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水斋存稿：书院教育的历史经验

历史上书院多是非应试教育机构，官学士子须通过科考方能任官^[29]。随着书院官学化的发展，书院与府州县学的区别渐小，乃至二者相通，民国《名山县志》卷1有载：“明正统九年（1444年）诏改生徒肄业之所为书院。本县奉诏，虽改月心（书院）之名，仍学宫之实。”反映出书院已完全成为应试与入仕之教育机构。

宋代是书院制度确立时期（尤其南宋乾、淳时期），其历史经验丰富而典型，特别是朱熹的书院活动及其《白鹿洞书院揭示》影响深远巨大^[30]；近代为书院转型时期，承先启后，其经验与今相近。此二时期为要。

1．应科考与讲学问之别

北宋初期大兴学校，南宋前期则书院迭起，元代学者吴澄评论道：“开宝之肇创也，盖为五代乱离之余，学正（政）不修，而湖南遐远之郡，儒风不振，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读书。乾道之兴也，盖为州县庠序之教沉迷俗学，而科举利诱之习蛊惑士心，故俾学者于是焉而讲道。”^[31]朱熹一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身于书院活动，据学者统计，与朱熹直接有关的书院达40所，其中创建4所、修复3所、讲学20所、撰记或题诗7所、题词或题额6所。^[32]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朱熹对官学的失望，他说：“此种学政其弊久矣，士子习见熟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33]当然，朱熹所谓学问，主要是理学。他认为“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是当时“学政”的积弊，而当以另一个教育体系即书院，来去除这种积弊，以讲学问为办学宗旨。

明清时期，官府明确规定以八股文（又称时文、制艺）作为科举考试的文体，更加强了官办学校和官办书院应科考的办学宗旨。鸦片战争后，社会开始发生巨变，书院教育的教学内容和办学宗旨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尊经书院为例，学院严禁学习时文帖括，研习八股文被排斥在课程表之外，学生以学习儒家的经典著作为主，也接触西方文化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书院还大力传播经世致用思想，使学生注意时务，留心国事，评议朝政，臧否人物。这样的变化，为科举制度、书院制度的废除，准备了社会条件。

2．书院教育首重德育

书院教育对生童的道德教化甚为重视，列为“学者之要”。如锦江书院明确要求“士子首重品行”（道光《规程》），“读书先当明伦，而人伦首推孝悌……宜身体力行以为根本地”（《训士条约》）。翻检资料，古代书院大多作此明确规定。这是当时教育性质所决定，也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有密切关系。

淳熙七年（1180年），白鹿洞书院重建初成，书院重建的主持人和身为南康军长官的朱熹，在书院升堂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作为书院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朱子教条》）。

《揭示》依次列出“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即“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即“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并讲解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可见《揭示》十分强调做人之道，首先强调“明人伦”的理学要求。

《白鹿洞书院揭示》对元明清影响很大，其基本原因是它符合封建社会教育的宗旨，皇帝对此也大力提倡并加颁行，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宁宗将《白鹿洞书院揭示》“颁下两学为诸生斋规”^[34]。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理宗巡视太学，“御书白鹿洞规赐诸生”^[35]。于是《白鹿洞书院揭示》实际上成为了官学和书院统一的基本学规，书院或以之为制、为宗、为教、为训、为准，或遵或仿，制订出本书院的具体学规。

在道德教化中，朱熹从明理求道出发，还特别强调“为学在立志”。他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36]此后书院的规章训约，也循此而要求学者重视立志。如锦江书院《训士条约》第一条为“学重明伦”，第二条即为“学先正志”^[37]。《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第一条为办学宗旨，第二条即明确“学者之要”“在定志”，认为“入院者为学问也，非为膏火也。掩卷而自考，果能解乎？逾月而自省，学有进乎？……勿以一课之高下为喜怒，勿蒙昧钞撮假借侥幸以自欺”^[38]。

上述书院之“明人伦”、求“道义”，有当时社会封建意识形态本质的时代局限，但读书首在育人做人的道理是古今相同的，值得今天借鉴。而且，其中还蕴含着符合今日道德教育的某些内容（如孝、信，迁善改过，明义利之辨，重修身等），亦可与现代教育相通。(www.xing528.com)

3．书院的教学方式方法

在书院制度下，书院的教学方式方法大类有二，一是为了达到科举考试要求的，即应试教育；一是主要在于增长知识和才干的，即素质教育。一般来说，宋代、近代书院和有的民办书院更重素质教育。在这里，重点谈有关素质教育的教学方式与方法。

