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之：旭水斋存稿的基本评价

郑清之（1176—1251年）字德源，初名燮，字文叔，自号安晚居士^[1]，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宋史》卷四一四有传。他自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42岁（虚岁，下同）中进士以后，直到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76岁逝世的35年间，一直担任官职。其间，为外官约5年，京朝官约30年。在任京朝官的约30年中，大体是任学官2年，王宫教授约2年，兼任说书、侍读、侍讲等教职约8年，参知政事近3年，右丞相、左丞相各二次共7年多^[2]，宫观官近8年^[3]。对郑清之的基本评价，本文主要从他与史弥远的关系、他与宋理宗的关系和担任宰相三个主要方面梳理考析。

（一）史弥远的亲信党羽

郑清之担任学官不久，宦途腾跃，是同权相史弥远分不开的。在史弥远废皇储济王赵竑、立理宗的密谋中，余天锡、郑清之、程珌是三个腹心幕僚。当余天锡协助史弥远，将皇室远亲赵昀从民间选入宫中并被宋宁宗立为皇侄的同时，史弥远就在筹谋怎样教育赵昀具备继承皇位的条件，并物色担此教事的适宜人物，结果选中了郑清之。嘉定十六年（1223年），郑清之还只是一个正九品的“国子学录”小官，史弥远乃密告郑清之，欲为皇子赵昀“择讲官”，明确告郑“君忠实，可任此责”^[4]，还说“事成，弥远之坐即君坐也”，于是“以清之兼魏忠宪王府教授”^[5]，担任时已成为沂王后嗣、皇侄赵昀的老师。

为什么史弥远会选中郑清之为赵昀的老师？除了郑是进士、学官，具备讲官基本条件外，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认为郑“忠实”，不会误其大事，这是最基本的；再就是他们同为庆元府鄞县人，有同乡之谊。这与史弥远看中余天锡大致相同，余亦为进士，庆元府人，“性谨愿”，且曾为史弥远“延为弟子师”^[6]。与余、郑二人相比较，程珌虽在立赵昀为帝时，与史弥远“同入禁中草矫诏，一夕为制诰二十有五”，参与了核心秘事，且史弥远“初许珌政府”，可与史共同执政。但他不忠于史相，私受杨皇后“缄金”，“弥远以是衔之，卒不与共政”^[7]，乃被派长期担任外官。这也与程珌为徽州休宁人，与史弥远不是同乡有关系。

嘉定十七年（1224年）赵昀即位为宋理宗，史弥远擅政，理宗实为傀儡，至绍定六年（1233年）史去世达十年之久。期间，郑清之官职累迁。应该说，宋理宗能做到“渊默十年无为”，是同郑清之的教育和参谋分不开的。而且，无论是宋理宗还是郑清之，其立足之基都在于依靠史弥远：宋理宗靠史巩固帝位，郑清之靠史实现“事成，弥远之坐即君坐”的诺言。郑清之忠于史弥远，当然也为宋理宗所接受。于是，官职升迁的速度加快，绍定三年（1230年）十二月，郑清之被任为参知政事，八年之间（1223—1230年）郑清之由正九品小官很快成为正二品的副宰相！这是他投靠和忠于史弥远的结果。

史弥远死后，怀有“中兴宋室”愿望的宋理宗和郑清之，都着意改革史弥远擅权时的弊政，但他们也都不能否定赖以立足的史弥远，因为否定史弥远就是否定他们自己。于是，在朝野长期普遍指斥史弥远的局面下，宋理宗一方面积极改革史弥远擅政之弊，一方面又对史弥远的追赏恩惠有增无减。郑清之也与理宗一致，对史弥远继续褒赞，直到郑清之第二次再相时仍然如此。他在《乞将史卫王配享宁宗奏札》中写道：“初潛之建继照……实基于故相史弥远之忠虑，培根沃膏，非一日矣。”“臣自聆弥远净慈佛阁之言，横经潛邸，日夜兢业……当时帘前所奏之语（指立宋理宗时史弥远向杨皇后的奏语），臣尝见弥远录本……止藏于家。……代邸一节，在下者独弥远、宅之（史弥远的长子）与臣知之……欲望圣慈以前日所亲历者隐之于心，验之以事，明绍统之公义……特降御笔，以故相史弥远配享宁宗庙廷……宗社幸甚。”^[8]直到晚年，郑清之仍希望宋理宗不忘史弥远的长期培沃、由潛邸而继大统的历史，要为史弥远再申忠虑、再增荣誉，也袒露出他与史弥远长期的密切关系。

