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由于蒙（元）、宋之间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和蒙古贵族的掠夺，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以致“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206]。元代四川仁寿县人虞集写道：“今国朝以金始亡……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以逃生。”[207]
入元以后，元朝统治者陆续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但有关元代四川的社会经济情况，由于资料缺少，这里只能约略述其梗概。
户口数：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成都路有户32912、口215888，广元路有户16442、口96406，顺庆路有户2821、口95156（《元史·地理志》此处记载有误），重庆路有户22395、口93535，绍庆府有户3944、口15189，夔路有户20024、口99598，其他各路户口数缺载。[208]以上六路（府）共有户98538、口6157721。至元十九年四川有户120000[209]，至元二十七年四川六路户数如加上其他各路户数，可能会比至元十九年的四川户数稍多一点，但较之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川峡四路2590092户的数字，仍然是很少的。到至元二十八年，江淮、四川共有户11430878、口59848964[210]，惜乎江淮与四川的数字未分列，估计这次统计较全面，四川也可能不止10余万户，但不能断定。从元朝在四川废置一些州县的情况来看，元代四川地区户口数增长很慢，反映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也很慢。
元朝政府在各地实行屯田，有民屯和军屯。四川地区的屯田是从至元十一年开始的，当时是为了攻蜀灭宋的需要。灭亡南宋后，元世祖继续实行屯田，此后成宗、仁宗时也增加屯田。先后在四川的广元路、叙州宣抚司、绍庆路、嘉定路、顺庆路、潼川府、夔路总管府、重庆路、成都路所辖地区，设有民屯。前后共计20862户，少者如广元路，仅87户；多者如顺庆路，共达5016户，夔路达5083户。同时，也在各地设军屯，计其屯田面积，保宁万户府军屯118顷27亩，叙州等处万户府军屯41顷83亩，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军屯420顷，夔路万户府军屯56顷70亩，成都等路万户府军屯42顷70亩[211]，共679顷50亩。这些屯田，目的是“以资军饷”，但也部分地恢复了四川地区的农业生产。
从政府在各省的税粮收入来看，史籍列出的9个行省，四川省每年收入税粮为116574石，仅稍多于甘肃省，占全国岁入粮数12114708石的9‰[212]。再看酒课和醋课。酒课，四川行省每年收入7590锭20两，也只高于甘肃和辽阳两个行省；醋课，四川行省每年收入610锭12两8钱，居各行省之末。[213]这都远远没有达到宋代的水平，表明元代四川农业的凋残。(www.xing528.com)
在手工业方面，制盐业四川有盐场12个，盐井95口，分布在重庆、成都、夔府、叙南、嘉定、顺庆、潼川、绍庆等路“万山之间”。其年产量最高的一年是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共产盐28910引[214]，每引400斤，合11564000斤，较之南宋高宗时年产60000000斤，还不足1／5。纺织业的情况尚不清楚，在重庆发掘的明玉珍墓中，出土了一些丝织品，计明器9件、袍服衣裙7件、袍料14段及零碎片多块。其中“丹黄勾连万字锦银残片8片，画面织勾连底纹，内套万字几何图纸图案极其精细，应是元代丝织工艺的代表作”。发掘者认为，这些丝织品“均系织成于公元1366年以前，产地一般说来都在当时四川境内，这就为研究四川地区元代的织造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215]。
整个元代，商业比较发达，但从商税收入额来看，在文宗天历以前，四川行省每年收入也才16676锭4两8钱，仅高于辽阳、岭北两个行省。[216]
总的说来，元代四川社会经济的大致状况是，经过长期战争和掠扰之后，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均有一定的恢复，且在恢复程度上逐渐有所发展。明玉珍时期，四川地区经济恢复的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也还没有达到宋代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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