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地区的手工业：《旭水斋存稿》中的研究成果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手工业产品的购买力。宋代四川地区的手工业在农业发展和此前手工业发达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较之唐代也有很大进步。

（一）纺织业

丝织业仍是纺织业的主要行业。宋代川峡地区丝织业分布地比唐代更广。唐代四川地区土贡丝织物的有成都府及蜀、彭、绵、汉、邛、简、梓、遂、果、普、昌、荣、渠、利、阆、剑、巴、蓬、达、忠等21个府州^[144]，宋代又增加了嘉州、怀安军、广安军、涪州、渝州、云安军、梁山军、南平军等8个州军^[145]。宋以前，川峡地区的丝织业中心集中在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到了宋代又在环绕梓州的地区（包括梓、果、阆、蓬、巴、遂等州）兴起了另一个丝织业中心，而且在一些方面还超过了成都府路。宋朝匹帛“岁总收之数”的绢，成都府路为337357匹，梓州路为381553匹；各路租税收入的匹帛中绢的数量，成都府路为63760匹，梓州路为213396匹。绸的数量成都府路为11703匹，梓州路为19840匹^[146]；川峡地区上供给朝廷的绫34000匹，其中西川（主要是成都府路）为7800匹，东川（主要是梓州路）为26300匹^[147]。成都府的丝织生产是“连甍比室，运箴弄杼”^[148]，并设立了“锦院”，梓州的丝织生产也有“机织户数千家”，亦设置了“绫绮场”；成都的蜀锦名扬天下，梓州的熟绫、蓬州的综丝绫、遂州的樗绫、达州的兰绸、阆州的莲绫也很著名^[149]。

丝织物品种增多，质量也有提高。宋代成都织院所织蜀锦有15个品种，茶马司锦院织蜀锦29个品种，共44个品种。此外还有绫、罗、缎、纱、绢等各样品种，其中又各有品类，如绫就有杂色绫、重莲绫、水波绫、鸟头绫、红绫、樗蒲绫、白绫；罗有白熟罗、单丝罗、白花罗、花罗、春罗等。不少是织造精美、质地优良的产品，如：“梓州织八丈阔幅绢献宫禁，前世织工所不能为也”^[150]，“遂宁出罗，谓之越罗，亦似会稽尼罗而过之”^[151]。丝织品的染色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染红色用的红花、青色用的蓝草、黄色用的栀子、紫色用的紫草、绿色用的艾、皂褐色用的皂斗等草染植物，农村已广泛种植；丹砂、石青、石黄、石绿、粉锡、铅丹等矿物染料也普遍使用。城里已出现专门经营染料的店铺，如成都有“郭家鲜翠红紫铺”。在长期实践中，劳动人民还创造出改良蚕丝性能以适应染料的染色工艺技术，据载：章帖在四川做官，曾把吴地的罗、湖地的绫带到四川，与川帛一起染红带回京师。经过梅雨季节返潮润湿，吴罗、湖绫均褪色，唯川帛不变，“后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蓄蚕与他邦异，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红，多以为染色之良，盖不知由蚕所致也”^[152]。

宋代川峡地区的丝织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是宋代丝织业的主要基地之一。如每年租税收入匹帛数：绢，全国收入2894333匹，川峡为408246匹，占14%；丝绵，全国总收入为9199890两，川峡为1551998两，占17%。一岁匹帛总收入中，川峡地区占全国的比例分别是：锦绮鹿胎透背占20%，绫占26%，绢占17%，绸占10%，杂色匹帛占17%，丝绵等线占27%。^[153]

