读书笔记。接着，要我把他在学术会上的发言纲要整理为文稿，同时为他的研究再查些资料，或者对他指导的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提些问题。然后，拟订课题，布置参考书目，指导我撰写了通史性的专题论文《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1963年刊载于《历史研究》）。对我写的稿子，均严审细改。通过这些措施，使我增加了知识，增强了科研能力。

先生不仅在业务上悉心指导，在做人操守方面也言传身教。他慈祥可亲，平易待人，倾知以教，诲人不倦。我们每次去先生住所求教完毕，纵使是冬天晚上十点过，先生总要亲自送到宿舍大门。一次，先生看到一条新资料，为了及时告诉我，竟然同师母自水津街坐三轮到我住处（盐市口附近交通路），在宿舍门口说完材料就离开了。可见先生对学生的热忱关爱，悉心扶植。先生是大学问家，但并不恃大自用、将己见强加于人。对于不同的学术意见，先生从不责难，亦不视为不恭，还鼓励讲出来、写出来。如我对熙丰变法的评价，同先生根本否认的看法有异议，觉得宜一分为二。先生莅堂听完我的备课试讲（共10学时）后，鼓励我可以按自己观点写文章。我写了一篇稿子，请先生审阅，先生再次鼓励并同意投稿发表（1965年刊载于《光明日报》）。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胸怀宽阔，长者风范，扶植后学，满腔热情，这种高风美德对我教育尤深。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留下不少感人事迹。例如，1964年，先生为了驳斥有的论越族史者言中越属地时的谬论，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维护我国主权，开始撰写《越史丛考》。“文化大革命”被打入“牛棚”后，先生仍执著不辍，1968年上半年，经过约两年的“牛棚”生活折磨，先生身体已很虚弱，虽年届74岁高龄，仍每早从水津街步行赶到位于学校文史楼的“牛棚”“点卯”（时当权者已不准先生乘坐三轮车），晚上又得步行回家，身心甚为疲惫。然而，纵使先生白天在“牛棚”羁审，夜晚回家仍坚持伏案奋笔！直到当年5月（先生逝世于8月1日）才基本完成这部被称为“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著作的书稿（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www.xing528.com)

在讲论学问时，先生曾说：“不管做哪门学问，都要堂堂正正做个人”，“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学问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又说：“学生总得超过先生，如不能超过先生，纵学得和先生一样，还要你这学生作何用！”先生是这样教导学生、要求学生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先生爱国敬业，堂正坦诚，豪放平易，诲人不倦，无论在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上都是好老师，道德文章，言传身教，足以垂范后学。

蒙师离开我们已有36年了！今天，纪念蒙师的110周年诞辰，我们要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蒙师的学术成果，发扬蒙师的优秀师德，在已有好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前辈学者和几代人创下的学术优势和特色，开创前进，进一步推动我校中国古代史的学科建设，为我校建设一流高校，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更加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载《四川大学报》2004年11月17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