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宋代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完成了对人类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三大发明，其他科学技术领域内也有许多突出的发展。在宋代，四川地区科学技术也居于前列。[344]
（一）天文、地学、历算
张思训，宋初巴中人，北宋著名的科学家。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他将自己设计的浑天仪图献给宋太宗，太宗命工造于禁中，逾年而成，被任为司天浑仪丞。他对天文学的重要贡献，是对浑天仪进行了重大的革新。在动力方面，过去是“运转以水”，以致到了冬天“凝冻迟涩，遂为疏略，寒暑无准”，他改用“水银代之，则无差失”。因为水银的内聚力很强，在一般气温条件下，既不易凝固，更不会挥发，能保持稳定的液体状态，用它代替水作浑天仪的动力，保证了浑天仪一年四季都能正常运转，为报时、定节气、制历的准确性提供了科学的保障。他还改革了浑天仪的机械计时器，由擒纵器指挥自动报时，把击钟鼓的木人由2个增为12个，并把报时和击钟鼓分离为两个系统，即：“七值神，左摇铃，右扣钟，中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值一时。至其时，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短长。”因而同此前的计时器相比，“尤为精妙”[345]。这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浑仪“苏颂浑仪”的制造奠定了基础。
黄裳（1146—1194年），字文叔，号兼山。隆庆府普城（今四川剑阁）人。[346]他在任嘉王府翊善时，为了帮助嘉王学习，于绍熙元年（1190年）绘制了《天文图》、《地理图》等8幅图。淳祐七年（1247年），由王致远经手，将《天文图》、《地理图》摹刻于苏州文庙的石碑上（今存苏州市博物馆）。黄裳的《天文图》是现今发现的最准确的古星图，总高267厘米，宽116厘米。图分两个部分，上半部绘星图，有1440颗星。它以北极为中心，绘有三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二十八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图的下半部为说明文字，计41行，行51字，对宋代天文知识作了简单叙述。此图为世界科学家们高度重视，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
在地学方面，黄裳还绘有《地理图》（今存苏州市博物馆），宽约100厘米，长约200厘米，1247年刻制，王致远为之作跋。图上山脉、森林用形象画法，颇具立体感和艺术性，地名用阴文加方框，水名用阴文加圆框，各路名用阳文，清晰易辨，是一幅保存较好的宋代地图。
另一幅著名的地图《九域守令图》，是宣和三年（1121年）刻在碑上，立于四川省荣县文庙正殿的（原碑现存四川省博物馆）[347]。图长宽各1米多，绘宋全境疆域州府。图中山东半岛和海南岛等的形状比黄裳图更为准确，于四川地区水系的绘制比较详细。其作者不详。图的石碑下部所刻文字，已大部风化剥落。
以上两幅地图和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华夷图》、《禹迹图》，都是保存至今的宋代地图，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地学具有重要价值。
秦九韶（1202—1261年），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他是我国古代最有成就的杰出数学家之一，著有《数书九章》18卷[348]。该书共有81个应用题，分为9类，每类9题。其中的“大衍求一术”，进一步阐述了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他把此前的“上元积年”算法与《孙子算经》的“物不知其数”题[349]的解法联系起来，写出了“大衍求一术”，并系统地介绍了这种计算方法，即：三三数之余数乘70，五五数之余数乘21，七七数之余数乘15，三数相加，减去105的倍数，即得所求数。明朝有人把秦九韶的这个算法编成歌句：“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梅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正月半，除百零五便得知。”秦九韶系统地指出了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计算步骤，正确而又严密。这个算法在数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过了500年，欧洲的尤拉（1707—1789年）和高斯（1777—1855年）等人对联立一次同余式方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50]欧美的整数论者都推崇这个伟大贡献，称为“中国的剩余定理”[351]。秦九韶还把增乘开方法推广成为任意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他在解题中算法的特点还是随乘随加的方法进行的减根变换，这和现代求数学方程正根的方法基本一致。对这个问题的现代算法，是在秦九韶之后600多年，才由意大利人鲁斐尼（1765—1828年）于1804年、英国人霍纳（1786—1837年）于1819年提出来的[352]，这就是鲁斐尼—霍纳方法，有学者认为“理应改称‘秦九韶方法’”[353]。我国宋代在数学上的成就，不仅是中国数学史，同时也是世界中世纪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秦九韶就是这个时期数学家的杰出代表之一。
（二）医药学
