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广东士绅权力机构研究结果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广东地方基层社会已有士绅权力机构，其最重要的一项职能便是维护地方治安。那么，如何看待在地方已有士绅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广东仍旧爆发了洪兵起义这样的大动荡的历史现象呢？尽管基层社会已有士绅权力机构维持治安，然而，经过鸦片战争，一方面士绅的实力有所扩张，^[23]另一方面，民众通过参与三元里抗英斗争、反租地运动和反入城斗争，变得容易武装和集结，这两点因素都增加了地方的不稳定性。而官员的腐败，以及因循疲沓的办事作风，又造成官府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无力。而且，官员与士绅也未能够很好地沟通与合作。故而，当天地会起事之时，官绅无法将其迅速平息于苗头状态，终于演化成燎原之势。

洪兵起义爆发之后，广东地方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许多县衙署被占、知县外逃。例如：咸丰四年（1854）五月，东莞县衙署被起义军烧毁，^[24]署都司莫其亮被杀。^[25]又如，同年七月初八日，顺德县“委员巡检刘光裕、都宁司沈昌运、千总段世松、余殿荣、把总王昌华、外委全寿、谈海文、李殿文皆遇害，知县马映阶逃往城内绅士家”。^[26]为重整地方秩序，官府势必须借助士绅力量。士绅重整地方基层社会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士绅权力机构具体实施。因此，广东的士绅权力机构，在这一历史时期发展迅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许多没有士绅权力机构的地方陆续兴建士绅权力机构。这一时期，广东成立了许多公约、公局。有些地方，公约、公局覆盖了整个州县，俨然成为县以下的一级区域行政组织。以番禺县为例，咸丰、同治以后的公约、公局便有：南洲局、彬社局、冈尾局、石楼局、赤山局、仁让局、石桥局、萝西局、鳌山局、韦涌局、古坝局、龙湾局、沙亭局、沙圩等乡十三约公所及沙茭总局、鹿步总局、升平局、安和局、凤凰局等等，基本覆盖整个番禺县。^[27]各地的士绅权力机构，有些由官府倡导设立。例如，咸丰四年（1854），新会县知县陈应聘集邑绅团练，于六月初一在冈州书院开设冈州公局；^[28]有些由地方士绅自发组建。例如，南海西樵著名的同人公局，就是由士绅康国熹（康有为的从叔祖）创立的。^[29]

其次，洪兵起义时期，广东的士绅权力机构就规模而言也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出现了顺德团练总局这样的大公局。咸丰四年（1854）七月初八，顺德县被陈吉起义军攻陷。咸丰五年（1855）二月，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请当时居住在省城广州的顺籍士绅：户部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督办顺德团练总局，同时下发札文给顺德县城的十二名乡绅，令其协助三大绅办理局务。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返回顺德后，先在云麓公祠与城绅初步商定成立团练总局的梗概。三月二十二日，正式在云麓公祠开设顺德团练总局。并设有大良公局、南关公约、东海护沙公约等下属各公局。顺德团练总局的作用范围并不局限于顺德一县，也涉及外县事务。如剿办大鱼奥沙匪，筹捐梧饷，资助管驾陈灿南平定起义军黄金漋部等等。顺德团练总局对整个广东都十分重要，“大宪谓顺局在粤省中屹然一重镇”。^[30]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顺德团练总局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31]

再次，洪兵起义时期，广东士绅权力机构的司法、行政等权力扩大了。在战乱时期，士绅权力机构的权力甚至超越了“王法”。例如，公约、公局在官府默许下经常擅自处决人犯。番禺县慕德里司属各公局，从咸丰五年六月开局直至十二月十八日，共捕获起义军或嫌疑者6080名，其中解省5082名，上报为“自杀”者998名。^[32]在拘禁的条件下，自杀者的比例竟高达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很不合情理。不难推断，这些人是在官府默许之下被公局法外行刑，但公局以“自杀”的说法禀报官府。又《凤城识小录》记载，“（邑局）搜获贼匪万三四千人，除解省及押往各乡正法外，其在本处就戮者，尽在万人以上”。^[33](www.xing528.com)

