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川书院历史与贡井地区的关联

黄英曾任旭川书院山长，在教学中实行了维新改革，已知者如在书院开设体操课^[16]，特别是在这里完成了《筹蜀篇》的撰写和刊印。这段经历对于学者的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清朝后期，四川省荣县有凤鸣书院、桂林书院、旭川书院等三所县级书院，前两所在荣县县城，旭川书院在县城东南90里的贡井镇（即古之公井县治，清雍正八年起于此地设荣县县丞），是一所对全省乃至全国在培养人才上都有过影响的书院，且为今日的四川省重点中学、四川省示范性高中的自贡市旭川中学文脉相承名称相袭。1939年，四川省于富顺县自流井、荣县贡井地区设立自贡市。旭川书院所在的贡井地区，今为自贡市贡井区治所，荣县今亦为自贡市辖县。因此，称为“荣县旭川书院”或“贡井旭川书院”均可。

旭川书院开始设办的时间，笔者所见有二说：一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道光《荣县志》、1993年《荣县志》、1995年《自贡市贡井区志》、1997年《自贡市志》均主此说。二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民国《荣县志》有此说，今在有的专题著述中亦见。道光《荣县志》写道：“文武宫。县东九十里贡井。……嘉庆二十二年，知县宫鉴桂于庙内添设旭川书院，并示谕不得添塑佛像。”“旭川书院。县东九十里，贡井文昌庙内……嘉庆二十二年知县宫鉴桂设。”^[17]民国《荣县志》云：“（嘉庆）二十三年，（宫）鉴桂又建书院于贡井文昌庙，取唐县名之，曰旭川。”并在他处又说，“（嘉庆）十九年设桂林、旭川书院。”^[18]二志记载不同，或为今人存在歧说之源。

道光《荣县志》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荣县知县王培荀等人，据嘉庆十七年（1812年）《县志》重修刻印的，距旭川书院设立不到30年（此时该书院仍在）。共同修志者有荣县凤鸣书院山长廖扶九、桂林书院山长张海云^[19]，当是最了解实情的。而民国《荣县志》修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距旭川书院设立已110余年（此时该书院已停办25年），且远离县城90里，修纂者很可能对此疏于考实，该志既云嘉庆二十三年，又云嘉庆十九年建旭川书院，一书二说之淆混，亦可佐证。因此，道光《荣县志》所载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设立旭川书院之说当可为据。旭川书院存在共87年（嘉庆二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年，1817—1904年），其初设地址在贡井文昌庙（又称文武宫，今贡井窑嘴上）内，书院创办人是荣县知县宫鉴桂。

旭川书院是一所官办县级书院，设山长。其办学规模：每年收生童16名，其中“正课，生员二名、童生四名；副课，生员二名、童生八名。每年正月内收录，向由县考取送院。每月官课由县封题送县丞衙门，考试将卷送县阅定榜示。道光中，知县马映辰改令由县丞代考”。其经费，每年收斗租银100两、秤租钱24千文。山长岁奉束脩银60两，火食银12两，聘仪、席仪、两节仪各2两，入馆、解馆夫马钱量地远近酌送。道光中，“束脩、膏火、奖赏，县丞及该处经管绅士筹款酌发”。(www.xing528.com)

作为县级教育机构的贡井旭川书院，87年中培育了约一千名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卓著人物。如，1908年1月组织领导叙府起义，遭清廷抓捕后英勇就义的同盟会员、贡井人谢奉琦（1883—1908年），“光绪二十八年（时年二十一岁）入富顺炳文书院，后转学贡井旭川书院”。1912年孙中山颁行恤典，追赠谢奉琦为陆军中将，谥左将军。^[20]又如，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1878—1966年），荣县人，“少年入私塾，后就读成都尊经书院、贡井旭川书院、泸州经纬学堂等”^[21]。

《筹蜀篇》是由旭川书院刊印的。一个县级书院能够自已组织刊刻书籍，是难能可贵的。虽未见旭川书院设立书局并经常刻书，但能由书院组织刊刻印行本书院的学术著作，在当时全国县级书院中是不多见的。

据目前所见资料，旭川书院存在的87年间，先后出任该院山长的有以下数人^[22]：沈维镛，道光二十九年。杨公华，咸丰年间。杨筱帆，咸丰、同治年间。刘炳勋、刘光模、黄茂、黄书、梁谦、李春霈、黄英，均在光绪年间^[23]。对他们的具体情况所见数据甚少，尚待挖掘考订。又有资料说：“林悦葱……六岁同吴玉章就读于清举人李春霈塾所。李接掌旭川书院山长后，林同吴玉章一起转入旭川书院就读。”^[24]从《筹蜀篇》中了解到的黄英的情况还算是稍多一点的。四川提学使吴庆坻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到任的。在此之前，旭川书院的山长有可能是李春霈。吴庆坻赏识黄英，札“饬各州县就近延聘以端师范”，当是在此之后，或是黄英接替李春霈而任。黄芝《筹蜀篇·叙》中说，黄英“连年主旭川院席，官绅服其识，学者悦其说，今从游者数十人，而来者犹未已”，据此黄英任山长至少有两三年以上，则其任期可能是戊戌变法前后即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1899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仍在任并刻印《筹蜀篇》）或至更后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