苏轼与《苏沈良方》。苏轼究心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与沈括所著的《存中良方》合并，是为《苏沈良方》（一名《苏沈内翰良方》）。这是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医学专著。清朝人评价说：“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宜非他方所能及矣。”[354]苏轼对养生学也有研究，写了不少文章。清康熙时王如锡把苏轼著作中有关养生的论述1140余条辑出，分作12卷，编为《东坡养生集》。其养生的主要论点是“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强调人要健康长寿，就要能劳能逸，劳逸结合。
唐慎微和《证类本草》。唐慎微，字审元，蜀州晋原（今四川崇庆）人[355]，北宋时的名医。他精通医理，尤究心于药物研究，以多年的工夫，于宋神宗元丰五年至六年（1082—1083年）间编写了药学巨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22卷。北宋政府一版再版。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组织专家修订，定名《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32卷，由官版刊印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年）再经修订，定名《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官版刊行。[356]现存《政和本草》分30卷，共60余万字。《证类本草》载药总数较前世本草大有突破，达1588种，其中新增者就有476种。它对药物形态、真伪、炮制和具体用法等药物知识，兼收并蓄，汇编一体，使我国本草学从此具备了药物学的规模。[357]唐慎微编此书时，还创立了“方药对照”的编写方法，将历代名医方论、医家和民间习用的单方、验方以及他本人临床验证行之有效的处方共3000余条，分别载入有关药物项下，使学者能一览药物的用途用法。自此而下的药书，多沿此种体例。《证类本草》是我国宋朝以前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明代李时珍评价说，《证类本草》“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358]。李时珍撰《本草纲目》就是以《证类本草》为蓝本。《证类本草》问世以后，历朝修补，法定刊行，并很快传到朝鲜、日本。在《本草纲目》问世之前的几百年中，《证类本草》一直是本草学的范本。[359]
杨天惠和《彰明附子记》。杨天惠，字佑父，号回光，亦名杨集，北宋郪县（今四川三台）人。神宗元丰年间进士，在四川地区做小官。徽宗时上书言事，后入“元祐党籍”[360]。崇宁三年（1104年）七月免官后寄居郫县。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任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令时，他对当地附子生产进行了实地考察，撰写了《彰明附子记》，记载了彰明特产药物附子的栽种面积、产量、栽培方法、生长采收情况、品种及质地区别等，是研究川产药材的一篇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药史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361]
杨退修与《十产论》。杨退修，字康侯，一字子建，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他精研医技，著有《十产论》、《杨子护命方》、《通神论》等。[362]《十产论》成书于元符年间（1098—1100年），重点对“异常分娩”作了详细论述，同时也讲述了如何使胎位转正的各种外科手法，讨论了正产、伤产、催产、冻产、热产、横产、倒产、偏产、碍产、坐产、盘肠产等11个问题。在我国妇产科医学史上，《十产论》是第一部较详细的助产学专著。
史谌与《指南方》。史谌，字载之，北宋眉州人，精医术，著有《指南方》（又名《史载之方》）2卷。[363]方论共列31门，各门均有医论，共载药方107个。该书对于淤血、痰饮诸学说殊多发挥，今之研究者犹珍视。
史崧与《黄帝素问灵枢集注》。史崧，北宋末南宋初成都人，著有《黄帝素问灵枢集注》24卷，对《内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
（三）工程工艺技术
在水利工程方面，北宋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人陈尧佐（963—1044年）在任两浙转运副使时，鉴于钱塘江隄用石筑就，不经风浪，“隄再岁辄坏”的状况，乃建议用“下薪实土”的办法，即用木桩打入深土，杂以树枝加土筑实，终于使钱塘江隄坚久稳固。[364]真宗天禧年间，黄河决口，陈尧佐被任命知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旧县），他组织人力“筑大隄，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为了杀阻水势，“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同时，沿旧河开支流以分导水势，保障了滑州的安全。[365]时人把他主持修筑的长堤称为“陈公隄”[366]。
在建筑工程方面，北宋眉州青神（今四川青神）人陈希亮（1000—1065年）在宋仁宗时知宿州（今安徽宿县），因“州跨汴（汴河）为桥，水与桥争，常坏舟”，遂总结前人经验，“始作飞桥，无柱，以便往来”。朝廷褒奖了他，并“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为飞桥”[367]。这种“飞桥”又称“虹桥”，是用横木架拱，其结构是以梁交叠，建筑学命名为“叠梁拱桥”。《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指出：“这种长跨径木桥建筑是桥梁建筑中的杰作，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368]