郑清之同史弥远有极为特殊的关系，正如郑清之对赵昀所说：“丞相（史弥远）以清之从游之久，故使布腹心于足下。”^[9]公然自称是史弥远安排在赵昀身边的“腹心”。因此，认为郑清之“党于史弥远”，是史弥远的“党羽”或“亲信党羽”的评价，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宋理宗的腹心重臣

嘉定十六年（1223年）郑清之担任赵昀的老师后，“日教昀为文，又购高宗书俾习焉。清之上谒弥远，即以昀诗文翰墨以示，弥远誉之不容口。……清之始以小官兼教授，其后累迁，兼如故”^[10]。自此至郑清之去世（1251年）的28年中，除担任参知政事、左右丞相和部分宫观官时期外，共约8年时间均兼侍读官，而且宋理宗一直师事尊重郑清之。

明人何乔新评论说：“彼（宋理宗）其初学于郑清之，所从事者文翰耳，于诚意正心修身之道固未之讲。”^[11]此话当欠查考。郑清之受业于著名学者楼昉，又是进士，且值理学大发展之时，对于先后为皇侄、皇储、皇帝身份的赵昀，哪能只讲文翰，不讲修齐之道！据载，宋理宗即位前，郑清之既授以诗文翰墨，又讲君臣之道。理宗即位后、亲政前，“公（指郑清之）……每以二帝三王之行事、‘六经’‘四书’之格言反复开陈，上必敬听”^[12]。这从宝庆元年（1225年）正月宋理宗的一个诏书亦可得到佐证：“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亲政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郑清之等进奏选德殿柱有金书“毋不敬，思无邪”，理宗说“此座右铭也”。九月，“诏：进士何霆编类朱熹解注文字，有补经筵，授上文学”^[13]。宋理宗也褒奖郑清之说：“朕倚卿旧学，助理万几。”^[14]绍定六年九月（郑第一次任右相前一个月），“辛酉，经筵奏：乞以御制敬天法祖事亲齐家四十八条及御书缉熙殿榜《御制缉熙殿记》宣付史馆。从之”。四十八条又叫四十八箴，乃宋理宗“御制”，“揭于缉熙殿，朝夕观省”。而缉熙殿则为“讲学之地”，宋理宗的《记》中提出，“日与诸儒硕学从容延款，䌷绎义理，问辨经史，庶几有获。内以修身，外以治国平天下”^[15]。当然，宋理宗在理学方面的知与行如何需另考论，但上引资料足证，郑清之这位老师对宋理宗并非“于诚意正心修身之道固未之讲”。

端平三年（1236年）九月，左丞相郑清之、右丞相乔行简并被罢相，均为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但“寻有旨留行简侍经筵”^[16]，乔行简仍留有实际差遣。十一月，乔行简又复官且被任为左丞相。十二月，郑清之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完全是宫观官了，自此结束了两年又十一个月的第一次宰相官职，而且连“侍读”也没有兼任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淳祐四年（1244年）十二月再兼侍读，前后约九年时间。他“营小圃曰‘安晚’，取安步当车、晚食当肉之义。……蒔花移竹，叠石引泉，与朋友啸咏其中者九年。尤爱山行，轻车小艇，名山古刹……虽在万山中亦至焉”^[17]。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以后，郑再次先后被任为右丞相、左丞相。

自端平元年起约二十年间，是宋理宗奋发图治、推行变革的时期，被称为“端平—淳祐更化”，正是需要重臣辅佐之时，为什么郑清之共计只担任宰相七年又七个月，而赋闲达八九年之久呢？

