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到宋初，川峡地区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甚为剧烈。这是因为，唐朝末年这一地区的地主特别是世族地主，没有受到黄巢农民大起义的扫荡，而唐僖宗又带领大批宗室、贵族、官僚逃到蜀中；五代十国割据时，中原地区一些“衣冠之族”也到蜀地“避难”；宋初又有一批大官僚、大地主入蜀。因而川峡地区地主、官僚数量增多，世族地主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在北宋皇帝“不抑兼并”政策的纵容下“豪夺人田”，到处有“富家大姓”的田园庄宅[23]。在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过程中，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客户（或称旁户，即佃农）。北宋初期，川峡地区客户的比例是全国最高的，据宋太宗时的官方统计，很多州的客户占主客户总数的50%以上，一些州所占比例更高，如嘉州为79%，普州、昌州同为90%[24]。这些客户中，许多是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旁户，他们被地主“使之如奴隶”[25]，而且“皆相承数世”[26]，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遭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北宋政权在统一南北的军事行动中，“先取西川”的目的既然在于把富庶的川峡地区作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补给地，因此在平定后蜀之后，遂大肆搜刮。先是把“蜀之帑藏，尽归京师”，继而设置“博买务”，禁止民间“和市布帛”[27]，垄断匹帛、丝绵、绸布的产销。一些兼并之家趁此“释贱贩贵”，操纵市场，投机牟利。所有这些又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受到很大损害。
川峡农民的赋租徭役负担也特别沉重，除了常规征派的赋役外，官府还要农户随两税交纳“头子钱”；每年运送朝廷的奉物，也强征农民充当脚夫、漕役。至于旁户，负担更重，“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28]。
宋太宗即位（976年）后，川峡地区“岁荐饥馑”[29]，水旱灾荒接踵而至，广大农民的处境犹如雪上加霜，被迫离乡背井，逃荒觅生，以至“饿殍相望”[30]，转死沟壑。
北宋初期，川峡地区的阶级矛盾急剧发展。
宋太祖时期和宋太宗初年，川峡地区多次爆发反宋兵变和农民起义。由于北宋将领对后蜀官兵的敲诈虐杀，乾德三年（965年）二月，梓州（治今三台县）蜀兵3000余人推军校上官进为首，攻打州城。[31]同年三月，蜀兵在绵州（治今绵阳市）推文州刺史全师雄为统帅，建号兴国军，号称有兵10余万。全师雄率兵攻入彭州（治今彭县）城，自称兴蜀大王，置节度使20余人。许多州县起兵响应，一两年间，反抗势力达于成都府及绵、彭、邛、蜀、眉、陵、简、雅、嘉、果、遂、渝、合、资、普、戎、荣、梓等20余州。不久，被宋军镇压下去。[32]乾德四年正月，阆州农民“蜂起”“攻逼州城”[33]；二月，渝州杜承褒率领农民围攻州城，判官卞震受伤“卷甲宵遁”，农民军“入据州署”。[34]开宝六年（973年）正月，渠州李仙率众万人攻打广安军（治今广安县）境，果、合、渝、涪“四州民”也“连结”反抗。[35]宋太宗时更为频繁，淳化三年（992年），以任诱为首领的起义军攻打昌州、合州。三年，荣州、戎州、资州、富顺监均有人民起义发生。次年，起义军又复起荣州、资州等地。[36]到了淳化四年终于爆发了势及两川，令宋廷震恐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爆发于永康军青城县（治今四川灌县城关南徐渡乡）。王小波（波，又作博或皤）是青城县味江（今仍名味江，是在青城山东侧的一条小河）人，李顺是他的妻弟。自唐朝以来，青城山、味江河一带就是著名的茶叶产地，这里的农民大多数都是茶农。他们种植茶树，采摘烘制，并将茶叶运到集市贩售，既是茶叶的生产者，又是茶叶的运贩者。
北宋初期，统治者对东南地区的茶叶生产实行禁榷，由官府专卖；而在川峡地区则“听民自卖”，没有禁榷，但科以重税，并规定蜀茶“不得出境”，由官府垄断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的茶叶（主要是粗茶）。其法是由官府向茶农派定茶叶数额，预付定金，茶农按期如数交售，“敢藏匿及私卖者有罪”[37]。许多茶农苦于交售定额茶叶和输纳地租、茶税的沉重负担，即使辛勤劳动仍穷困不堪，甚至被逼得倾家荡产！王小波就是这样的茶农。北宋中期眉州人苏辙曾说：“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窃。”[38]就是指王小波、李顺等人因为完不成官府派定的茶叶交售额而“失职”，即破产失业[39]，穷困已甚，起而造反。佃耕茶农破产失业，是这次起义的直接导因。
淳化四年二月的一天，王小波聚集了100多名贫苦农民揭竿起义。他激愤地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40]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均贫富，进行武装斗争。这一号召引发了贫苦群众积郁已久的愤怒烈火，因而“旁户鸠集”[41]，“贫民多来附”[42]。
