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活跃，有关太平天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十年中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主要涉及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军中幼童或童子军、士绅群体、伶人、人口、社会风俗、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等问题。
在妇女研究方面，近年史学界在9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太平天国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夏春涛在其两篇论文中指出，太平天国虽然曾经就妇女地位问题提出过一些进步的思想，采取过个别值得赞许的举措，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分妇女的处境，但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格局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依旧是一个纯粹以男性为中心、妇女完全依附于男子的社会；洪秀全等人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萌发近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意识。[18]廖胜针对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确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妇女自由、寡妇再嫁等现象，着力从地方民俗的角度进行了探究，指出太平天国的妇女在生产劳动、恋爱婚姻、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女性美以及宗教活动等方面确实呈现出一定的自由精神，但这主要源于广西客家和壮族妇女的习俗以及基督教影响等因素，并不是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解放妇女的主观措施，因而也不能以之作为太平天国妇女解放的依据。[19]至于太平天国允许寡妇改嫁，在客观上对妇女解放确实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仍然是广西客家及壮族再婚习俗在太平天国的延续，是广西地方习俗在太平天国的反映。[20]对于过往有过太平天国“彻底地废除奴隶制”的说法，廖胜等也予以了否定，他们指出太平天国存在不人道的奴婢制度，大批妇女分别被当作“国家”奴隶、家内奴隶、性奴隶而惨遭剥削和蹂躏，这说明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非常低下。[21]
与上述研究的角度及倾向不同，侯竹青主要从军事斗争的需要来分析太平天国奠都初期的妇女政策，并予以一定的肯定。他指出定都南京后，由于严峻的军事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领导人把男女别营政策推广到全城，同时继续实行“裹胁”妇女为军人的政策。但在物资供应紧张的压力下，太平天国最终放弃了男女别营政策，恢复了家庭，使大量女子从准军人变回家庭妇女。这些举措既稳定了军心，也基本解决了令人伤脑筋的妇女问题，为太平天国渡过军事危机和取得前期的军事胜利奠定了基础。[22]
太平军中一直存在为数不少的幼童，这在以往极少被人注意。潘旭澜指出，幼童是应当受到特别关爱和保护的群体，过去的太平天国研究对此或避而不谈，或以陈玉成等一两个人物来代替难以数计的普通幼童的认识有失偏颇。太平天国把幼童当作兵源或改造成太监，极大地伤害了幼童的身心，这种为夺取政权而利用和残害幼童的行径令人发指。[23]侯竹青则认为，可以从军中幼童这一“精巧而别样”的研究视角对太平天国史作另一种解读。他指出在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中，军中幼童在太平军中始终存在，而后期军中幼童数量激增，严重地影响了军民关系，成为后期太平军失去对城乡有效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24]
士绅和伶人也是以往太平天国社会史研究中很少涉及的两个社会群体。张德顺探讨了江南士绅群体与太平天国的文化互动，认为这种互动的强弱影响了太平天国政权的生存。[25]曾凡安勾勒了太平天国统治下的伶人生活及演剧行为，反映出这一特殊群体在太平天国的独特生存面貌。[26]
太平天国与人口问题在近十年受到不少太平天国研究者的重视。在2006年苏州大学举行的“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两篇论文讨论了太平天国与人口的问题。姜涛在《太平天国战争与晚清人口》中探讨了太平天国与人口问题，认为1851—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三次重大的人口损失之一，人口统计资料的匮乏是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人口损失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对于人口过剩是不是引发太平天国战争这一“老”问题，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作者估算，1850年前后中国人口可能已达4.5亿，并介绍了对战争和人口损失估算的研究计划。[27]华强和蔡宏俊详细介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何炳棣、珀金斯、施坚雅、赵文林、谢淑君、姜涛、王育民、曹树基、葛剑雄、路遇、李中清、王丰等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太平天国时期人口损失的各种估计，注意到太平天国战争所引起的人口迁移问题，最后对现有从2000万到1亿共五个太平天国人口损失的数字提出了质疑，理由主要是：清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不可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口不可能都是由战争造成的等。