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书院、传承书院的优秀传统，是今日建设的需要。目前，学界对古今书院、书院教育和书院史的研究已初步展开，取得了一些好的成果。但是，无论资料的搜集辨析，或专题的、断代的、地域性的研究都还很不够，当然也就影响到综合研究者和创新性研究的基础，因而还需要大力推进和深入开拓。作为从事中国古代文史、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和教育工作者，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参加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并为之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5年11月的学术讲座稿）
【注释】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2页。
[2]《中国书院史》，第2～6页。
[3]参《舆地纪胜》卷16，《大明一统志》卷68、卷72。张九宗，唐贞元间遂宁人，书院在遂宁县书台山。
[4]《中国书院史》，第48页。
[5]《中国书院史》，第7页。
[6]奎星即奎宿，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被称为主宰文章兴衰之神。认为文昌本天上六星，为天之六府，其六曰司禄，唐宋时均封其为王。文昌帝君是当时民间敬奉的天神，道教称之为梓潼帝君。据载，梓潼帝君亦是民间祀神，姓张，名晋子（又作亚子），居蜀地七曲山（今梓潼县境内），仕晋，战殁，人为立庙。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祠禄，故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加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一般认为，文昌帝君是道教将古代巴蜀民间对梓橦神的崇拜和对文昌的信仰结合起来而产生的。
[7]参见朱汉民主编《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8]这些建筑并非全部，仅是近一二十年已恢复的。参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1月7日。
[9]据李承熙《锦江书院纪略》，咸丰八年锦江书院刻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参见胡昭曦《〈锦江书院纪略〉——一部稀见的书院志》，《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巴蜀书社，2002年，第493页。
[10]参见苏云峰《尊经书院：四川大学的前身1875—1903》，载《郭廷以先生百岁冥诞纪念史学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印。
[11]斋长一般从住院生徒中选择品行端正、学业优秀、老成持重者担任。任期不定。其职责主要是稽查考勤、劝善规过、辨疑析难，还协助管理书院资产、图书，发放膏火奖资等。
[12]如，清朝时期遂宁县建有书院21所，其中19所皆建在乡镇（民国《遂宁县志》卷7），占90%；三台县建有书院30所，其中28所建在乡镇（民国《三台县志》卷17），占93%；达县建有书院28所，其中26所在乡镇（同治《达县志》卷11），占92%。参见《四川书院史》，第188～190页。
[13]据嘉庆《华阳县志》载，大益书院为四川提学佥事王廷相建。嘉靖三年（1524年）巡抚许廷光等修，十三年（1534年）巡按熊爵等重修。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禁革天下书院，遂毁，学使郭相奎将其改为大儒祠。
[14]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下令在总督、巡抚驻扎地建省会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于是全国乃建省级书院22所（含此前建办者）。参见《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第90～103页。
[15]参见《四川书院史》“附录”。
[16]参见《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第十章“走向世界的中国书院”。
[17]资料主要据互联网所载，因其信息量很大（迄于2005年8月初，“百度网”列出相关资料有260余万篇），笔者只抽选其中一小部分。
[18]万松浦书院张炜语，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6日。
[19]山东大学哲学系袁伟时语。2005年7月22日《文摘周报》据《南方人物周刊》摘编，标题为《接受先进文化，才是当务之急——袁伟时评当前的“国学热”》。
[20]龙应台：《读经与价值观》，2005年8月19日《文摘周报》摘自《新民周刊》。
[21]《中国文化书院简介》，北京京大网2005年8月5日载。
[22]《成都晚报》2005年6月26日第18版。
[23]《接受先进文化，才是当务之急——袁伟时评当前的“国学热”》。
[24]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语，转引自鸣谦《国学院的资格问题》，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6月30日第3版。
[25]转引自《成都商报》2005年11月16日第27版《倡国学，最缺的是好老师》。(www.xing528.com)
[26]成都龙江书院冯学成语，转引自史幼波《国学，中国人的根》，载《成都晚报》2005年6月26日第18版。
[27]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语，转引自《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6日第5版。该报还称朱汉民说：“一方面，岳麓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重要历史遗迹受到保护，同时要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被纳入了现代教育体制，成为湖南大学的一个院，主要从事国学研究，招收硕士、博士生。……在研究方向方面，书院研究古代的思想、文化，讲学的地方就设在岳麓书院，如明伦堂。在教学方法上，沿袭古代书院的传统，课堂讨论、学者讲学等，同时也面向社会开设论坛，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来讲学。它结合了现代教育体制与历史传统。”
[28]《成都晚报》2005年9月1日第2版，在报道该校于今年8月31日挂牌开学的消息说：“文翁实验学校由原精诚实验学校改建而成，是我市乃至全省唯一的以国学为特色的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在国家规定的课程外，学校将增设专门的国学课来引导学生走入国学。国学课内容包括：国学读本诵读、古诗词吟唱、中国寓言故事、民乐欣赏、书法艺术、古典舞蹈等。学校表示，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具有儒雅谦虚的传统气质。”
[29]《明史》卷69《选举志》：“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取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
[30]参见徐梓《朱熹与书院传统的开创》，他认为，朱熹是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的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31]吴澄：《岳麓书院重修记》，载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32]方彦寿：《朱子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33]朱熹：《晦庵集》卷80《信州州学大殿记》，四库本。
[34]真德秀：《西山集》卷41《刘文简公（爚）神道碑》。朱轼：《史传三编》卷7于“刘爚”条云：“为国子司业，是时伪学之禁未弛，爚乃言于丞相（史弥远）……复奏……又请以朱子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帝嘉纳之。”（均四库本）宋人沈僩编、明人郑京校正的《云庄刘文简公年谱》写道：嘉定三年十二月，刘爚“除国子司业”。嘉定四年正月，刘爚“奏乞以朱熹白鹿洞规颁于太学”（引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第10册第895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宋季三朝政要》卷2，四库本。
[36]《晦庵集》卷74《又谕学者》。
[37]张晋生：锦江书院《训士条约》（乾隆二年），见《四川书院史》第294页。
[38]张之洞：《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光绪二年），见《四川书院史》第300页。
[39]《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见《四川书院史》第298页。
[40]《训士条约》。
[41]同治《嘉定府志》卷10。
[42]张洪等编：《朱子读书法》卷1，四库全书本。
[43]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页。
[44]《朱子语类》卷121，第2927页。
[45]《朱子语类》卷11，第190页。
[46]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论语精义》、《书集传》、《仪礼经传通解》、《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系列著作都是在考亭等书院完成的。参见《中国书院史》第154页。
[47]邓艾民：《朱熹与朱子语类》，载《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点校本第1册卷首第1～2页。
[48]参见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49]《宋元学案》卷48《晦翁学案》上，卷69《沧洲诸儒学案》上；又，参见方彦寿《朱子书院与门人考》第36～434页。
[50]《宋史》卷430《朱氏门人传》、卷434《蔡元定传》。
[51]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将学校分为七级：蒙学堂、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院，并规定给高等小学堂以上的毕业生以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称号。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学制，史称“壬寅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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