宋朝还在川峡地区设置了集中生产丝织品的作坊。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在成都府治东面创办了成都府锦院，有房屋127间，募军匠500人，拥有织机514张，日用挽综工164人、机织工154人、练染工11人、纺绎工110人，每年用丝125000两、染料211000斤。^[154]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为了用蜀锦与少数民族交换战马，都大茶马司又在成都建立茶马司锦院，按买马需要制造锦绫被褥，以折支马价。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成都府锦院与茶马司锦院合并，锦院的规模更大，招募的工匠更多，产品也有增加。锦院生产的丝织品，主要供皇室、官僚等享用和军事需要，不是商品生产。那些被招募的工匠，在锦院备受剥削，没有自由，“虽支工价，尚有亏损，虽定日限，仍更督促，或无故拘留累日，或每匹又出罚钱。岁月为常，殊无休已。细民失业，不胜其劳”^[155]。但锦院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官营手工作坊，它在生产上有严格的工序、明确的分工和协作，有利于蜀锦生产技艺的提高，把蜀锦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川峡地区的布织物，主要是麻布和葛布，产区广、产量大、品种多。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川蜀的贡布地区有成都府及汉、普、泸、荣、巴、夔、开、涪、渝等10个府州。而《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所载，川峡贡布和产布地区则有成都府和绵、汉、普、昌、戎、泸、荣、阆、巴、夔、黔、涪、渝等州及永康军、广安军、云安军、富顺监，共18处，比唐代有所增加。布的产量，据载宋朝匹帛“岁总收入之数”中，仅官府征收的布，成都府路为554739匹，梓州路为11787匹，利州路为585匹，夔州路为2478匹，总计569589匹，占全国岁收布3192765匹的18%。^[156]从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年）以后，宋政府还在成都府路所属产麻六郡岁买官布70万匹；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李杞主办四川榷茶事务，也于彭、汉二州岁买布各10万匹，运往陕西，以助茶利。

川峡所产布的品种很多。麻布，即绩麻所织之布。麻有苧麻、大麻（火麻）、黄麻三种。大麻、黄麻多用作绳索和粗麻布，精细者以苧麻为原科。苧麻以色泽不同又分为青麻和白麻，尤以白麻的纤维柔韧、色泽洁白、富于弹力。川峡地区出产的布、白苧布、高杼布、弥牟布，均为苧麻所织，质地优良，唐宋以来都列为贡品。葛布，即用葛藤纤维所织之布，主要产于普州、富顺监、戎州、泸州等地。葛布亦为贡品。

此外还有斑布、“僚”布，产于阆、涪、荣、泸、昌等州。斑布，《农政全书》说是用棉所织^[157]。“僚”布，是魏晋以来进入四川地区的“僚”人所产之布，有人亦认为是棉布。据元人王桢《木棉图谱叙》说：“夫木棉产自海南，诸种艺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绵布。”^[158]可见在元朝统一南北之前，“川蜀既获其利”，即至迟在南宋时期，川峡地区已栽种棉花纺织棉布了。

（二）制盐业

宋代川峡井盐生产比唐代更为发达，不仅产区扩大、产量增多，而且在开采技术上有一个大的革新。

宋以前，川蜀盐井都是大口浅井，开凿工具用锸锹挖掘，因而井腔过大，井壁易坍，井深有限，盐卤量少；吸卤方法也原始，用皮囊取水，无论开凿和生产均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严重限制了井盐生产的发展。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4年），川峡劳动人民在前代凿井工艺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凿井工艺，出现了卓筒井。

苏轼写道：“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另本下有‘山’字）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竅（另本作‘窍’），其上是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159]这种新型的卓筒井，用“圜刃”冲击顿挫代替锸锹挖掘，以小口井代替大口井，以竹筒代替木石为井壁，以装有牛皮活塞的吸卤器代替牛皮囊，在开凿工艺、井控设备、采卤机械等各方面，均有创新和巨大发展，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之列。

这种先进的凿井采卤法，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提高了功效，“大抵深者半载，浅者月余，乃得一井成就”^[160]，故私家小户均能开采，因而很快推广开来。神宗熙宁年间，四川人文同写道：“自庆历以来，始因土人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以取咸泉，鬻炼盐色，后来其民尽能此法。”井研县“豪者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嘉州、荣州也有许多卓筒井，“相去尽不远，三二十里，连溪接谷，灶居鳞次”^[161]。陵州（治今仁寿县）以前只有官井数处，“自许开卓筒之后，部下至今已及数百井”^[162]。范镇在元丰年间写的《东斋记事》也说，卓筒井发展很快，“大率近年不啻千百井矣”^[163]。南宋时，陆游的诗中也谈到荣州卓筒井的情况，他写道：“长筒汲井熬雪霜，辘轳伊哑宣道傍。”^[164]

