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救国图存的政治思想

《筹蜀篇》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政治思想上突出的救国图存的思想和维新变法主张。

黄英在《筹蜀篇·自序》中写道：“太西各强国之以工胜人，以商困人，以兵侮人，百年于兹矣！……中国地面辽阔，为西货之最大销场；海疆纡长，为洋艘绝好哈勃；四千三百万方里，几处处涴白人之馋涎焉；周回七万边线，几处处震西师之炮声焉！……我中国勿轻战以速祸，亦专心于图存而已。停捐纳、澄仕途、改漕折、变兵制、铸龙元、引火车、建学堂、变科举，图存之要政也；光、声、化、电、力、重、火、水、气、算各学，图存之要艺也。”其兄黄芝在《筹蜀篇·序》中说：“家兄书年、弟叔权两度燕尘，久居津沪，广搜秘籍，博采通人……故穷实学十数年矣。日殷殷然以通古今识中外为多士倡。”从《筹蜀篇》看，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四川社会中，黄英是一位热忱爱国和主张维新变革的激进学者。有学者曾就《筹蜀篇》及黄英的维新思想做过较为全面的评述：“把民族危机展现在人们面前，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尤其是对四川的侵略。爱国救亡是贯穿《筹蜀篇》的鲜明特色。……呼吁救亡图存，力倡维新变法：主张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这是《筹蜀篇》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特点。……对封建顽固派进行猛烈抨击，为新思想传播鸣锣开道。……主张广开民智，设立新学，培养新式人材。”“可以说，黄英所著《筹蜀篇》是二十世纪初四川维新派的代表作之一。它比较全面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等多方面阐述了1900年前后，四川维新派的思想和主张。……《筹蜀篇》所代表的四川维新思潮，可说是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中间环节，在四川思想界起到了承前续后的作用。”^[25]

黄英和《筹蜀篇》上述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同晚清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也与他的家人、友人等有密切关系。

黄英的胞兄有黄茂、黄芝。“黄茂字书年，举人，官屏山教谕。……治《说文解字》为许学于举世不为之日，贯穿精熟。”^[26]曾任旭川书院山长^[27]，1913年上期至1914年下期任荣县中学校长^[28]。著有《字源韵语》、《说文部首韵言》等^[29]。黄芝（1865—1950年）字书云^[30]，清拔贡，留学日本（就读弘文师范），对文字学、汉学颇有研究，曾任荣县佛教协会会长^[31]。为《筹蜀篇》作序。著有《舆地韵言》等。黄茂、黄芝、黄英三弟兄皆深究国学，博学多识，图强求新，务求开辟地处一隅的巴蜀之闭塞风气。撰写《筹蜀篇》，黄英已酝酿多年，于光绪二十八年撰成。在此过程中，其二位兄长也共同协作，“订条目，抒心得”。然后黄芝等人沿长江访游各地，直至上海，历时“一百数十日”，“凡华洋之交涉，朝野之改革，边隅腹省之文野，方舆道里之险易，洋货土产之进出，名胜古迹之存毁，询访必精，听睹皆确”，并将所得“汇为实录”，供黄英参考。可以说，《筹蜀篇》是以黄英为主、黄氏三兄弟共同协作的成果。此书还得到贡井县丞刘筱溪和贡井士绅的称赞和帮助，“（刘筱溪）先睹为快，怂恿付梓，谢君和轩司马、刘君子文茂才均乐为筹助，鸠工剞劂，刻日竣事”^[32]。

值得提出的是，吴玉章（1878—1966年）兄弟与黄英胞兄黄芝的关系。从吴玉章著述中看到，他们同为荣县人，吴玉章的二哥吴永锟与黄芝是“同榜秀才”，吴氏兄弟同黄芝是“很好的朋友”；吴玉章在尊经书院就读时，同黄芝“时常一起”游览名胜古迹，感慨国家危机；1903年2月9日（夏历正月十二），吴氏兄弟与黄芝等一行九人离川赴日本留学。^[33](www.xing528.com)

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说，1882年初，他随二哥吴永锟就读成都尊经书院。夏天兄弟奔母丧回家。服满后，其二哥到尊经续读，自己留家。1898年在旭川书院。1900—1901年在本县教书。1902年到威远县继续求学，年底去泸州投考川南经纬学堂。^[34]《吴玉章回忆录》有更详细的记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发展。变法维新思想一时传布全国。……我开始接触‘新学’，也是在这个时期。我的二哥最喜欢买书，他于母亲服满之后，仍回成都‘尊经书院’续读。……我那时虽在乡下，但我二哥却能按时不误地把新书寄回来。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学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震撼人心。……那时我正在四川自（自流井）贡（贡井）地方的‘旭川书院’读书，由于热心于变法维新的宣传，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把我叫做‘时务大家’。当变法的诏书一道道地传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赞成变法的人，真是欢欣若狂。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守旧派阻挠上书言事，更使我们感到鼓舞，增长了我们的气势，迫使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守旧分子哑口无言。……我们在书院占了上风就表明进步思想在那里占了上风。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戊戌政变’就发生了，‘六君子’也被杀了。守旧分子立刻向我们反攻。他们嘲笑道：‘早说不对吗，要杀头哩！’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引谭嗣同的英勇事迹来回击他们。”^[35]

从以上记载可见，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吴玉章20岁时，在旭川书院就读。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22岁，在本县教书（《吴玉章年谱》说是在荣县城西街张姓亲戚家作专馆老师，教其子弟）。则吴玉章有可能于1898—1899年，或到1900年做专馆老师前，在旭川书院就读约一年。

鉴于目前掌握的资料很少，只能作出一些推论：吴玉章、黄芝、黄英当时均是维新派人物，且黄芝与吴玉章兄弟交深，当黄英长旭川书院时，吴因此关系到该书院读书。黄英虽在贡井旭川书院，但他曾任成都中西学堂教习，曾有人邀请他出任成都某报馆主笔，也在《蜀学报》上刊登过文章，并可通过其兄黄芝与在尊经书院就读的吴玉章之兄吴永锟联系，因此他与成都仍有密切关系；或者，吴玉章兄弟想把旭川书院作为维新思想的宣传阵地之一。

无论如何，在1898年9月11日“戊戌变法”失败前后的数年内，旭川书院确乎受到当时变法维新思潮的明显影响，《筹蜀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后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