农民起义军首先攻克青城县城。随即直插彭山县，惩杀了恣横贪暴的彭山县令齐元振，把他剥削得来的“金帛”散发给贫民。此后的九个月中，起义军在邛州（治今邛崃县）、蜀州（治今祟庆县）境内转战。所到之处，把“均贫富”付诸行动，“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43]。十二月，起义军进攻蜀州江原县（治今崇庆县江原乡），王小波在战斗中受伤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继续战斗。在李顺的领导下，起义军先后攻克了江原、蜀州、邛州、新津县、汉州、彭州等地方。淳化五年正月，攻克成都府。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建立了大蜀政权。大蜀政权统辖了“众至数十万”人的农民武装，农民军在脸部刺上“应运雄军”四字；设置了一些军政机构，任命了中书令、枢密使、军帅、知州、刺史等官员；还铸造铜钱“应运元宝”和铁钱“应运通宝”。在大蜀政权领导下，起义军更广泛地实行均贫富，挖掘地主藏匿的钱物，没收地主的“财货”，把地主的“财物”、“车马”、“屋宇”等分给穷人。[44](www.xing528.com)
大蜀政权派遣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北面攻克剑州，逼近剑门关；东南直抵夔峡；南面进到嘉州（治今四川乐山市），“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45]，起义军控制了川峡地区大部分州县。与此同时，在秦陇和湖北地区分别有一些民众起而响应。
面对农民军迅速发展的形势，北宋朝廷甚为震恐，急令地方官员严厉镇压。淳化五年正月，太宗命心腹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领禁军从陕西进蜀；二月初，又增派一支官军由湖北进向夔门，统归王继恩指挥。他们“剿抚兼施”，扑向农民军。五月，王继恩率官军进逼成都府。大蜀农民军虽然英勇拒战，但终告失败，成都府失陷。大蜀政权的许多领导人被捕杀。关于李顺的下落，史载不一，或说成都城破时为“乱兵所害，横尸莫知”[46]；或说成都失陷时为官军捕杀[47]；或说成都城破时，李顺化装逃走，三十年后在广州为官府捕杀[48]。
成都府失陷后，大蜀农民军仍分散在各地继续战斗，其中张余所部起义军沿长江而下，连克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一度发展到10万人。到了至道二年（996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自称“邛南王”，聚众攻打邛、蜀二州，被官军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才最后失败。
王小波李顺起义历时三年多，席卷川峡地区，震撼了北宋王朝，对川峡地区地主阶级及其统治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从而使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北宋中期川峡地区一些州的客户占主客户总数的比例有所下降。以宋太宗初年和宋神宗元丰年间相比较，普州和昌州由90%分别降到78%、83%，阆州由50%降到32%，剑州由52．7%降到26．8%，眉州由49．6%降到36．7%，陵州由51%降到32．5%[49]，表明有不少客户由佃农变成自耕农。这是王小波李顺起义推动社会生产的积极作用的一个方面。
经过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打击，也迫使北宋统治者延缓了对蜀茶的禁榷。宋初，对蜀茶不实行禁榷。到了宋太宗淳化年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50]，准备禁榷蜀茶。正在这时，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统治者不敢再议“掊取”蜀茶，此后几十年间亦忧心忡忡，不得不把禁榷蜀茶的事搁置起来，直到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即王安石变法的第六年才实行禁榷。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打击，迫使宋统治者把禁榷蜀茶推迟了80年之久，这对于当时蜀茶生产较之东南地区有长足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发展过程中，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并且尽力去实践“均贫富”，表明革命农民不仅要求人身的平等，还要求在经济上（包括土地）实行平均，这就在实际上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从而使农民的革命斗争更加深入。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这次起义把农民战争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军，面对强大而狡猾的敌人，艰苦战斗，前仆后继，广大起义军战士冲锋陷阵，流血牺牲；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都英勇不屈，或战死沙场，或光荣就义，表现出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将彪炳史册。
王小波李顺起义虽是在川峡地区的一次局部性的农民战争，但它在两宋历史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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