随着卓筒井凿采技术的发明和迅速推广，川峡井盐的产区有所扩大，产量也有增加。据史籍记载，井盐产地，益州路有陵井监（陵州）和绵、邛、眉、嘉、雅、汉等州，梓州路有梓、资、遂、果、普、昌、泸、戎、荣、合、渠等州和淯井监、富顺监、长宁军，夔州路有夔、忠、达、万、黔、开、涪、渝等州和云安军、大宁监，利州路有阆、蓬等州^[165]，共计33个州军监，占川峡50个（南宋时为49个）州级政区的66%。川峡井盐产量，据《文献通考》所载，北宋前期有628井，年产1630万斤；宋高宗时有4900井，年产约6000万斤^[166]。

不过，宋代的井盐业仍是作坊式的小生产，规模不大，虽有一些工匠，也大多是尚未失去农民身份的手工业工人，依附性仍然很强。但是卓筒井的产生和发展，却为明、清时期小口深井的出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标志着井盐生产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造纸业和印刷业(www.xing528.com)

川峡地区是宋代重要的产纸区之一。唐、宋时期，在成都的百花潭、浣花溪两岸有许多造纸户，他们在“江边凿臼为碓，上下相接”，“捣浆造纸”^[167]。所产纸张质地洁白，远近闻名。除成都这个著名的产纸基地外，广都（今双流一带）也是产纸区。宋代川峡地区仍盛产麻纸。苏轼说：“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名布头笺，此纸名冠天下。”^[168]苏易简也说：“蜀中多以麻为纸，有玉屑、屑骨之号。”^[169]还有皮纸（桑皮纸）、还魂纸（旧纸回造）等。不但造纸原料多样化，而且纸的加工制作也有创新，除仿造“薛涛笺”外，还有“谢公笺”，为谢景初（1019—1084年）主持制造，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10种颜色，故又称“十色笺”^[170]。

宋代川峡地区的雕版印刷业也很发达，和浙江、福建同为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雕版印刷业广布于成都、眉山、什邡、双流、临邛、金堂、泸州、铜梁、潼川、遂宁、绵竹、嘉州、益昌、犍为、忠州、资州、夔州等州县，而以成都和眉山最为繁荣。

宋代杭州刻本称“浙本”，福建刻本称“建本”或“闽本”，四川刻本称“蜀本”或“川本”，其中又有大字本，比一般字体稍大，称“蜀大字本”。这三个地区的刻本各有特点，宋人叶梦得比较其长短，认为“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71]。

宋蜀刻本具有精于校勘，内容可靠；版好、字好、墨好、纸好；印刷数量多，流传广等特色。其刻书有官刻图书和私刻图书两种。官刻由官府主持雕印；私刻又分为书坊（书肆）和私家刻书，简称坊刻和私刻。宋代四川官刻图书，以雕印《大藏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三部巨著规模最大。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命张从信到益州监雕《大藏经》，共雕印佛经1076部、5048卷，刻版达13万块之多，历时13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竣工^[172]，世称《宋开宝刊蜀本大藏经》，简称《开宝藏》或《蜀藏》。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佛教史上第一次开雕《大藏经》，亦是初期印刷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典籍。此后，还在太平兴国年间雕刻《太平御览》（1000卷）、真宗景德年间雕刻《册府元龟》（1000卷）等巨著。至于私刻和坊刻，风气很盛，成都辛氏，临邛韩醇、李叔厪，蒲江魏了翁，眉州苏林，三台刘甲等等，都是有名的刻书之家；广都费氏进修堂、广都裴宅、西蜀崔氏书舍、眉山程舍人、眉山万卷堂、眉山书隐斋，都是著名的坊刻之所。