在凿井工艺方面，北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3年）四川地区劳动人民创造了新的凿井技术。《东坡志林》于此有较详记述：“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竅，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369]这种“卓筒井”的新工艺，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新，它是中国钻井技术从大口向小口过渡的标志，创造了现代盐井、油井、气井的雏形，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酿造工艺方面，北宋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人田锡（941—1003年）著有《曲本草》1卷，介绍了15种曲酒的配曲、制造与性能，反映了当时我国制曲、酿酒的技术水平。[370]它是我国最早介绍酒曲及各种曲酒的专书，充实了我国古代化学、酿造学的内容。它还介绍了多种药酒的疗病功能，在药学史上也有一定价值。
在制糖工艺方面，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遂宁（今四川遂宁）人王灼著有《糖霜谱》1卷[371]。全书共7篇，分别叙述“糖霜原委”、“以蔗为糖始末”、“种蔗”、“造糖之器”、“结霜之法”、“糖霜性味及制食诸法”等，其中“种蔗”、“造糖之法”和“结霜之法”是该书的精华，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从该书记载中看出，当时已使用石碾、榨机来碎蔗取浆。同时，还记载了一套甑蒸、釜熬、煎蒸、灌蒸相接的取霜方法，可以获得品种多样、色艳、味美、光洁晶莹的糖冰。这是一部比较完备、实用的农业兼机械科学技术专著。
在铸造工艺方面，现在存立于峨眉山万年寺砖殿内的铜铸普贤骑象像，可以反映宋代的铸造工艺水平。此像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朝廷派遣张仁赞在四川地区主持铸造的[372]。全像通高735厘米（其中普贤像及莲台高405厘米，大象高330厘米），总重约62吨。大象通长465厘米，其鼻长275厘米，左中牙长113厘米，胸围675厘米。自莲台以上为黄铜，大象为青铜。象身白色，腹中空，四足分踏三尺莲座，四体有力，古朴雄浑。象背普贤坐莲台，体态丰润，手执如意，表情肃穆庄严，衣纹线条流畅，花冠雕刻精致。普贤、莲台、白象比例匀称，质感真切。据峨眉山报国寺方丈普超和尚介绍：此像系分块铸造，块有子母扣，用铆钉和铜汁铆焊而成。[373]总重62吨的铸件，造像如此匀称、细致、逼真，显示出我国古代冶炼铸造工艺的精湛。
（四）综合性科技专著
苏易简（958—996年），北宋梓州铜山（治今四川中江广福乡）人，著有《文房四谱》（又作《文房四宝谱》）5卷，包括笔谱2卷，砚谱、墨谱、纸谱各1卷。仿欧阳询《艺文类聚》体例，而创一物一谱的写法。[374]搜采颇为详博，较完整而系统地汇集整理了此前我国有关笔、砚、墨、纸生产发展的历史和制造技术的经验，并介绍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科学专著。它对推动我国笔、砚、墨、纸生产的发展，促进我国文化的繁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石（1108～？年），资州（今四川资中）人[375]，南宋初期编著《续博物志》10卷[376]。此书在于弥补张华《博物志》之所缺，并总结和整理了当时的科学知识。介绍了自上古到北宋年间的科学技术436项，包括地理、农学、动物、植物、矿物、化学、建筑、机械、冶炼、数学、度量衡、货币、酿酒、煮盐、造纸制笺、制茶、食品加工、手工工艺、造粉制胭脂、医药卫生、人体生理、文具用品、科学专著等方面，并对文字、文物、考古、音乐、围棋、体育、典故等各方面都有介绍。它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博物志》，是我国古代内容丰富的科技知识汇编之一。
（本文为作者独立完成的《四川古代史稿》宋元部分。《四川古代史稿》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
【注释】
[1]此系作者旧稿，所述行政区域为1997年3月重庆直辖前的区域。
[2]《宋会要辑稿》方域七，《宋史》卷89《地理志》。
[3]“两川”，宋太宗时记载就有，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六；“西川四路”，见《安阳集·附·忠献韩魏公家传》卷9。
[4]《宋史》卷167《职官志》。
[5]《日知录》卷31“四川条”。
[6]《宋史》卷416《余玠传》。
[8]以上见《宋史》卷89《地理志》。
[9]道光《保宁府志》卷15。
[10]以上见《宋史》卷89《地理志》。
[11]《元一统志》卷5。
[12]《元一统志》卷5。
[13]《方舆胜览》卷61。
[14]《宋史》卷416《余玠传》。
[15]《宋史》卷451《张珏传》、道光《忠州直隶州志》卷2。
[16]《宋史》卷89《地理志》。
[17]《明史》卷43《地理志》。
[18]《大清一统志》卷406、412、413。
[19]以上见《明史》卷43《地理志》。
[20]《蜀水经》卷5。
[21]《宋朝事实类苑》卷1“太祖皇帝”。
[22]《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
[23]《安阳集·附·忠献韩魏公家传》卷9。
[24]据《太平寰宇记》卷74至卷88所列数字计算。
[25]《宋史》卷304《刘师道传》。
[26]《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五、之六。
[27]《隆平集》卷20、《渑水燕谈录》卷8。
[28]《宋史》卷304《刘师道传》。
[29]《乖崖先生文集》卷2《悼蜀四十韵并序》。
[30]《瘗剑南峡路遗骸诏》（至道元年二月甲申），见《宋大诏令集》卷222。
[31]《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6“乾德三年二月”。
