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的研究一向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重心与主体，十年来在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文书制度、政权性质及其评价、政治制度的客家渊源、“反满”等重要问题上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研究的传统课题，过去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或称“战时共产制度”。2005年，欧阳跃峰一反前人旧说，指出过去关于“圣库制度”的一些说法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太平天国的生活必需品分配办法不应称作“圣库制度”，更不是什么“军事共产主义”，进而从级别、性质、职能、物资来源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太平天国的“国库”并非“圣库”。[46]几年后，吴善中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坚持圣库制度是太平天国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因为太平天国一直将所有公共拥有的仓库统称为“圣库”，所以将公共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度称为“圣库制度”也是可以成立的，而《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国库”就是“圣库”。对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理解，吴善中等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47]另外，吴善中还指出太平天国从未规定过“人无私财”，只是对个人所拥有的私财作了限制。[48]贾熟村指出，太平天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进贡制”，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人们就要向洪秀全进贡；起义之初，洪秀全等又一再强调战利品必须上交圣库，后来虽不再强调战利品的上缴，但其政治生活中明里暗里的贿赂卖官仍然大行其道，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49]
朱从兵的新著《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是在其《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原作基础上的“再出发”，该书主要介绍了太平天国文书的整体系统架构，包括宗教文书系统、军政文书系统、经济文书系统及特殊文书系统，并着力探讨了文书人员尤其是高层文书人员的来源、构成、地位和作用、文书机构、文书官制及告示等，也涉及各种文书在体例、格式、内容上的演变。[50]
官制是政治制度的主要形式。王明前在探讨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基本原则及其前后变化后指出，太平天国的官制就是太平天国以客家人为主要精英阶层的社会结构的反映，旨在强化广西客家“老兄弟”的世袭贵族特权。在前期，太平天国实际领导人杨秀清有意识地强调官爵的特权性质而弱化其具体职能。到后期，官制有所变化，一方面体现了贵族阶层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天京朝廷与地方诸侯权力斗争的加剧。[51]朱从兵还考察了“侯相”这一太平天国的特殊官职，认为它既不是人名，也不是指既为“侯”又为“相”的某类人，与晚清统治阶级官场上的“侯相”涵义不同，是对太平天国中身为侯爵和六官丞相官职的人的统称。[52]
关于太平天国的政体，过往讨论颇多，先后提出了“君主制”“虚君制”“军师负责制”等多个说法，近年来则提出并集中讨论了“神权政治”或“神权政体”之说。王国平认为，“神权政治”的本质是指宗教领袖权力至上、宗教权力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的国家政治体制。就太平天国而言，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颇为复杂，前期表现出神权政治的形式，后期则表现为非神权政治。从总体上说，太平天国的政体不是神权政治，其政体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扑朔迷离的现象不过是神权政治的幻影。[53]王立诚认为，由于太平天国政权建构的核心观念是洪秀全的天命论，这就对太平天国的政权近代化产生了阻滞效应。[54](www.xing528.com)
关于太平天国政治制度的渊源，王明前和刘佐泉都注意到客家因素的重要影响。王明前认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均有所继承，但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应被强调，而应注意太平天国发源于广西客家山区，客家文化和客家族群心态尤为深刻地影响了太平天国政治。[55]刘佐泉则在其修订出版的《太平天国与客家》一书中指出，太平天国的兴起是以客家人为主体，以移民为目的，并提出“移民复古风”说，即起义的动机、基本群众与太平军、太平天国的所有特点无不带有移民的烙印，太平天国起义就是一场“客家武装移民”。[56]但两人在“客家武装移民”的观点上产生了分歧，王明前认为不能片面强调太平天国的兴起与客家社会的渊源，而忽略太平天国起义反清政治革命的宏伟志向以及拜上帝信仰在起义阶段的作用，强调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作为主要政治目标的农民起义。[57]此外，张英明和周璐介绍了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对客家与太平天国关系的早期研究。[58]
关于太平天国的“反满”，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批判了把太平天国运动归结为一场汉族“反满”的民族主义斗争的错误观点。之后，史学界就很少人再提这个问题。姜涛指出，太平天国曾专门发布“反满”的纲领性文件《奉天讨胡檄布四方》檄文，攻占南京后对旗人也有过屠戮，而到后期其“反满”政策又有明显转变。[59]
以往对于太平天国的经济问题，在整个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显得较为薄弱。近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多，主要涉及田赋征收、军民买卖、税关海关、货币政策等问题。林齐模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的旧秩序造成了摧毁性的打击，使田赋征收的两大要素——人口和土地及人地关系发生了巨变；战争平息后清政府虽然也进行了重建安徽田赋制度的努力，却无法成功，从而使战后安徽的田赋出现无制度的混乱。[60]李惠民《太平天国是怎样与北方平民百姓做买卖的》一文认为，在太平军北伐后期，太平军虽对所在地居民的物力与人力进行了无偿征用，平民百姓也有自愿无偿“贡献”财物的行为，这是服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需要的举措，但主要还是表现为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太平军在困难时期还采用过以超高价购买平民财物的办法来争取民众支持，这在政治上并不吃亏，它使得太平军与平民百姓在清军的重重包围中仍能维持秘密的粮食通道，使太平军获得军需物资。[61]王国平对《天朝田亩制度》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经济方面的，他认为与历史上的“均田制”相比，《天朝田亩制度》并无类似“桑田”与“永业田”私有的规定，所提出的“分田”和“均耕”只是平均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旨在实现产品的均分和同享，所谓“平均分配土地”只是一种误读。[62]高小亮指出，太平天国税关与海关的建立是在国家成立后对外交往的产物，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太平天国的海关从制度上讲还处于初级、不完善及低层次的阶段；就关税性质而言，海关征收的关税表现为“外部关税”的假象，其实质是“内部关税”。[63]吴保华论述了太平天国时期的金银货币的流通及管理、流通银两的种类及货币政策，指出太平天国后期货币政策逐渐松弛，加上中外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困，太平天国统治区内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下降，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由此遭到严重削弱，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政权的灭亡。[6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