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吴玉章、谢奉琦两位杰出人物先后就读于旭川书院。先看以下记述。
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写道：1882年（13岁）初，随二哥吴永锟就读成都尊经书院。夏天兄弟奔母丧回家。服满后，其二哥到尊经书院续读，自己留在家里。1898年在旭川书院。1900—1901年在本县教书。1902年到威远县继续求学，年底去泸州投考川南经纬学堂。1903年2月9日（夏历正月十二），同其二哥和黄芝等一行9人离川赴日本留学。[18]《吴玉章回忆录》有更详细的记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发展。变法维新思想一时传布全国。……我开始接触‘新学’，也是在这个时期。我的二哥最喜欢买书，他于母亲服满之后，仍回成都‘尊经书院’续读。……我那时虽在乡下，但我二哥却能按时不误地把新书寄回来。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学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震撼人心。……那时我正在四川自（自流井）贡（贡井）地方的‘旭川书院’读书，由于热心于变法维新的宣传，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把我叫做‘时务大家’。当变法的诏书一道道地传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赞成变法的人，真是欢欣若狂。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守旧派阻挠上书言事，更使我们感到鼓舞，增长了我们的气势，迫使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守旧分子哑口无言。……我们在书院占了上风就表明进步思想在那里占了上风。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戊戌政变”就发生了，‘六君子’也被杀了。守旧分子立刻向我们反攻。他们嘲笑道：‘早说不对吗，要杀头哩！’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引谭嗣同的英勇事迹来回击他们。”[19]
《荣县志》载，谢奉琦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贡井人，“幼年就读于私塾，光绪二十八年（时年21岁）入富顺炳文书院，后转学贡井旭川书院。他勤奋好学，关心时务，憎恶科举制度。时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主张科举非改革不可，八股非废去不可。果尔，则人民思想必富，思想富，则国家前途乃有起色。否则，睡狮沉沉，不亡何待？……光绪三十年（1904年），毅然辞别刚结婚三年的贤妻刘仲仪，到成都东游预备学校，攻读日语”[20]。
从以上两段资料可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吴玉章20岁，就读旭川书院。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22岁，在本县教书（《吴玉章年谱》说是在荣县城西街张姓亲戚家作专馆老师，教其子弟）。则吴玉章（1878—1966年）有可能于1898—1899年，或到1900年作专馆老师前，在旭川书院就读。至于谢奉琦（1882—1908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富顺县自流井炳文书院，后转贡井旭川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年）到成都东游预备学校攻读日语。同年，东渡日本求学”。则谢奉琦有可能于1902—1903年在旭川书院读书。吴、谢二位在旭川书院就读的时间可能是1898—1903年间，则与黄英任山长的时间（1899—1902或更后）大致重合。据此，提供出了一些值得思考和探究的线索。
第一，当时荣县县城还有凤鸣书院、桂林书院，年已20岁，“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的吴玉章，为什么选读远离县城90华里的贡井旭川书院？而年龄也满20岁“关心时务、憎恶科举制度”的谢奉琦，为什么从在自流井的炳文书院转学到在贡井的旭川书院？这是否与当时旭川书院的教学内容乃至山长的办学宗旨有关？值得提出的是，吴玉章兄弟与黄英胞兄黄芝（为《筹蜀篇》作序者）的关系。从吴玉章著述中看到，他们同为荣县人，吴玉章的二哥永锟与黄芝是“同榜秀才”，吴、黄三人是“很好的朋友”；吴玉章在尊经书院就读时，同黄芝“时常一起”游览名胜古迹，感慨国家危机；1903年，吴氏兄弟与黄芝等一同赴日留学。[21]这种关系是否对吴玉章选读旭川书院具有影响？
第二，旭川书院内部，维新思想相当活跃，有一些“赞成变法的人”和“时务大家”，与当时维新变法基地之一的成都尊经书院有渠道相通，而且经常同思想守旧者展开辩论，这是否与当时旭川书院的维新图强的办学风气乃至山长的政治主张有关？
第三，黄芝在《叙》中，谈到黄英《筹蜀篇》的撰著背景：“外交日棘，朝政渐改，八比废而士无以为应，科举变而师无以为教。”那吗，在付梓前后，《筹蜀篇》的内容（或部分内容）是否旭川书院的教材之一？
第四，在黄英这样具有维新思想的山长主持下，在这样突出宣传救亡图存著作的影响下，吴玉章、谢奉琦在就读旭川书院期间，有没有受到什么启迪和教益，从而增长了他们的经世知识和革命思想？
这些，都只能是提出的一些疑问和线索，需要更多的资料和细致研究，才能有望逐步解决。
以上四个问题，皆是笔者极不成熟的管见浅议，或为众说中之一孔，或早已为学界定论，或为再究之线索，提出来供研究者参考并赐教。笔者觉得，继续大力加强贡井历史的发掘探究与考订求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实在的历史资料，将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识古邑贡井和千年盐都自贡市的丰富历史，有助于增加大公井古盐文化旅游的文化含量，有助于增强贡井区深入改革开放的文化“软实力”，促进贡井区今日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载《贡井盐业史文化研究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注释】
[1]国务院于1982年2月8日批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共24个，其中四川省有成都市。国务院于1986年12月8日批准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共38个，其中四川省有自贡市、宜宾市、阆中市3个。
[2]曾仰丰：《中国盐政史》第二章“盐产”第十目“四川”，上海书店，1964年，第78页。
[3]民国《荣县志》第十五《事纪》。
[4]道光《荣县志》卷7《舆地志》“公署”、“古迹”。
[5]民国《荣县志》第二《建置》。(www.xing528.com)
[6]1995年修《自贡市贡井区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页。
[7]雍正《四川通志》卷28中“公署·嘉定府·荣县”，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乾隆《大清一统志》卷307“嘉定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清史稿》卷69《地理志》“叙州府”、“嘉定府”，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
[10]丁宝桢等纂：《四川盐法志》卷30《职官·盐官表》，光绪七年刻本。
[11]《清实录》卷92，中华书局影印本，第235页。
[12]道光《荣县志》卷27《职官志·县丞》。
[13]1993年《富顺县志》第二《建置沿革·县域变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14]均据道光《荣县志》卷26《学校志·书院》。
[15]参见1993年修《荣县志·赵熙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82～585页；《四川省志·人物志·赵熙传》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8～489页。
[16]参见1997年修《自贡市志·雷铁崖传》，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1532～1534页；《四川省志·人物志·雷铁崖传》上册，第64页。
[17]《洞易斋遗诗》是贡井胡慎怡堂清末民初当家人胡念祖（字汝修，1861—1928年）的诗作（选诗104首），经赵熙、宋育仁、林思进、徐子休、方旭等题词序诗和赵熙品评，有铅印（1929年）、木刻线装（1930年，经林思进设计）两种版本，均由成都古岳斋印行。自贡市图书馆藏有铅印本（非足本），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木刻本。《初雪斋诗》是胡汝修次子、赵熙女婿胡庸章（字师仲，1885—1912年）的诗作（选诗56首），线装本，1920年由自流井三元堂孙印渠石印，四川省图书馆有藏本。有关二书的详细介绍和全部内容，可参见胡午兮编《近代盐业世家自贡胡慎怡堂史辑》，2007年6月印行。
[18]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3～57页。参见刘文耀、杨世元《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8页；吴达德《吴玉章与中国民主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9]《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6～8页。
[20]1993年《荣县志·谢奉琦传》，第568～570页；《四川省志·人物志·谢奉琦传》上册，第25～27页。
[21]参见《辛亥革命》，第3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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