[32]《长编》卷6。
[33]《长编》卷7“乾德四年正月”。
[34]《长编》卷7“乾德四年二月”。
[35]《长编》卷7“开宝六年正月”。
[36]《宋史》卷308《卢斌传》。
[37]《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
[38]《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39]“失职”，有多种解释，其一是指人民失业。见《栾城集》卷28《晏知几成都副使秦中梓州运判》、范祖禹《唐鉴》卷23按语。参见胡昭曦《宋初川峡地区茶法与“贩茶失职”》，载《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40]《渑水燕谈录》卷8。
[41]《宋史》卷304《刘师道传》。
[42]《长编纪事本末》卷13《李顺之变》。
[43]《梦溪笔谈》卷25。
[44]《茅亭客话》卷6。
[45]《梦溪笔谈》卷25。
[46]刘锡：《至道圣德颂》，载《全蜀艺文志》卷45。
[47]《隆平集》卷18，《长编》卷36“淳化五年五月”。
[48]《梦溪笔谈》卷25。
[49]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各卷所列数字统计。
[50]《栾城集》卷36《论蜀茶五害状》。
[51]《宋史》卷361《张浚传》。
[52]《宋史》卷361《张浚传》。
[53]《三朝北盟会编》卷169《吴武安公功绩记》。
[5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建炎四年十一月”。
[55]《宋史》卷361《张浚传》。
[56]《三朝北盟会编》卷196《吴武安公功绩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乙亥”。
[57]《三朝北盟会编》卷195吴玠墓志，《宋史》卷366《吴玠传》。
[58]参见《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二二、之二三，《三朝北盟会编》卷196《吴武安公功绩记》，《宋史》卷366《吴玠传》。
[5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十月乙亥”。
[60]《宋史》卷366《吴玠传》。
[61]参见《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二四，《宋史》卷366《吴玠传》。
[62]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2期。
[63]《宋史》卷394《陈自强传》、卷475《吴曦传》。
[64]《元史》卷119《木华黎传》。
[65]参见《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
[66]《元史》卷1《太祖纪》。
[67]《元史》卷115《睿宗传》。
[68]《宋史全文》卷32，《宋史》卷41《理宗纪》。
[69]《昭忠录·张宣》。
[70]《元史》卷115《睿宗传》。
[71]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永乐大典》卷10889。
[72]《金史》卷111《完颜讹可传》，《元史》卷115《睿宗传》。
[73]《宋史》卷41《理宗纪》，《续资治通鉴》卷165。
[74]《元史》卷2《太宗纪》。
[75]《昭忠录·曹友闻》，《宋史》卷449《曹友闻传》。
[76]《宋季三朝政要》卷1。
[77]《宋史》卷416《余玠传》。
[78]《宋史》卷43《理宗纪》。
[79]《宋史全文》卷34“淳祐十年六月”。
[80]《宋史》卷416《余玠传》。
[81]《宋史》卷416《余玠传》。
[82]《元史》卷10《世祖纪》。
[83]参见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战争》，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4]万历《合州志》卷1《无名氏记》（即《钓鱼城记》）。
[85]关于蒙哥汗的死地，众说纷纭，尚待查考。参见胡昭曦《四川古史考察札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61～164页。
[86]见胡昭曦、唐唯目主编《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2～633页。
[87]“民义”即民间武装组织。
[8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元丰绍兴淳熙户口”条。
[89]《元史》卷12《世祖纪》。
[90]《明氏实录》。
[91]任陇蜀行省右丞，据《明太祖实录》等文献记载。《明玉珍玄宫之碑》则作“拜广西两江道宣慰使”，次年（1358年）“拜陇蜀四川行省参政”，以后又“拜骠骑卫上将军陇蜀行省左丞”。
[92]《平夏录》，《国初群雄事略》卷5。
[93]《明太祖实录》卷16。
[94]徐寿辉初建政权时曾称“宋”，故曰“宋主”。
[95]《明玉珍玄宫之碑》。
[96]《明史》卷123《明玉珍传》。
[97]《国初群雄事略》卷5。
[98]《明玉珍玄宫之碑》。
[99]关于明玉珍称帝的时间，笔者过去依文献记载认为是至正二十二年三月，此后出土的《明玉珍玄宫之碑》作至正二十三年正月，这里从碑文说。
[100]《平夏录》。
[101]《明氏实录》。
[102]这两种钱币，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均藏有。
[103]《国初群雄事略》卷5。
[104]《明氏实录》。
[105]《明史》卷123《明玉珍传》。
[106]《明氏实录·方孝孺赞语》。
[107]关于明玉珍的评价，参见胡昭曦《论元末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的历史地位》，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7年第4期。
