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自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时年二十二岁）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即重视教育[2]，直到庆元六年（1200年）七十一岁逝世前几天仍在讲学，近五十年间讲学不辍，诲人不倦。朱熹为官时间不长，其教学活动主要在书院（包括精舍）进行，其次是官学。学者统计，与朱熹直接有关的书院有40所，其中讲过学的共27所（这两处统计均不含后人在朱熹讲学之地所建的书院）[3]。为官时讲学，如知南康军，“每五日一诣学宫，为诸生讲说，亹亹不倦”。重建白鹿洞书院，“每暇辄一至，诸生从而质疑问难，因约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以示学者”。知漳州，“时诣学校，训诱诸生，如南康时。甚至郡斋请业问难者，接之不倦”。知潭州，“长沙士子夙知向学，及领郡，数百里间学子云集，朱子诲诱不倦，坐席至不能容”[4]。
朱熹的教学活动，遇到过很多困难，但仍坚持著述，讲学不辍，诲人不倦。
一是家境窘困。史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家故贫……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5]胡纮“谒考亭先生于武夷，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礼不能殊，胡不悦”[6]。
二是官务繁忙。知潭州，“改建岳麓书院……朱子尝穷日之力治郡事，夜则与诸生讲论问答，略无倦色，每训以切己务实之学，恳恻至到，闻者感动”[7]。(www.xing528.com)
三是遭遇“庆元党禁”的政治打击。庆元党禁，朱熹被列为“伪学”、“逆党”之首，被落职罢祠，遭到打击，但他一如既往，坚持教学。史载：“当诸公攻‘伪学’之时，先生处之雍容，只似平时。”[8]“（庆元）二年……十二月，褫职罢祠。三年，……前数日，朱子与诸生讲论，有以褫职之命来报者，略起视之，复坐，讲论如初。翼旦，诸生乃知有指挥。”[9]“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于非党。而（朱）熹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10]
四是罹受疾病之痛。朱熹长期患有多种疾病，仍时召学生讲论。“诸友问疾，请退。先生曰：‘尧卿（李尧卿）、安卿（陈淳字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功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晚再入卧内，（陈）淳禀曰……”[11]“先生气疾作，诸生连日皆无问难。一夕，遣介召入卧内，诸生亦无所请。先生怒曰：‘诸公恁地闲坐时，是怎生地？恁地便归去强，不消得恁地远来！’”[12]“先生病中应接不倦，左右请少节之。先生厉声曰：‘你懒惰，教我也懒惰！’”[13]其弟子黄榦说：“（朱熹）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疏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14]朱熹于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甲子日（初九，公历4月23日）逝世，而此前“己未（初四）夜，为诸生说《太极图》，庚申（初五）夜，复说《西铭》甚详”[15]。“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犹修书不辍，夜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是日……改《大学·诚意章》。午后，暴下不能兴，随入室堂，自此不复能出楼下。……前夕癸亥（初八），精舍诸生入问疾，先生起坐，曰：‘误诸君远来，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坚苦功夫，牢固著足，方有进步处。’”[16]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还“手为书嘱其子在与门人范念德、黄榦，尤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17]。可谓敬业乐教，挚爱后学，诲人不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教学中，朱熹同弟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受到学生的普遍尊敬和由衷爱戴，不仅在学时晨昏省问，探病视疾，离开后还书信致候，质疑请教，或远道回谒，或再侍起居。朱熹逝后将入葬，在“党禁”的政治环境中，“四方伪徒期会，送伪师之葬”，虽被当政者禁止，仍“会葬者几千人”[18]。如弟子黄灏，“熹之没，党禁方厉，灏单车往赴，徘徊不忍去者久之”[19]。朱熹殁后的七十年间（1200年朱熹逝世至黎本《朱子语类》编出），诸生愐怀先师，传承遗教，纷纷整理汇集听讲笔录，达97家之多，占已知朱熹及门弟子467人的20．7%[20]，字数达200多万！在朱熹的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了朱熹敬业爱生的教学精神和师表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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