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水斋存稿》：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与发展

古文运动的开展、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为后世的学术文化开辟了新的方向。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意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做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历史地位的认识。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年）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市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市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

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计划”（“宋史计划”、“宋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埃狄纳·巴拉兹（1905—1963），他的汉名叫白乐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国汉学家，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早在1947年，巴拉兹就草拟过一份宋史研究计划。1954年9月，他在英国达勒姆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大会上，倡议进行国际合作，发起编纂一部《宋史手册》，以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兹在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的第六部工作，并主持中国史研究，他正式提出一份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具体方案，定名《宋史手册编写计划》（通称“宋史计划”或“宋计划”）。

这个计划在国际上得到许多学者响应，包括法国、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几十位学者，其中以日本学者的阵容最强。(www.xing528.com)

1963年11月，巴拉兹逝世。学者们的研究继续进行，于1978年大致完成，历时24年（1954—1978年）。这一期间，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译了一些有关宋代的资料，撰写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有关宋代的地图、大事记、人物年录、辞典、书录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参考资料》（又名《宋史研究丛书》）、《纪念巴拉兹宋史研究丛书》、《宋代传记辞典》、《宋代书录》等。

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规模的较长期的国际合作。它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是工具性的或资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仅给人们（特别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问题上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反映出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对宋史的重视和所作出的努力。

为什么巴拉兹要发起“宋史计划”呢？为什么会进行这次宋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呢？这是基于巴拉兹及参与合作的学者对中国宋史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巴拉兹认为：第一，宋代的公私文献丰富，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展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第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见，这些学者明确地认为，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它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转折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

当然，在历史分期上，我国学者与上述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继续进行研讨。但是，对于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在认识上则是基本一致。这次国际合作的“宋史计划”，对于促进中国宋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宋史研究蓬勃发展。全国已形成一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基地。1980年成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已举行年会七次，每次年会出版一本论文集，现有会员近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宋史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也更频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纵深发展。

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造极于赵宋”，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要对宋朝研究有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行动。

我们希望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人，对宋代社会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尽可能在这方面下工夫，促使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更准确、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

（此文是1997年作者的学术讲座稿，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