川峡雕版印刷技术及作坊情况，从印刷“交子”可窥一斑。《宋朝事实》载：交子“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173]。交子图案精致，以坚韧楮纸印刷，又用朱墨两色套印，技术水平相当高。宋朝政府在成都设立的交子务，除主管官吏外，还有“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二人，杂役凡十一二人”^[174]，总计约180人，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官府印刷作坊。

（四）制瓷业

宋代是我国陶瓷业发展史上的划时代阶段和繁荣时期。四川地区的蜀瓷虽不如北方的定、汝、钧、官等窑和南方的龙泉、景德镇等窑的产品著名，但较之唐代四川地区的制瓷业，无论制作规模、制瓷工艺还是产品种类和质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四川制瓷业，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窑址星罗棋布，分布于川西、川南、川东的广阔地区和川北部分地区；在工艺特色上，它继承了唐代，而又有创新发展。就瓷器釉色而言，可分为黑瓷、青瓷、白瓷三大系。

烧制黑釉瓷的地方，据已知材料有重庆、巴县、广元等地。重庆海棠溪白鹤咀窑址，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发现^[175]，解放后又作了调查，根据窑址堆积物的碎片和装烧工具的匣钵来看，多与四川广元窑、福建建窑瓷器极为相似^[176]。巴县姜家窑，是1976年重庆市博物馆新发现的，产品有黑釉瓷和灰白釉瓷两种，以黑釉为主，造型有碗、盘、杯、灯等。从窑炉前堆放的煤渣和未烧用的煤炭观察，系用煤作燃料。广元瓷窑铺黑釉窑，是1953年修宝成铁路时发现的^[177]。其产品特征与“建窑”极似。特别值得称誉的是手捏瓷塑与小玩具，神态生动。并已出现绘制的花纹装饰，其中有素胎绘花和釉下彩绘花两种，这种新创的艺术瓷的烧成，为以后的彩绘打下了良好基础。1982年重庆市博物馆还在重庆市南岸黄桷垭至文峰公社地区内发现了黑瓷窑址，在一处遗址的发掘时，发现两座窑炉，出土瓷器标本1000余件。其器物纹饰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曜变纹，釉色晶莹光洁，在阳光照射下，颜色变得千姿百态。^[178]

青釉瓷系，据已知材料多集中在川西地区，名窑有邛崃十方堂窑、灌县玉堂窑、成都琉璃厂窑等，此外还有金堂金锁桥窑。邛崃窑是四川负有盛名的古窑，可能兴于西晋，盛于唐，衰于宋。其窑址以邛崃县南河岸的十方堂最为集中。在宋代，邛崃窑继续烧制陶瓷产品，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提到的“省油灯盏”，声誉远扬^[179]。灌县玉堂窑是1977年四川省陶瓷史编写组发现的，四川省博物馆曾进行试掘，1978年重庆市博物馆又进行了复查。玉堂窑为唐宋瓷窑，在宋时仍以烧青瓷为主，其次也兼烧白釉瓷。成都市东门外琉璃厂窑，是古代成都附近一个很大的陶瓷手工作坊群，约始于晚唐，盛于宋，衰于明。其窑规模大，时间长，窑灶多，产品有陶又有瓷，种类繁多。釉色有单色釉和多色釉两种，单色釉基本上是青、黄、赭色三种，多色釉为绿、黄、褐三色配制，具有唐三彩的效果。花纹装饰、品形品种多种多样。有些器物的底部还刻有烧造时间或工匠的姓名、标记等。无论陶器或瓷器，都已使用传统的制瓷成型工艺。复杂的俑是用范模和雕塑相结合制造的。碗的制作特别精细，挖足技术相当高，圈足显得特别规整。