郑清之第一次任宰相与理宗开始亲政同步，但只两年十一个月即被罢相，这与端平元年入洛之师大败有关，当时朝野攻击者众，甚至直斥郑清之是“端平败相”，“沾沾喜功利……外召边衅，内召卒哄，下召民怨”^[18]，有“大罪”、“坏天下”。宋理宗罢其相以缓和情势。同时，这也是宋理宗惩史弥远长期擅权之弊的措施之一。绍定年间，校书郎蒋重珍在奏章中写道：“昔史浩两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罢，孝宗之报功，宁有穷已，顾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贵，不可久以权也。上读之感动。”^[19]此时正值史弥远擅权专政，势焰甚炽，理宗也刚即位不久且尚为傀儡，只能“感动”而已。端平三年，理宗已亲政数年，号称“小元祐”之世，罢郑清之相位，既可防止宰相擅政，巩固和增强皇帝权力，又可“保全功臣”和缓和当时朝野对端平败衄的不满。因此，郑清之在罢相后的11年中，一直被宋理宗“厚以富贵”，先后封申国公、齐国公、卫国公、越国公，授少保、少傅、少师等，又对其居处“赐御书‘辅德明谟之阁’，赐楮十万缗为经始费”，御笔题“安晚”匾额，此后又“赐玉带，赐第于西湖之鱼庄”。刘克庄记云：“上遇群臣，于公特厚。每初度必亲御翰墨，或圣制，或古作贞草，间出精金重锦、奇薰佳茗，间以老人星、大士像为寿，岁以为常。虽在外，亦遣黄门就赐。”淳祐六年八月，“进读毕，赐晏内苑……同行苑中，（理宗）谓公（郑清之）曰‘忠孝尝晏史浩于此’，然浩未尝侍天步游览”，还将自己饮过酒的玉龙杯、御前金瓶中的丹桂赐郑，郑“进感恩诗八十韵，上俯用其韵”^[20]。淳祐七年，已经72岁的郑清之被任为右丞相，两年后又被任为左丞相，这既是当时政局之需，也有令垂暮之年的郑清之再享尊宠之意。

可以说，从郑清之成为宋理宗老师到逝世的近30年中，一直是皇帝的心腹重臣。宋人林希逸对此有生动记述：“方公（郑清之）之再相也，尝以辅政无状为谢，穆陵（宋理宗）自指圣心曰：‘丞相之功在此！’然则大人格君之业公实有之，天下有所不知而先皇（宋理宗）独知之也。”^[21](www.xing528.com)

（三）南宋晚期的良相

历来对郑清之担任宰相的政举评价不一，且甚为纷殊。一是基本否定。如郑清之死后不久，太学博士汤汉向理宗奏对时说，“太祖之天下，坏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坏其半者郑清之也。”^[22]或认为郑清之有“大罪”^[23]。二是基本肯定。时人陈起说，郑清之乃“南渡贤宰执也”^[24]。清人亦有认为郑清之“在南宋中叶犹属良臣”^[25]。

史弥远去世，宋理宗得以亲政。他既有清理史弥远独相擅权近30年弊端、振兴朝政的意愿，又因自己成为皇帝的经历而继续公开肯定史弥远。作为皇帝老师的郑清之，亦希望宋理宗展宏图、有作为，愿意尽心辅佐，同时也因自己仕宦经历而继续公开称颂史弥远。史称：“端平元年，上既亲总庶政，赫然独断，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26]因而，宋理宗把郑清之作为新的最好的依靠对象，两次任命为宰相。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在史弥远病重去世前九天，郑清之被任命为右丞相，成为正一品的宰相。郑清之独相一年多之后，端平二年（1235年）六月，又被任为左丞相，并以乔行简为右丞相。淳祐七年（1247年）四月，郑又被任为右丞相，淳祐九年闰二月再为左丞相，直至淳祐十一年十一月去世前几天。

