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史：研究文本和成果，呈现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

最近读到张立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他在“总序”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学术史的界说”，提出了区别中国学术史与哲学史、思想史的看法：“中国哲学史是指把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以名字的形式，大化流行地展示出来，并力图把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统摄到体用一源、理一分殊之中的智慧历程。”“中国思想史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以描述和解释的形式，历史地呈现出来的历程。”“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一般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学说和方法论。”因而中国学术史面对的不是前二者，“而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等的已有学说和方法系统，并借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4]

此说，很有启发。

蜀学同巴蜀哲学都是四川地区的学术，巴蜀哲学同巴蜀文学、巴蜀史学等学术，都是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具有蜀学的基本特征，并相互交流、影响、渗透，共同促进蜀学、巴蜀文化和中国学术的发展。

二者的区別是：

第一，从学科领域看，蜀学研究更广，其中有巴蜀哲学，但不等同巴于蜀哲学。(www.xing528.com)

第二，从研究对象看，巴蜀哲学研究的是更抽象更基本的哲理，蜀学则是相对具体的学术。比如哲学史与学案之区别。

第三，从研究特点看，蜀学较之巴蜀哲学，至少有二：

（1）蜀学研究的综合性更强些。不仅研究巴蜀地区的各主要学术领域著名学者和著作，更要探究其学说、学统、学派的发展源流、学术地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学术联系。巴蜀哲学的研究，学术领域则相对集中些。

（2）蜀学研究的特殊性（即地区性）更强些，主要研究四川地区存在的（重点是蜀籍的）学者、学说、著述、学统、学派，不一定同其他地区或全国有必然联系。而巴蜀哲学的研究，共性（学科性）要强一些，往往与全国性的哲学源流、思潮或派别等发展变化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