白瓷窑址，据近年考古调查，已发现三处，即彭县思文窑、磁峰窑和灌县玉堂窑，以彭县磁峰窑的遗留最丰富。磁峰窑是1976年发现的，窑址在彭县西北76里的磁峰乡。窑场范围约4里，据探测和已暴露的窑灶残迹即有17处。1977年曾试掘，共采集标本1000余件。从已出土的器物标本看，其刻花及布局取材均与定窑风格相似。^[180]还发现了直径70厘米的垃坯石质辘轳、研磨釉药石磨、石舀、铁杵以及各种大小不等的匣钵和试测窑温的“火表”（又称照子）瓷片、压印花纹的印模等等。其装烧工艺具有独创性，主要方法是口沿悬空叠烧或覆烧，器件与器件之间，采用支托或瓷石珠及石英砂粒等作介质，以避免粘连。1978年再次调查时，在窑区出土有泥质八方圆形刻花鸟的轴座，刻有“嘉祐□□□月二十二日，谢家使用，赵抟土造，右土西登用”。1953年彭县金口乡出土一件白碗，碗口外部画刻有“彭州金城乡^[181]窑户牟士良施碗碟壹料永充进盏供献售用祈愿神明卫护合家安泰”33字。1978年，在阆中发现的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的陈安墓中，出土有磁峰白瓷素件2件。这些都表明，北宋时期磁峰窑就已烧制白瓷了。

（五）制糖业和酿酒业

宋代蔗糖生产主要集中在福唐（今福建福清县东南）、四明（今浙江宁波）、番禺（今广东广州）、广汉、遂宁五郡，四川有其二，“独遂宁为冠”，产量多，质量好，其余“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182]。当时遂宁境内涪江东西两岸地跨小溪（今四川遂宁县城关所在地）、蓬溪（今四川蓬溪县境）、长江（今四川蓬溪县南长江坝）三县，数十里内，种植甘蔗的土地占2／5，很多农民都以种植甘蔗为业。因而制糖业发达，仅糖霜（沙糖或糖冰）作坊就达300余家，大的糖霜作坊雇有工人一二十人^[183]。这些作坊已形成从甘蔗种植、压榨取汁到制造糖霜的生产体系。宋遂宁人王灼在《糖霜谱》中，详细记载了制糖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和设备，同时还阐释了甑蒸、釜熬、煎熬、灌瓮相接的工艺流程和取霜方法，表明北宋时期的制糖业已具有较高的水平。

宋代的酒是国家专卖，分官酿和民酿两种。官酿由官府直接经营，民酿则由官府规定课额，由民户扑买承包经营，向官府缴纳酒税。总的来看，由于粮食生产的发展，宋代的酿酒业较之唐代更加兴盛。宋代的酿酒工艺和酒类的产量，还不清楚，仅从官府酒税收入，亦可看出四川地区酿酒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全国所占的地位。

北宋年间，官府对川峡四路中有的州军实行酒的专卖，对另一些州军则不实行专卖。在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不榷酒的州军有夔、达、开、施、泸、黔、涪、黎、威等州及梁山、云安军^[184]。此后至北宋末，榷酒的军州稍有增加，有的实行榷禁后旋又罢榷。据统计，熙宁十年以前，川峡四路官府设有420个酒务，每年收入酒课220万余贯，占全国每年酒课收入1506万贯的14%。^[185]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委任赵开为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赋。赵开为了增加官府收入，“大变酒法”，罢去官府卖酒，实行“隔槽酒法”，即将过去用作扑买坊场所设置的酒槽，由官府主办，并由官府提供酒曲和酿酒器具。凡民间酿户需酿酒者，“以米赴官自酿”，每石米付酿钱三千^[186]、头子钱二十二。建炎四年将此法施行于川峡四路，有官府隔槽400所，“于是岁课递增至六百九十余万缗”^[187]。后来稍减，孝宗时为500余万缗^[188]，宁宗时为410余万缗^[189]。南宋时期四川地区酒课数额的增加，固然与赵开改变酒法有关，也反映出四川酿酒业的发展。高宗绍兴末年，全国酒课岁入为1400万余缗^[190]，则四川酒课岁收410万缗至690万缗，占全国酒课收入的29%至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