郑清之第一次任相期间，最突出的政绩主要是协助理宗“拔贤黜佞”，改变史弥远专政以来排斥忠直、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贬斥亲近史弥远败坏朝政的、被称为“三凶”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和被称为“四木”佞臣之一仍任参知政事的薛极等出朝，依附史弥远、怙势肆奸的一批官员（如赵善湘、陈晐、郑损、宣缯、王定、朱瑞常等）都得到相应处理。与此同时，把长期受史弥远排斥打击的一批忠贤之士召回朝廷任职，如任命知福州真德秀为参知政事，知泸州魏了翁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兵马，起用洪咨夔、王遂为监察御史等。刘克庄写道：“（郑清之）既相，（史弥远）举太阿倒持之柄归之于上（宋理宗），一二大黜陟、大因革，独断赫然……上方欲洗濯三十年积弊，公（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推忱布公，知无不为，赞上召老成，拔滞淹（起复任用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埴、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臾［叟］、袁甫、李韶等官员）……或奋闲散，或起迁谲［谪］，或由常调，莫不比肩接踵于朝，众芳翕集，时号小元祐。”^[27]《宋史》也评论说：“端平之间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28]

郑清之还提倡廉政节俭，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严加惩治。他兼任崇政殿说书，一次，“帝问，外人因子库进丝履有谤议。清之言：‘禁中服用颇事新洁者。’帝曰：‘故事，月进鞵数两，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谤？’清之奏：‘孝宗继高宗，故俭德易章；陛下继宁考，故俭德难著。宁考自奉为寒士，衣领重澣，革舄屡补，今欲俭德著闻，须过于宁考方可。’”^[29]还有材料说：“公（郑清之）自初爰立，首以清苦变贪浊，痛却馈遗，虽族戚杯羹壶酒不许人荐。”^[30]还严惩贪官，突出的是端平二年追究原四川制置使郑损贪污之罪。郑损在任四川制帅时与蒙古交战，放弃关外五州，盗走陕西五路府库钱财巨万。由于他“纳赂弥远”，受到庇护，处罚甚轻，只“落职与祠”。端平二年四月理宗将其“削官二秩，谪居温州，簿录其家”，六月“更削两秩，窜南剑州”^[31]。端平二年，魏了翁在奏疏中说：“方贿赂公行之余，而郑清之能以廉俭首变贪风。……近又闻郑清之以出入材馆之客受赇挠法，付京府鞫治。”^[32]时任监察御史的吴昌裔也在奏疏中说：“当陛下亲揽万几，聿新大化，清之亦悉心辅赞，随事更张，如绝苞苴、斥贪佞、召耆德、去副封等事，其于新政岂无小补！”^[33]

除以上之外，郑清之还提出和推行了其他一些变革措施。

论者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否定郑清之。

一是兴师入洛，宋兵大败。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与宋王朝长时期和守争战的金王朝，在宋和蒙古两军的合击下灭亡。这时，宋廷大臣在如何对待北方时局上议论纷纷，各陈策见。赵葵、赵范、牟子才等和宰相郑清之力主趁蒙军北还、河南空虚，出兵收复先前为金所占的“宋朝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及河南其他失地，进而扼潼关，守黄河，以固北部边防，且为恢复中原之备。史嵩之、吴潜、李宗勉和参知政事乔行简等则反对此时收复“三京”，认为国力衰弱，势力不继，纵取之亦难坚守，主张“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34]。颇有中兴之志、急于图功建业的宋理宗，亦为主战派所说动，在多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六月十二日发动了收复“三京”的入洛之役。结果，宋军在洛阳被蒙军大败，伤亡惨重，又因粮绝食尽，乃于八月初全线败退，河南军民死者以十万计。这为南宋国防力量、宋蒙关系带来沉重而深远的影响。宋理宗也不得不下诏罪己，说：“欲图绍复之功，岂期……激成于边祸。至延强敌，荐食神州，虔刘我西陲，蹂躏我襄土……皆由朕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误信佳兵之言。”^[35]而作为独任宰相的郑清之是有重要责任的。因此，时人论其“不能度德量力，保境息民……力排众议，辄启兵端”^[36]。甚至有人登门直斥，“淳祐丁未，郑清之再相，（郑）震登其门骂曰：‘端平败相，何堪再坏天下！’”^[37]