[28]侯竹青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损失问题，主要涉及战前的人口统计制度与统计数据、战时人口损失数以及造成人口损失的因素等三个方面。他指出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模糊的人口损失概念使研究得出的人口损失数据没有可比性；另一方面，由于资料的不全和方法的单一，现有的人口损失研究多以宏观为主，缺乏微观研究。[29]为了推进人口损失问题的微观研究，他专门探讨了太平天国奠都前后南京人口数量剧减的原因，认为当时南京城市人口比乡村人口损失更大，城市人口的损失则主要是由民众大量逃亡所致，不能把人口流失责任完全归咎于太平天国。[30](www.xing528.com)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或其统治区的社会风俗，李娟芳指出太平天国有自己独特的改造社会风俗的思想和政策，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太平天国为了扭转颓废奢靡的社会风气，曾经采用严刑峻法，查禁烟、酒、赌、娼妓等恶习陋俗，文章还分析了此举在民间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其未能善始善终的原因。[31]在移风易俗方面，太平天国还严禁棺葬之俗，朱薇认为其之所以如此，一是残酷的战争环境所致，二是由于木材的来源受到限制，另外跟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也有一定的关系。[32]徐建云主要利用太平天国的文书档案，考察了太平天国奉行的卫生措施，包括劝戒吸食鸦片和禁酒、禁绝娼妓和裹缠女足、吸收民间医生入太平军营和开展群众性卫生工作等。这些卫生措施对革命战争的顺利发展及太平天国广大军民的身心健康都具有重大意义。[33]
侯竹青还研究了太平天国奠都初期天京的社会治安，认为太平天国制定颁布的治安政策涉及巡查制度、凭证制度、口令制度、关卡和密探等，这些政策制度在天京得到了有效的执行，为太平天国渡过政治、军事难关提供了保障。[34]在天京的城市管理方面，侯竹青分别从人口管理、社会教养政策、经济管理、社会秩序管理、城防建设和防务等方面加以论述，认为奠都之初太平天国对天京的城市管理是值得肯定的。[35]
区域史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有关太平天国的区域史也涌现了不少成果。贾熟村通过近十年来陆续发表的一组论文，分别对盛泽镇、天京、上海、常州等进行了研究，在不同的区域背景下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这些地区都存在多种政权和多股军政力量，都发生过激烈而复杂的斗争，因而都是太平天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36]王明前同样通过一组论文，分别讨论了太平天国在苏州三县、常熟和江西三个区域的政治实践。在苏州三县，普遍推行了“轻租赋”的政策，并在执行“着佃交粮”时照顾佃农；在常熟，乡官制度得到了充分发挥，以乡官局代收“地租粮米”，排斥了业户自行收租交粮的权利；在江西，以“照旧交粮纳税”为过渡形式，而由于太平军将领留恋旧的征贡方式，干扰了他们刷新传统地方行政的努力。[37]王兴福出版了研究太平天国在浙江活动的专著《太平天国在浙江》，该书利用了不少珍贵的抄本和抄件，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论述了太平军在浙江的革命活动和业绩，并提出太平天国攻克浙江后妇女的地位提高非常明显、浙江自耕农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太平天国在其辖区轻徭薄赋使商民得利等重要观点，对太平天国在浙江各方面的影响也作了论述。[38]池子华论述了太平天国时期河南联庄会的抗粮抗官事件，认为当时河南、山东、安徽、直隶等省区普遍存在这种与统治者意愿相“背离”的现象和地方组织，尽管它们未能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抗清洪流，但对清军还是造成了巨大的牵制；它们与太平军、捻军的活动相呼应，对清政府的统治形成严重的威胁。[39]
在区域史研究中，不少学者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王明前注意到了广西官府对待社会矛盾的消极、地方绅士应付社会突发事件的能力低下及土客械斗向地方军事化的转变与强化等现象。[40]夏春涛指出广西是道光末年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而清朝统治力量极为不足的一个省份，太平天国起义不但有发生之必然，而且至少就金田起义来说也有其正义性。[41]刘海峰则认为，拜上帝会之所以在道光二十九年获得飞跃式发展，与该年清政府清查各州县的钱粮造成天下骚动有极大的关系。[42]日本学者菊池秀明则认为，到19世纪前半期，随着开垦事业的发展，广西出现了新的社会精英——以移民为主的土地开垦事业的中坚力量，但清朝政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股新兴势力的重要性，反而做出了压制的举动，从而大大加深了独占政治发言权的科举精英和非科举精英之间的矛盾。[43]总之，各方均认为起义前夜的广西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对于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毁灭偶像或砸社毁庙的举动，夏春涛和唐晓涛分别从宗教角度和“组织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前者将太平天国的这一政策归因于基督教及上帝教作为一神教独尊上帝、排斥偶像崇拜的性质，并从三个阶段探讨了太平天国毁灭偶像运动的过程，着重分析了这一举动的负面、消极影响。[44]后者则另辟蹊径，认为起义前洪秀全在广西浔州府的砸社毁庙举动不仅有宗教的渊源，更有洪秀全为拜上帝会会众摧毁“正统”的村社神明、争夺地方权威及生存空间的意图，[45]从社会史的角度丰富和升华了相关问题的认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