[108]参见重庆市博物馆《重庆明玉珍墓（叡陵）发掘报告》，载该馆编《明玉珍墓葬及其研究》，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12月印行；胡昭曦《〈明玉珍玄宫之碑〉初析》，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
[109]《明史》卷123《明玉珍传》。
[110]《蜀梼杌》下。
[111]《都江堰功小传》。
[112]何涉：《縻枣堰刘公祠堂记》，载《宋代蜀文辑存》卷11。
[113]《宋史》卷315《韩亿传》。
[114]民国《崇宁县志》卷3。
[115]杨天惠：《莫侯画像记》，载民国《郫县志》卷5。
[116]杨天惠：《华阳赵侯祠堂记》，载天启《成都府志》卷41。
[117]《宋史》卷377《李璆传》，“百万顷”疑当作百万亩。
[118]《宋史》卷386《王刚中传》。
[119]嘉庆《彭县志》卷29。
[120]《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40《眉州新修蟇颐堰记》。
[121]《宋史》卷95《河渠志》。
[122]见《宋史》卷247《赵不
传》。
[123]参见《宋史》卷95《河渠志》。
[124]《石湖居士诗集》卷18。
[125]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所载统计。
[126]《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127]《宋史》卷175《食货志》。
[12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四川军粮数”。
[129]《宋史》卷344《王觌传》。
[130]叶适珪：《海录碎事》卷17。
[131]《范石湖集·诗集》卷16。
[132]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文献通考》、《舆地纪胜》、《宋会要辑稿》等书所载统计。
[133]《东斋记事》卷4。
[134]《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
[135]《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七。
[136]《净德集》卷1《奏乞罢榷名山等三处茶以广德泽不阙边备之事状》。
[137]据《宋史》卷183《食货志》所载统计。
[13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蜀茶”。
[139]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所载统计。
[14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总论东南茶法”。
[141]《蜀中广记》卷63。
[142]杨天惠：《附子记》，载《宋代蜀文辑存》卷26。
[143]据袁震《宋代人口》一文统计，该文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144]据《新唐书》卷40、卷42《地理志》统计。
[145]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宋史》卷175《食货志》。
[146]《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一。
[14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
[148]吕大防：《锦官楼记》，载《全蜀艺文志》卷34。
[149]参见《舆地纪胜》卷162，《蜀中广记》卷58。
[150]《墨庄漫录》卷2。
[151]《老学庵笔记》卷2。
[152]《能改斋漫录》卷15。
[153]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所载统计。
[154]《锦官楼记》，载《全蜀艺文志》卷34。
[155]《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
[156]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七至八所载统计。
[157]《农政全书》卷35《木棉》。
[158]《农政全书》卷35《木棉》。“商贩于此”疑当作“商贩于北”。
[159]《东坡志林》卷4“筒井用水鞴法”条，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160]《天工开物》卷5“井盐”。
[161]《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162]《丹渊集》卷34《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
[163]《东斋记事》卷4。
[164]《剑南诗稿》卷6《入荣州》。
[165]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文献通考》、《宋史·地理志》等书。
[166]据《文献通考》卷15、卷16所载统计。
[167]《笺纸谱》。
[168]《东坡志林》（稗海本）卷11。
[169]《文房四谱》卷4《纸谱》。
[170]《笺纸谱》。
[171]《石林燕语》卷8。
[172]《笺纸谱》。
[173]《宋朝事实》卷15“财用”。
[174]费著：《楮币谱》。
[175]［美］葛维汉：《重庆附近之建窑窑址》，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卷10，1938年。(www.xing528.com)
[176]关于宋代制瓷业的考古发现情况，主要参考陈丽琼《试谈四川古代瓷器的发展及工艺》，载《四川省史学会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177]王家祐：《四川广元黑釉窑初探》，载《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
[178]邓长新：《重庆地区考古新发现》，载重庆市历史学会编《史学通讯》1983年第1期。
[179]参见《老学庵笔记》卷10。