士绅权力机构在扩建发展的同时，积极协助官府在地方镇压起义军。例如，咸丰四年（1854）七月初十，新会县都会乡，由于乡民黎与汉、黎显聚众响应起义军，当地官员与局绅纷纷带兵勇、壮勇“往来策应”。^[34]又如，咸丰四年（1854）九月，兵勇在省城北郊攻破了石井、江夏等地的洪兵营垒。十月，洪兵反攻，与卫佐邦等清朝官员所率兵勇激战，十二月，“新造贼纠合猛涌、钟村、陈头各贼由陆路犯河南。把总黄镛、武举黄龙韬由省城率兵过河御之。候补道沈棣辉亲往视师。猛涌贼首林洸漋先至小港桥，猝遇官军前锋数人，枪毙之，斩其首”。咸丰五年（1855）正月，“候补道沈棣辉率舟并沙、茭绅进攻陈头、猛涌贼巢，焚之。遣把总苏海入贼水寨，毙贼万余。绅勇由市头登岸入驻南村”。“兵勇焚新造贼巢，陈显良闻风先遁”，并收复新造钉桥头炮台。七月，红兵首领甘先“率贼数千复窜慕德里司属”，广州知府郭超凡、番禺知县李泰福调集城北乡勇，会同花县官绅，“于蔗林捕获甘先，并其伪军师曹文声，戮之”。^[35]再如，香山县官府曾发札文饬令各公约绅士，如遇“匪党肆横”，“一面禀县，一面联集各乡丁壮，围拿解究”。^[36]

广东士绅权力机构，不仅在镇压起义军的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也同样发挥了作用。由于在镇压起义军的期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士绅权力机构也参与到对抗外敌的作战。咸丰七年（1857）五月，英法联军占领省城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政局一片混乱。为“克服城池”，南海县令华廷杰与番禺县令李星衢，倡导士绅设立公局兴办团练。二十七日，于省城北路距省城三十里的石井墟内开设公局。当时参与的士绅有：梁葆训（举人，安良局局绅）、王汉桥（粤华书院山长）、许其光（在籍翰林院编修）、何仁山（举人）、陈维岳（在籍主事）等人。局绅涉及的县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新安等14县。可供调配的兵力有东莞勇、新安勇、潮勇、林（福盛）勇，共约1万多名。各县备抬枪200支、火药2万斤。由于当时巡抚柏贵一直采取退让的对敌态度，多次下令禁止地方组织团练对抗外夷，因此石井公局并没有与夷人展开大规模的作战。但石井公局作为省城北路的一股巨大力量，一直对敌人起着牵制和威慑的作用，“（石井公局）虽不攻城，亦不容敌人入其境，敌人闻而忌之”。^[37]咸丰八年（1858）三月，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奉谕办广东团练总局”。各地士绅权力机构，听命从总局调配，成为总局之下属分局。自四月起，局勇多次挫败夷兵，“后人心倍壮，不时有攻剿夷人公檄、公启标贴省佛香港等处”。五月起，团练总局遍布晓谕，禁止沿海县属绅庶接济夷人，禁止国人替洋人打工。英法联军在广东受到打击和困扰。^[38]

除镇压起义军、参与抵抗洋人的作战之外，士绅权力机构也行使其他职权。例如，协助地方官清查户口。咸丰五年（1855）三月初十，佛山督捕同知谢效庄，本来要去观音堂铺地方清查户口，“因沙尾抱有贼船到来”，谢转去沙尾，并将清查观音堂铺户口一事交与观音堂铺公局士绅办理。^[39]又如，士绅权力机构出面筹集团练经费。朝廷命罗惇衍、龙元僖、苏廷魁兴办团练，但并没有拨给他们经费，局绅就通过“向绅富筹借”的方式自筹。^[40]再如，士绅权力机构也参与地方工程建设。同治六年（1867），顺德团练总局筹措经费、雇募人力，完成了碧鉴河河道的疏通工程。^[41]或许正是由于士绅权力机构职能的多样性，以及在维护清朝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洪兵起义被镇压之后，官府不仅没有解散士绅权力机构，还继续鼓励设立和完善，使之成为虽无法定制度、但实际上常设的基层权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