大体而言，书院的教学方式方法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今日继承和发展，即：

（1）扎实打基础，磨砺基本功。书院要求生童特别重视学业和能力的基础，要奠基植根。尊经书院明确要求：“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抵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39]除此之外，还要求磨砺其他基本功。如锦江书院要求生童“厘正文体”、“工策论表判”、“博通诗赋”、“兼擅书法”（告诫说“文章虽佳而字画潦草不堪，夺观者之目”）。^[40]

（2）强调勤苦自学、谨思置疑。要掌握知识，必须勤苦，力戒怠惰、敷衍。嘉定府《九峰书院条规》写道：“天下多系中人之资，而勤惰既分，成败迥异。昔人所谓‘懒’之一字，误却一生。诸生当严立章程，朝夕自课，毋求速，毋间断。……一暴十寒，所深忌也。”^[41]锦江书院《训士条约》指出：“学贵精专。韩昌黎云‘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诸多士既入书院肄业，有志上进，自应息心静气，屏绝纷华，慎勿入市闲游，聚众多话。至于纵酒博奕，尤所深戒。”生童要写读书日记，以记进程、述心得、提疑难。

书院教育甚为注重生童在自学中提出问题，努力解决问题。比如朱熹认为，学生在学习中要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加以解决。提出的问题越多，则学习愈深入；解决的问题越多，进步就越大，即“大疑则大进”。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却无所疑，方始是学。”^[42]“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43]学生学习不但要多产生疑问，也要善于质疑，不要“不疑其所当疑，而疑其所不当疑”^[44]。教师要促使学生勤学精思，发现疑问，并帮助解决。他还明确提出学生要敢于创新，敢于评论前辈学者之是非：“前辈固不可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45]这些都有利于生童的能力培养。

（3）研究学术，是书院建设最重要的基本任务。古代书院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研究中心，相对而言，研究学术比教学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书院教学质量和特色的基础，也是书院办院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保证。书院山长和主讲大都是当时的学术大师或儒学名宿，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优势（包括思想理论和著述），是当时社会和书院出色的学术引领人，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魏了翁、王闿运、宋育仁、廖平、赵熙等^[46]。

（4）师生直面，因材施教，释惑善诱，教学相长。书院教学一般是“讲于堂而习于斋”，在生童自学基础上，山长或主讲定期（一般是五日或十日一次）升堂讲说，并检查生童读书日记，开展讨论，答疑释惑。山长或主讲还经常与学生直面谈论，因材施教，针对性强，启发性大。学生把老师之教，记录整理，于是留下了不少“语录”。比如现存《朱子语类》达二百多万字，“综合了97家所记载的朱熹语录”。朱熹长期到官学、书院（白鹿洞、岳麓等书院）和自办书院（武夷精舍、沧洲精舍）讲论，“四方士友来者甚众”，“学者益众”（均见《朱子年谱》），“最多曾达数百人。……《朱子语类》中的问答语录，就是他一生从事教育所保存下来的师生问答的记录。”^[47]

（5）会讲、访学，自由研讨。在古代，书院还有一种重要的教学研究形式，即提倡不同学派自由讲学（内容大约有学术原创性、学理传播性、学术普及性三个层次），谓之“会讲”。也鼓励书院之间互相访问交流。这种自由讲学与研讨，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到湖南长沙与张栻会讲；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信州鹅湖寺邀请朱熹、陆九渊进行学术讨论；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宋宁宗年间，成都沧江书院会集学者经常讲学讨论，出现了以虞刚简为首的“二江九先生”。又如，明代的东林书院（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杨时创建，在江苏无锡），已不是常年聚徒在院学习之所，而是同志学者的讲会场所，每年大会十日，每月小会三日，是一所典型的社团性书院。按照《东林会约》（顾宪成制订）规定，大会、小会皆推会主一人主持，“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48]。在盟主顾宪成主持下，自万历三十二年到四十年（1604—1612年）为其讲学最兴盛期（后来日渐为“东林党”所代而卷入政治纷争）。至于成都尊经书院，既有张之洞、王闿运等省外学者的讲学，又是维新变法思潮的传播地和摇篮，其学风更为自由。

历史上的书院教育，培育了人才，推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书院教育有利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大师级学者的成长。以朱熹为例，教学效果是明显的，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考亭学派”的强大的学术阵容，仅《宋元学案》就收录朱熹的及门弟子达309人之多^[49]；培养出一批著名学者（如《宋史》所列蔡元定、黄榦、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50]），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