[180]参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宋辽金的陶瓷”。
[181]彭州，治今四川彭县；金城乡，即磁峰旧名。
[182]《糖霜谱》第一。
[183]《糖霜谱》第三、四。
[184]《文献通考》卷17《征榷考》，《宋史》卷185《食货志》。
[185]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九。
[186]每石米付酿钱三千，据《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32李焘《赵待制墓志铭》、《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四川酒课”，而《文献通考》卷17《征榷考》、《宋史》卷185《食货志》均作“付酿钱三十”。
[18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四川酒课”。
[188]《宋史》卷385《葛邲传》。
[189]《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四川酒课”。
[19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景祐庆历绍兴盐酒税绢数”。
[191]《宋史》卷293《张
传》。
[192]《宋朝事实》卷15《财用》。
[193]《宋史》卷180《食货志》。
[194]《宋史》卷181《食货志》。
[195]《长编》卷59“景德二年二月庚辰”。
[196]《宋朝事实》卷15“财用”。
[197]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所载统计。
[198]李良臣：《东园记》，载同治《成都府志》卷13。
[199]《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壬戌”。
[200]范謩：《大少二城砌街记》，载嘉庆《四川通志》卷48《舆地志》。
[201]《舆地纪胜》卷154《潼川府路》。
[202]《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四之二三。
[203]《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
[204]《舆地纪胜》卷154《潼川府路》。
[205]据《元丰九域志》卷7所载统计。
[206]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宋代蜀文辑存》卷87。
[207]《道园学古录》卷20《史氏程夫人墓志铭》。
[208]《元史》卷60《地理志》。
[209]《元史》卷12《世祖纪》。
[210]《元史》卷16《世祖纪》。
[211]以上均据《元史》卷100《兵志》。
[212]据《元史》卷93《食货志》统计。
[213]《元史》卷94《食货志》。
[214]《元史》卷94《食货志》。
[215]参见重庆市博物馆《重庆明玉珍墓（睿陵）发掘报告》，载该馆《明玉珍墓葬及其研究》，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12月印行。
[216]《元史》卷94《食货志》。
[217]《旧唐书》卷41《地理志》。
[218]《宋史》卷496《蛮夷传》。
[219]《旧唐书》卷41《地理志》。
[220]《宋史》卷89《地理志》。
[221]《宋史》卷496《蛮夷传》。
[222]茂州所领羁縻州，《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皆作10州，然《宋史·蛮夷传》又谓茂州所领羁縻州为盖、涂、静、当、直、时、飞、宕、恭9州，是建制和名称皆有变化。
[223]《宋史》卷496《蛮夷传》。
[224]参见冉光荣等《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15页。
[225]《宋史》卷496《蛮夷传》。
[226]《元史》卷91《百官志》。
[227]《元史》卷87《百官志》。
[228]转引自冉荣光等《羌族史》第219页注3。
[229]刘立千译：《续藏史鉴》，华西边疆研究所出版，第1页。
[230]《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
[231]《资治通鉴》卷250唐纪六十六。
[232]《宋史》卷492《吐蕃传》。
[233]《宋史》卷492《吐蕃传》。
[234]《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
[235]《文献通考》卷160《兵考》。
[236]参见龚荫《蒙古军平“大理”路线考辨》，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
[237]《元史》卷202《释老传》。
[238]《元史》卷6《世祖纪》。
[239]《元史》卷23《武宗纪》。
[240]《元史》卷60《地理志》、卷91《百官志》。
[241]《舆地纪胜》卷160《荣州》。
[242]《长编》卷270。
[243]《宋史》卷496《蛮夷传》。
[244]《舆地纪胜》卷161。
[245]参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四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246]《宋史》卷496《蛮夷传》。
[247]参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102～112页。
[248]《宋史》卷496《蛮夷传》。
[249]《宋史》卷496《蛮夷传》。
[25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4。
[251]《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庚寅”条考异。
[252]参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113～114页。
