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的教学中，师友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充满了自由讨论的气氛。无论是在何种场合的讲学，朱熹都让学生当场提问，研讨议论；在平时的接触中，更是随时释疑解惑，相互交流，这在《语类》的记载里随处可见。比如，讲学后由学生提问，“甲寅（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三日，盖卿（袭盖卿）以书见先生于长沙郡斋，请随诸生遇晚听讲，是晚请教者七十余人”。当场就有几位学生请教读书的“涵泳”、“浃洽”问题[39]。他还经常让学生先谈学习所得，然后讲评讨论。如“在潭州时，诣学升堂，以百数籤抽八斋，每斋一人，出位讲《大学》一章。讲毕，教授以下请师座讲说大义”[40]。还经常同学生研讨学问，如“与（蔡元定）对榻讲论诸经奥义，每至夜分”[41]。“诸生说书毕，先生曰：‘诸公看道理，寻得一线子路脉著了。说时也只是恁地，但于持守处更须加工夫。……’周贵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帅气，后临事又变迁了。’曰：‘只是乱道！岂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时拨转来。……’”[42]
朱熹认为，学生在学习中要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加以解决。提出的问题越多，则学习愈深入；解决的问题越多，进步就越大，即“大疑则大进”。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却无所疑，方始是学。”[43]“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44]学生学习不但要多产生疑问，也要善于质疑，不要“不疑其所当疑，而疑其所不当疑”[45]。教师要促使学生勤学精思，发现疑问，并帮助解决，“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46]。他还明确提出学生要敢于创新，敢于评论前辈学者之是非：“前辈固不可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47]黄榦对朱熹的这种教学法这样写道：“先生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48]
值得提出的是，朱熹还组织一些学生（如黄榦、蔡元定及其子蔡沈、赵师渊等）参加他的著书活动，“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皆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49]。《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与黄榦等人共同编著的，朱临终时尚未完稿，嘱黄榦继续完成。所以《宋史》说：蔡元定“平生问学，多寓于熹书集中”[50]。《资治通鉴纲目》是与赵师渊合著的。这种边讲学、边研究，反复讨论，著书立说的做法，有助于相互启益，教学相长。
以上四个方面，只是初步清理《语类》中有关教育的一些例子。朱熹的教学效果是明显的，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考亭学派”的强大的学术阵容，仅《宋元学案》就收录朱熹的及门弟子达309人之多[51]；培养出一批著名学者（如《宋史》所列蔡元定、黄榦、李燔、张洽、陈淳、李方子、黄灏等[52]），创造和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朱熹的弟子们也秉承乃师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加以发扬光大，培养更多人才。如“（黄）榦归里（福州），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寺以处之，朝夕往来，质疑请益如（朱）熹时”[53]。朱熹的教育贯穿着儒学特别是理学的内容和精神，其教育方法总的来说也是为此服务的，这是其时代局限，需要具体辨析。上列四个方面，虽是初步探究，却反映了朱熹乐教爱生、滋兰育人、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树德授业、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和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都是朱熹教育的精华部分，都是可为今日教育效法的。
有意见认为，现实的中国，接受世界的先进文化才是当务之急；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现代化，现在搞国学的人应抓住这个核心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同时提出，让青少年拿最好的时光来钻研儒家文献这些“故纸堆”，是十分有害的，这就值得商榷了。事实上，不存在要求青少年都来钻研国学的状况，而只是要求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都接受国学教育和熏陶，提高思想文化素质；同时，也要求有适量的人研究国学。至于所谓儒家文献是“故纸堆”云云，则是对中华民族宝贵历史遗产缺乏认识之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接受当今世界先进文化并不对立。当今中国的先进文化，是以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为主体，同时吸收了世界先进文化。这个作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先进文化中，当然包括传承发展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促使今日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中国的气质和中国特色。
上述《朱子语类》记录有关朱熹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当是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它符合今日教育的要求，蕴含着我国今日教育的现代性资源，应该加以深入发掘，科学运用，在现代教育中加以吸收、发展、结合、融会，发挥其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服务。
（载《新视野新诠释：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邓艾民：《朱熹与〈朱子语类〉》，《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卷首。
[2]旧题李方子编：《朱子年谱》（以下简称《李谱》）卷1云：“又职兼学事，乃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身加督励，并数为文以谕之。……增修讲问之法……”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册第6025～6026页。
[3]方彦寿：《朱子书院与门人考》，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4]《李谱》卷1、卷2。
[5]《宋史》卷429《朱熹传》。
[6]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1“胡纮、李沐”条，四库全书本。
[7]《李谱》，卷2第6057页。
[8]《朱子语类》卷107，第2675页。
[9]《李谱》卷2，第6069～6070页。
[10]《宋史》卷429《朱熹传》。
[11]《语类》卷117，第2819～2821页。
[12]《语类》卷121，第2947页。
[13]《语类》卷107，第2672页。
[14]黄榦：《勉斋集》卷36《文公朱先生行状》，四库全书本。
[15]《李谱》卷2，第6071页。
[16]王懋竑：《朱熹年谱》（以下简称《王谱》）卷4，中华书局1998年点校本，第265～266页。
[17]《文公朱先生行状》。
[18]《王谱》卷4，第271页。
[19]《宋史》卷430《黄灏传》。
[20]据陈荣捷教授考订，朱系弟子“得及门者四百六十七人，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一共四百八十八人”。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第454页，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
[21]《语类》卷121，第2944页。
[22]《语类》卷8，第133页。
[23]朱熹：《晦庵集》卷74《又谕学者》，四库全书本。(www.xing528.com)
[24]《语类》卷121，第2922～2923页。
[25]《语类》卷104，第2618页。
[26]《语类》卷104，第2621页。
[27]《语类》卷121，第2925页。
[28]《语类》卷114，第2754页。
[29]《语类》卷115，第2775页。
[30]《语类》卷119，第2873页。
[31]《语类》卷13，第223页。
[32]《语类》卷120，第2901页。
[33]《语类》卷115，第2777页。
[34]《语类》卷10，第165页。
[35]《语类》卷10，第170页。
[36]《语类》卷10，第163页。
[37]《语类》卷114，第2767页。
[38]《语类》卷121，第2941页。
[39]《语类》卷116，第2790～2791页。
[40]《语类》卷106，第2654页。
[41]《宋史》卷434《蔡元定传》。
[42]《语类》卷120，第2899页。
[43]张洪等编：《朱子读书法》卷1，四库全书本。
[44]《语类》卷10，第163页。
[45]《语类》卷121，第2927页。
[46]《语类》卷11，第186页。
[47]《语类》卷11，第190页。
[48]《文公朱先生行状》
[49]《宋史》卷434《蔡元定传》。
[50]《宋史》卷434《蔡元定传》。
[51]《宋元学案》卷48《晦翁学案》上、卷69《沧洲诸儒学案》上，中华书局，1986年。又，据学者研究朱熹在书院教过的门人有276人，其中寒泉精舍有蔡元定、林用中等22人，武夷精舍有黄榦、程端蒙、陈文蔚等91人，考亭书院有李燔、叶贺孙、蔡沈等163人（按：凡是同一人而在数处受教的门人，这里只统计一次）。见方彦寿《朱子书院与门人考》第36～224页。
[52]《宋史》卷430《朱氏门人传》、卷434《蔡元定传》。
[53]《宋史》卷430《黄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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