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农业成果-旭水斋存稿

在宋代，四川地区农田水利的发展甚为突出，原有的水利工程得到整修，还兴修了一些新的工程。川西平原的都江堰水利系统，有了进一步完善和扩展。宋太祖乾德年间（963—968年），知成都府事刘熙古整治了成都西北郊的九里堤，“以捍水患”；又整治了縻枣堰，使成都“沃野之利博矣”^[111]，蜀人为此建“刘公祠”来纪念他^[112]。仁宗时期（1023—1063年），韩亿知益州时，疏通了九升江口，灌溉农田数千顷^[113]。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年），任司理的张唐英在崇宁（今郫县唐昌）捐金筑堰，“溉田数千亩”，这个堰就定名为“司理堰”^[114]。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莫运泰任郫县县令，在境内增筑堤堰，淘深沟渠，“民利赖之”^[115]。大约也在这段时间，华阳县令赵申锡修复了原来灌溉30790亩的沙坎堰^[116]。高宗绍兴时期（1131—1161年），李璆曾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他主持修复了眉州（今四川眉山）溉田“百万顷”的三江堤堰，农田“竞受其利”^[117]。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王刚中鉴于“广袤十里，溉三乡田”的万岁池年久失修，组织人力淘挖，恢复了三乡水利^[118]。孝宗乾道初年，梁介知彭州，“修永昌、九陇、濛阳十余堰，民受灌溉之利，及于邻邦”^[119]。宁宗嘉定年间，知眉州魏了翁主持复修了可灌眉山、青神农田72000余亩的蟇颐堰^[120]。

对于都江堰，宋代有关部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维修制度。据《宋史·河渠志》记载，每年冬季断流，春季淘淤，当时称为“穿淘”。这种岁修制度，是保证都江堰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规定，凡都江堰工程施工，所有“高下、阔狭、浅深”，以至灌溉面积、动员劳力人数、使用何种原料及各使用数量、直接主持的官吏姓名等，各级地方官均要详细登记，定为制度，以便考核。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又规定：“检计修作不能如式（按即规定的规格）以致决坏者，罚亦如之。”^[121]都江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湔堰”、“金堤”、“犍尾堰”、“楗尾堰”、“都安堰”等名称，“都江堰”的名称是南宋时才出现的^[122]。在宋代，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水系已有了3大派、3大流、14支流和9个堰，受灌面积有灌县、彭县、崇庆、广汉、郫县、新都、新繁、金堂、成都、华阳等川西平原广阔地区。^[123]都江堰对川西平原农业发展的效果十分显著，所以南宋时范成大在诗中写道：“自从分流注石门（按即宝瓶口），西州秔稻如黄云。”^[124]

除上述大型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和较大的渠、堰、堤、塘外，其他地区还有不少小型水库、水塘，并且修建了一些防止水患的工程。据统计，神宗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年）宋朝各路水利田数中，成都府路有水利田29处、2883顷87亩，梓州路有水利田11处、901顷77亩，利州路1处、31顷30亩，夔州路274处、854顷66亩^[125]。这些小型的水利工程，虽然灌溉面积不大，不能完全靠天吃饭的局面，但对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代四川农业的耕作技术水平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仅低于农业最发达的两浙地区^[126]，成为宋代重要的稻米产区。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外销荆湖等地。南宋时期，除川陕外，“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127]，而四川负担川陕驻军军粮即达150万余斛之多^[128]，占全国军粮总数的1／3，是南宋军粮的主要供应地。在川峡四路中，川西平原及川中地区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成都附近形成了“蜀地膏腴，亩千金，无闲田以葬”^[129]的局面。在丘陵及山区，四川农民建造了大量梯田，宋人的记载中写道：“果州、合州等处无平田，农人于山陇起伏间为防，潴雨水，用植粳糯稻，谓之㽪田，俗名雷鸣田，盖言待雷鸣而后有水也。戎州亦有之。”^[130]范成大在万州、梁山、垫江所写的诗句说：“山骨鳞皴火种难，山下流泉却宜稻。”“人间只见秧田润，唤作蟠龙洞里泉。”“旧雨云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鸣。”^[131]反映出这些地区建造梯田的情况。

同唐代相比较，宋代四川地区种植茶叶更为普遍，川峡四路产茶的有雅、蜀、邛、嘉、眉、彭、汉、绵、简、利、巴、兴、洋、文、泸、合、渠、夔、忠、达等州及永康军、长宁军、南平军^[132]，共20余州军。其著名产地有8处：雅州蒙顶、蜀州味江、邛州火井、嘉州中峰、彭州堋口、汉州杨村、绵州兽目、利州罗村^[133]。北宋中期，官府在川峡地区（除夔州路外）实行榷茶，设置买茶场，“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134]，其中熙宁十年以前设置的20个买茶场，都在成都府路辖区^[135]，其余21个买茶场分设于利州路、梓州路境内。川峡地区的茶叶产量也有显著增加，神宗元丰七、八年（1084—1085年）年产量约3000万斤^[136]，而在此前20多年的嘉祐初年，东南地区（包括淮南、江南、荆湖、福建等地，当时广东未榷茶，未计）岁课茶2306．2万斤^[137]，南宋前期，川峡地区仅成都府路、利州路即岁产茶2102万斤^[138]，而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东南地区产茶1781万斤^[139]，绍兴末年产茶1590余万斤^[140]。可见川峡地区的茶产量超过了东南地区。

除茶叶种植外，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也有较大的发展，如甘蔗的栽培技术也有了明显的改进，从选择、保藏蔗种，到按季节整土、种植、施肥和保持地力等，都有较完整的科学经验，这在当时遂宁人王灼的《糖霜谱》中有系统的记载。(www.xing528.com)

宋代四川是全国著名的药材产地，药材品种多，产量大。川芎、大黄、枸杞、巴豆、羌活、黄柏、天门冬、当归、黄连、红花、半夏、贝母、麝香、羚羊角、黄芪、天麻、何首乌、附子等都是当时的名贵中药材，有少数是猎、驯动物获得的，大部分的植物药材中，有的是农民采集的，更多的是农民种植的，出现了不少专门的采药、种药的农户。其中彰明（治今江油县）更是驰名全国的附子生产基地，据杨天惠《附子记》载，彰明县的农民积累了种植附子的丰富经验，“其用工力比它田十倍，然其收获亦倍称之”。廉水、赤水、会昌、昌明四乡的52000亩田地中，用以种植附子的十居其二，四乡产量高达16万斤以上。

水果和花卉的种植也发达起来。盛产荔枝的叙州，“僰僮之富，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岁收百五十斛”^[141]。彭州盛产牡丹，据陆游《天彭牡丹谱》载，这里的牡丹有100多个品种，“花户连畛相望，莫得其姓氏”。

经济作物的发达，表明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不少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如彰明的附子，为陕西、福建、两浙的商贾所采购。^[142]

宋代四川农业的发展，还可从人口增加这个侧面反映出来。965年北宋灭后蜀时，得户534029，到1223年（宁宗嘉定十六年），川峡四路有户2590092，约150年间增加近5倍。嘉定十六年，南宋全境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川峡四路有2590092户、6610831口^[143]，川峡地区占全国户、口的比重分别为20%和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