[253]参见《元史》卷61《地理志》；杜玉亭《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年。
[254]参见刘复生《吕告蛮、阿永蛮考述》，载《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辑；《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255]《宋史》卷496《蛮夷传》。
[256]《宋史》卷348《赵遹传》。
[257]参见刘复生《吕告蛮、阿永蛮考述》。
[25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4。
[259]《元史》卷10《世祖纪》。
[260]《元史》卷15《世祖纪》。
[261]《宋史》卷496《蛮夷传》。
[262]《元史》卷60《地理志》。
[263]《宋史》卷496《蛮夷传》。
[264]《宋史》卷496《蛮夷传》。
[265]参见《大清一统志》卷317“酉阳州”，卷320“石砫厅”。
[266]《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537页。
[267]《东都事略》卷113《陈抟传》，《宋史》卷457《陈抟传》。
[268]参见胡昭曦《陈抟里籍考》，载《四川文物》1986年第3期。
[269]《诸真宗派总簿》（北平白云观抄本），转引自傅勤家《中国道教史》，1937年出版，第223页。
[270]参见《正统道藏》（台湾文艺印书馆影印本）有关各册。
[27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428页。
[272]参见蒙文通《陈碧虚与陈抟学派》，载《图书集刊》第8期，四川省立图书馆编印，1948年6月；邱汉生《理学开山周敦颐》，载《中国哲学》第五辑，三联书店，1981年。
[273]参见《宋史翼》卷28《张行成传》，《宋元学案》卷78《张祝诸儒学案》。
[274]《宋史》卷429《张栻传》。
[275]《张南轩先生文集》卷7，丛书集成本。
[276]参见《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277]《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278]《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279]《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5《题周子靖理斋铭后》。
[280]《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2《达贤录序》。
[281]《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0《邛州白鹤山营造记》。
[282]参见贾顺先、蔡方鹿《魏了翁与宋代理学》，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期。
[283]家铉翁：《则堂集》卷5。
[284]参见毛礼锐等《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07～312页。
[285]参见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教育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
[286]《大清一统志》卷308“潼川府”于“学校”条云：“中江县有张九宗书院，唐贞元间建。”唐时无中江县名，而叫玄武县，当时为梓州属县，宋真宗时才改称中江县。又雍正《四川通志》卷5载，张九宗书院“在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建”。二书所说的时间、地点各异，待考。
[287]《大清一统志》卷308。
[288]参见《大清一统志》卷309。嘉庆《邛州志》卷9说，邛州（治今邛崃县）城内有鹤山书院（原在正南街，后迁善政街），《大清一统志》也有记载，但明言为明万历年间建。诸书可能混载，待考。《大清一统志》卷309。
[289]雍正《四川通志》卷5。
[290]雍正《四川通志》卷5。
[291]雍正《四川通志》卷5，《大清一统志》卷299。
[292]雍正《四川通志》卷5，《大清一统志》卷303。
[293]雍正《四川通志》卷5。
[294]雍正《四川通志》卷5。
[295]参见《宋代蜀文辑存·作者考》，嘉庆《泸州志·职官》。
[296]雍正《四川通志》卷5。
[297]《大清一统志》卷306。
[299]雍正《四川通志》卷5，《大清一统志》卷309。
[300]同治《重修涪州志》卷3。
[301]雍正《四川通志》卷5，《续文献通考》卷50。
[302]《宋史》卷409《高定子传》。
[303]万历《合州志》卷2，合川县图书馆石印本，1978年。
[304]《大清一统志》卷297。
[305]《大清一统志》卷309。
[306]《文献通考》卷46。
[307]《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308]同治《叙州府志》卷24。
[309]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宋史》卷156《选举志》。
[310]《推十书·史学述林》卷5《重修宋史述意》。
[311]参见莫锦江《试论宋代四川的史学》（未刊稿），以下有些统计数也据此文。
[312]《欧阳文忠公集》卷91《辞转礼部侍郎札子》。
[313]《文献通考》卷193。
[314]参见晨舟《范祖禹与〈唐鉴〉》，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
[315]《铁围山丛谈》卷4。
[316]参见胡昭曦《〈宋神宗实录〉朱墨本辑佚简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
[317]韩淲：《涧泉日记》中卷。
[31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19]嘉庆《四川通志》卷150《人物·眉州》。
[320]参见《元史》卷29《泰定帝纪》，天启《成都府志》卷19。
