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三到四代学者。老一代学者中，张秀熟老起的作用特别不应忽视。人数有云在100人以上，实际上当不止此数。
但是，同党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较，同其他地域文化研究（如徽学、楚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相比较，巴蜀文化研究还有不小距离。主要是：
第一，缺乏整体化的实体性的具有推动能力的科研管理。
从研究力量看，队伍庞大，能人不少，但甚为分散，缺乏组织依托，还未形成研究基地。缺乏学者间的交流，大多数学者是各自为阵，研究课题也大多是兴之所至或附带为之。小打小闹多，个人分散为之，缺乏整体化。
从研究内容上看，有人认为已有三大方面（学派），即历史学文化、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学文化三大方面，当然还可增加些。但这几个方向在研究中分离状况比较明显，而交流则显不够，学科上形不成综合优势，缺乏综合。例如某些高校和研究机关，文史哲几个机构研究巴蜀文化是分离的，这正是学科分离状况的缩影。
从研究机构看，目前以巴蜀文化命名的至少有1个学会、4个中心，但大多非实体，而且各自经营，互相往来虽有，但不多。学术上的交流、合作缺乏。至于工作交流很少，也很少进行学术讨论，反映出科研管理的分散状况。如与徽学比较，相差甚远。例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有历史文化研究室、徽商研究会、黄山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室，另有资料室、办公室等机构，还办有大型学术刊物《徽学》，2000年举办了国际徽学研讨会，2001年正式成为全国徽学研究基地。重庆市政协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地方史研究会，出了不少成果，起到了整体和实体的作用。
第二，科研工作的规划性、质量要求和开放性不够。
巴蜀文化研究，长期缺乏规划性。近几年有关中心制订了规划，但落实很不够，而且落实具体项目的范围很小。我觉得现制订的巴蜀文化研究规划是很好的，但甚为庞大，可否提出分期实现的要求和近几年（如五年）中重点进行的项目。在规划中，建议重点考虑综合性研究。关于综合性研究，已有60多年专题、断代和专门研究的基础。特别是近20年来，考古、民族、历史、社会、民俗等多方面研究成果较多，也有一些通史性研究成果，具备了综合研究条件。当然，与此同时还须加强专题和断代研究，如科技史、教育史、学术思想史等，还有缺环待填补。但重点要有巴蜀文化的综合性研究。
在评审制度和习惯上注意如何做好质量保证。目前仍然做得很不够。总的来说，一些重要项目，在出版前没有评阅、鉴定制度，出版后缺乏评论，缺乏推荐。1999年出版的《巴蜀文化图典》在这方面做得较好。
巴蜀文化在研究工作上，可以说仍然是比较封闭的。没有走出国门，甚至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剑门（夔门）。客观上说，这是地域性研究，有一定局限，缺乏拳头性产品，不易获得公认。但巴蜀文化是重要的地域文化，必须开放。(www.xing528.com)
第三，需要改善研究条件。
（1）需要改善获取资料信息的条件。
（2）需要改善进行学术讨论与切磋争鸣的条件。
（3）科研经费缺乏，需要改善。
根据上述情况，建议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巴蜀文化研究的领导，推动其更加繁荣发展：
一是对已有巴蜀文化研究机构，加强检查督促，特别是促使其实现对上级的承诺和落实已拟的规划，包括经费的使用。对它们之间的工作，加以协调，加强对巴蜀文化研究事业的具体领导和切实推动。
二是直接抓重大的科研项目。通过项目改善科研管理和科研条件，培养科研队伍（主要是中青年学者），拿出具有规模、质量优秀、影响深广、服务社会的项目和研究成果。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载《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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