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前清政府应对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政府在广西地区的行政不作为和处置失当两个方面。
关于政府不作为的研究有夏春涛的《金田起义前夜的广西社会》。文章指出：“道光末年，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统治基础最薄弱的一个省份，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相互交织，而清政府在该省的统治力量存在先天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官员少、驻军少、经费少。”面对民变事件层见叠出的局面，广西官府陷入缺兵少饷的窘境，疲于招架。而吏治腐败这一深层次原因又致使官府在应对民变时“效率低下，方寸大乱，尤其是军队缺乏战斗力”。[2]王明前之文《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及江南地区农村的社会状况——太平天国起义的背景分析》则提出，“广西官府对待社会矛盾的消极态度、地方绅士缺乏地方行政积极性而表现出的应付社会突发事件的低下能力、土客械斗向地方军事化的转变与强化，这一切都便利了拜上帝教与客家武装团体的有效融合”，而江南地区“地主阶级总体的行政素质较高，因而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地主阶级也有意识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努力，试图缓解矛盾与压力。但这种努力如杯水车薪，官府和绅士的精力更多地还是投入到镇压农民反抗上去了”。[3](www.xing528.com)
政府处置失当的相关研究有菊池秀明的《太平天国前夜的广西社会变动——以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档案史料为中心》[4]。其文指出，清朝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以移民为主的土地开垦事业的中坚力量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和处理纳税问题的过程中对地方官的治理积极提出问题的地方领袖这股新兴势力的重要性，作出了压制新兴势力的举措，因而大大加深了独占政治发言权的科举精英和非科举精英之间的矛盾。马冠武的《石碑显示：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社会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文，以金田起义前后树起来的碑刻作为研究的重要文字依据，指出：“面对着离家出走的农民，山堂林立的会党及其领导的风起云涌的斗争，清朝政府各级官员深感‘近忧’、‘远虑’。他们试图采用德威兼用，‘除暴安良’的两面手法加以消除。”[5]而这一套对应措施并不能消弭人民群众的斗争。此外，陈开江、向红兵撰文《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科举制之关系探讨——兼论清廷推行捐纳举措的得与失》认为：“从科举制度层面透析太平军军兴之因，用史实揭示了清廷通过大开捐纳和竭力恢复科举制的整合和控制功能，赢得了大多士绅的归附，打赢了与天国政权之间的人心和人才争夺战。但这也造成了官民流动机制的变异，清廷功利政治的泛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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