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的外交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多，这些研究或侧重于太平天国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或关注西方国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变化进行探讨的，有王桃的《试析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变化》一文。文章提出“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西方国家一直都在利用太平天国所引发的危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而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也根据局势的变化，对西方国家从战略方针、宗教政策、外交体制等方面作了大规模的调整和让步，最终导致了清政府从排外走向与西方‘合作’”[36]。在清政府与基督教关系方面，杨大春的《略论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教会政策的两种影响》一文指出：“太平天国战争对清政府教会政策的影响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着一致。随着清政府对外政策在辛酉政变后的转折，这种影响亦可以辛酉政变分为前后两种。”[37]而赵树好之文《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基督教政策新探》则指出，应以1860年10月作为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对基督教政策的前后分界线，前期是限制、打击教会，后期则以偏袒教会为主。“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是以镇压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虽有合理性，但缺乏统筹规划，前后矛盾，弊端丛生。历史证明，太平天国时期反动的清政府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基督教政策”。[38]
以政府视角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综述性文章主要集中于清政府的应对政策及其影响的评价方面。刘次涵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对策及其后果》一文中，对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上采取的对策和措施，以及这些对策和措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探讨。[39]郑起东《试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的让步政策》一文则提出：“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实行的减浮、减赋、减差、招垦、劝农桑、兴水利等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认定近代确有让步政策，而清政府的让步政策，确实让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40]宓汝成在《十九世纪中清政府的反革命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一文中认为：“1851年初在广西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清王朝统治下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总危机的产物。……清王朝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借助于西方侵略势力的支持，实行残酷镇压。为此，除了对全国人民厉行敲骨吸髓的压榨以筹措经费外，其到处征丁以及随之而来的兵灾和长期战争，对整个社会经济又造成了巨大的破坏。”[41]相关研究的综合性的著述较少，仅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等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过程的档案汇编性质的著作。[4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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