[321]《元史》卷181《虞集传》。
[322]《宋史》卷442《苏舜钦传》。
[323]《宋史》卷443《苏洵传》。
[324]《宋史》卷339《苏辙传》。
[325]《宋史》卷338《苏轼传》。
[326]《老学庵笔记》卷8。
[327]《宋史》卷443《文同传》。
[328]《宋史》卷444《黄庭坚传》。
[329]《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11。
[330]《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二月甲辰。
[331]《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15，《宋史》卷19《徽宗纪》。
[332]参见《彭水风物》，1984年11月彭水县印行，第41～43页。
[333]《宋史》卷395《陆游传》。
[33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60，中华书局，1965年，第1380页。
[335]参见朱东润《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336]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60，中华书局，1965年。
[337]参见《南宋制抚年表》卷下。
[338]《四库全书总目》卷167。
[339]据邓椿《画继》、夏文彦《图绘宝鉴》所列；参见贾大泉《宋代四川绘画》，载《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
[340]《宋诗纪事补遗》卷52。
[341]《四库全书总目》卷112。《图画见闻志》成书于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
[342]参见永川地区文化局等编《大足石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343]参见胡昭曦《大足宝顶山石刻浅论》，载《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344]本节所述一些内容参阅刘德仁等《四川古代科技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345]《宋史》卷48《天文志》。
[346]《宋史》卷393《黄裳传》。
[347]嘉庆《四川通志》卷59《金石·嘉定府》。
[348]《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74页，《四库全书总目》卷107，第905页。
[349]《孙子算经》提出的问题是：“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之数剩二，五五之数剩三，七七之数剩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
[350]参见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351]参见洪焕椿《宋代中国人民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载《新建设》1956年第1期。
[352]参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94页；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42页。
[353]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42页。
[354]《四库全书总目》卷103，第861页。
[355]《宋史翼》卷38《唐慎微传》。
[356]《四库全书总目》卷103，第863页。
[357]参见陈先赋等编《四川医林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358]《本草纲目》卷1。
[359]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64页。
[360]参见《全蜀艺文志》卷54《杨氏族谱》。
[361]参见郭成圩《杨天惠与〈附子记〉》，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1卷第1期。
[362]嘉庆《四川通志》卷185《经籍志》。
[363]嘉庆《四川通志》卷185《经籍志》。
[364]《宋史》卷284《陈尧佐传》。
[365]《宋史》卷91《河渠志》。
[366]《宋史》卷284《陈尧佐传》。
[367]《宋史》卷298《陈希亮传》。
[368]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87页。
[369]《东坡志林》卷4“筒井用水鞴法”条。
[370]嘉庆《四川通志》卷185《经籍志》。
[371]《四库全书总目》卷115，第990页。
[372]据赵伯礼等《峨眉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说，铜像铸造年代是太平兴国四年（980年）。但《峨眉山志》卷4述：“宋高僧茂真居白水寺，太平兴国五年二月奉诏入朝……舒王元珍以梦兆谕真，真曰：‘当有储嗣。’果育仁宗。既归，重兴五山六寺。后遣张仁赞赍黄金三千两于成都铸普贤大士像，高二丈六尺。”因此，其铸像之绝对年代当在宋仁宗出生（大中祥符三年）之后，而不是在太平兴国五年。
[373]参见胡昭曦《四川古史考察札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64～169页。
[374]《宋史》卷256《苏易简传》；《四库全书总目》卷115，第984页。
[375]《宋史翼》卷28《李石传》。
[376]《四库全书总目》卷143，第1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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