二是“易楮履亩”。宋高宗绍兴末年开始发行的楮币东南会子，到理宗端平元年已发行到第十七界，并与绍定五年（1232年）发行的第十六界会子一起流通。当时，旧会子在兑换新会子时，一般要作大幅度的折阅（贬值），约略是以新一易旧二，致使“物价腾踊”。为了制止会子的折阅，宋廷除了继续执行“钱会中半”（纳钱与纳楮币各半）的田赋政策外，还采取了其他回收楮币的措施，如端平元年规定，当年所征田赋全部折收楮币。端平二年九月，诏令官户及寺观僧道，“并按版籍每亩输十六界会子一贯，愿纳十七界者并从”，即便是享有免除科役特权的“将相勋贵之家、御前寺观”，也不得“夤缘规免”，并不许向佃户摊派，违者“许越诉”^[38]。这就遭到不少内外大臣的反对和攻击，时人称之为“政令骚然”^[39]。后之评论者甚至说，“会（会子）价新者与旧俱落，至欲履亩收楮，此为清之大罪”^[40]。

三是认为郑清之再相时年事已高（72岁以后），“久专国柄，老不任事”^[41]。“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及淳祐再相，已耄及之，政事多出其侄孙太原之手，公论不与。况所汲引如周垣（《宋史》作坦）、陈垓、蔡荣辈，皆小人……”^[42]“至再相，则年齿衰暮，政归妻子，而闲废之人或因缘以贿进，为世所少。”^[43]因年老而怠政、失政，受到世人的轻视和不满。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意见或攻讦。

不可否认，端平入洛之失策及其严重后果，与宋理宗急躁冒进是有关系的，因而他不得不下诏罪己。而作为独任宰相的郑清之，盲目主战，误佐皇帝，更难辞其咎。“易楮履亩”之举，实为宋理宗、郑清之在解决财政问题上的摸索性措施，意在阻遏会子贬值、物价腾踊，但其办法不力，效果甚微，问题依旧，且招致许多大臣和富家的反对，说明其政策是不周备的。这些，都有郑清之失策之误。但时人也有认为这是一时之误，且积重难返，不宜看得过重。“适郑清之挑敌，兵民死者数十万，中外大耗。……杜范方攻清之误国……而（真）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权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继庸医之后，一药之误，代为庸医受责。’”^[44]至于“老不任事”，“政归妻子”，“政事多出其侄孙太原之手”，史籍有零星记载。如“周坦妻与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45]。“（黄）师雍与丞相郑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刘用行、魏岘皆清之亲故，清之不乐。（周）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妇日造清之妻，谮曰：‘彼去用行、岘，乃去丞相之渐也。’帝将以师雍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则臣不可留。’迁起居舍人兼侍讲……”^[46]但是，也有资料载，郑清之再相后，“不立异，不私己，除授进拟必咨同列，必参公论”，“汤巾仲能论事侵公（郑清之），不自安，求去。公曰：‘己欲作君子，使谁为小人！’力勉留之。徐公清庾尝论公，引之共政。”还力主委派赵葵、陈靴率师抗蒙，取得战役胜利；积极推荐赵葵，愿与之并相；设法节省兵费；免除松江算舟之费等。他的儿子郑士昌，“生前止通直奉佑神祠”^[47]，淳祐六年死前也只是一个正八品的寄禄官通直郎。可见需全面考察。

总的来说，郑清之虽为史弥远亲信党羽，但在理宗亲政后，一直坚持纠正史弥远权相擅政之弊，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也包括他自己不谋求权臣之位。宋理宗亲政后的端平、淳祐约二十年间，无论内政或边防，都有所作为，维持了社会发展，也给垂亡的宋王朝添加了一剂“补药”^[48]。作为宋理宗腹心重臣的郑清之，几十年中对理宗忠诚辅佐，尽心尽力，作出了有利于宋朝社会相对稳定和继续维持的贡献。所以宋理宗在褒奖郑清之的诏书中写道：“卿迪德靖夷，秉心纯亮，正塗四辟，吏道一清，厥功茂焉。”^[49]通观郑清之两次为相，虽有失策、失误之处，但其主要方面是可以基本肯定的，且有如变革力度很大、效果明显、影响深远的“拔贤黜佞”等重要举措。《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指出，郑清之“在南宋中叶犹属良臣”^[50]，这一基本评价是恰当的。笔者认为，郑清之是晚宋时期的一位良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