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中期广东士绅权力机构的基本状况

士绅权力机构的产生，大致要追溯至宋、明时期的乡约。乡约产生于宋代，在明代有了较大发展。^[3]尽管乡约在设立之初，只是单纯的教化组织，并非权力机构，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后来乡约发生了士绅权力机构化的转变。清代，乡约制度被继续沿用，朝廷倡导在各地推行。乡约以士绅权力机构的形式，在地方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乾隆三十九年（1774），顺德龙山乡“乡匪、外匪浅相勾引，以为乡患，乡人忧之”，为平息匪患，龙山乡人以士绅为首设立了乡约。龙山乡约设立后，“匪徒知惧，乡风为之一振”。在此之后，该乡约还继续在地方发挥作用。与龙山乡约类似，南海九江乡约也是如此。实际上，龙山乡人正是借鉴了南海九江乡人的经验，“先是九江乡因奸徒扰害，横行无忌，其绅士联禀列宪设立规条，列宪咸以为善，委以除匪安良之责，使之立约以期永久。吾乡闻之，欲仿其法”。^[4]乡约自身所具备的传播性，说明乡约作为士绅权力机构，已被乡村基层社会采纳。

继乡约之后，清代广东新兴出另一种士绅权力机构“公约”。与乡约不同，公约一开始便以士绅权力机构的形式出现。根据现有材料，公约始于顺德。咸丰《顺德县志》记载：“顺德诸乡公约之设，为他县所无。”^[5]顺德县公约的设置，最早可上溯至清代中期。乾隆年间，顺德县已创立勒楼公约，“初设巡船、长龙各一艘，水勇三十名，管带一员，专司梭巡水面”，“递年抽捐屠行、鱼行，及各族尝、各商店，以充经费”。^[6]又，同治十年（1871），顺德大良士绅龙元僖（进士）撰写的碑记中提到：“大良百十年来惟南关有公约，而东北关及城内皆缺如也。”^[7]从同治十年（1871）往前推一百年，可知南关公约也成立于乾隆年间。然而，在同时段其他县份的史料当中，笔者没有见到有关于公约的文字记载。即使在顺德，乾隆年间公约也还没有普遍设立。嘉庆五年（1800），沈权衡^[8]任顺德县知县，下令在各乡建立公约：

使乡各择适中地建宇舍曰公约。烟村若千户以上，设一人长之曰保正，先选于缙绅，而后及年老有德望者，以其姓字呈之官，附以结状，访查果不谬，则木镌某乡某族戳记给之，得执以入约司乡事。^[9]

自沈权衡颁布政令之后，顺德县内各地方设立公约俨然成为一种制度。沈权衡还对公约的办事地点、约绅遴选任命作出规定。他授予公约“保良攻匪”的权责：如果本乡有“匪类”，公约可以到官府控告，这就是“攻匪”；乡民如受人诬陷或被误拘，公约可出具甘结证明其清白，这就是“保良”；无论为“攻匪”还是“保良”，公约出具的文书都必须加盖官府颁发的戳记作为凭证。小额钱债纠纷或乡民吵架之类的事，由公约处理，无需告官；如已成诉讼，却很长时间没能断案，且并非“命盗奸拐”之类的大案，可由公约召集涉案双方协商处理销案。^[10]在此后的广东地方文献中，在提及公约、公局时，一直称“保良攻匪”是其重要职能。

沈权衡为何要设立公约，并首先要在缙绅中选择公约的主持者？他的传记这样写道：“（顺德）率迁自他郡，自来仿保甲遗意，就中设党正，即里老地保之属，后则以公费无出，或缘事斥退，缺不复充，具文视之，不复责以稽查，地方事愈废弛。权衡至，严行保甲，使乡各择适中地建宇舍曰公约。”^[11]可见，官府明文设立公约是为保证保甲制度的继续实施，然而清代的保甲制度已经和乡约结合在一起，并且形成了一种乡约领导保甲的局面。^[12]

由此，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公约与乡约有何区别？道光二十年（1840），林则徐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论及广东捕盗事宜问题时，曾在《议复叶绍本条陈捕盗事宜折》中说：“至各县绅衿中，多有攻匪保良之公约，不知起自何时。”^[13]显然，林则徐知道广东各县普遍存在公约这种机构，但并没有将公约与乡约等同看待，所以说“不知起自何时”。从现有史料来看，公约从性质、组织成员等各方面，与士绅权力机构化的乡约十分类似。另外，尽管沈权衡设计的公约中看不出有关于读法的内容，但并不排除公约也具备读法的功能。但是，如果公约与一般乡约完全等同，那么沈权衡何必要颁布晓谕，特别设计一个公约出来呢？笔者认为，乡约设计之初，是一个以读法为主的教化组织，后来虽有部分乡约逐渐演变为士绅权力机构并领导保甲体系，但按照朝廷的谕旨，乡约的职能毕竟主要在于教化敦睦，防盗等职能处于次要地位，官府直接利用乡约维持统治秩序还不太方便。沈权衡面对日益严重的盗匪问题，意识到靠乡约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便提出了一种更能协助官府的制度——公约。(www.xing528.com)

公约的职能主要是管理地方基层社会的事务。但后来某些公约的职能，与官府原本的设计有一些出入。这里以顺德县的容桂公约为例作一点说明。嘉庆八年（1803），香山县东海十六沙受到吴瘕喜、梁应大等“沙匪”的滋扰。嘉庆九年（1804），顺德籍沙田业户胡和庵（进士），“约同城乡业绅，禀准邑侯，在容奇墟头设容桂公约”。^[14]容桂公约的职权有二：一是负责东海十六沙的警备，“召募沙勇二百余名，购置炮械，分配大小船艇十余号，赴沙巡防”^[15]，“设巡船九号，龙艇九只，共配勇二百零八名”^[16]。二是领取沙牌、收缴牌规银。东海十六沙地处香山县，但业户多为顺德籍，业户本须向香山县官府领取沙牌，并缴纳牌规银，后官府嫌分领过于繁琐，便由顺德县容奇、桂洲两地士绅揽办。嘉庆八年（1803）容桂公约成立，自嘉庆十年（1805）开始，领牌、收银改由公约统办。^[17]由此可见，容桂公约的职能已超出了沈权衡当初的设计，成为一个武装组织。日后，容桂公约由顺德团练总局兼办，改名为东海护沙局，成为珠三角地区武装最多、名气最大的士绅权力组织，历经演变，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清代中期顺德的公约，已经具备了后来士绅权力机构的许多职能，如前文提到的，攻匪保良、维护治安，制定乡规民约，约束本乡、本族的“匪类”等。另外，官府给公约颁发戳记作为凭证的规定，在日后的乡村士绅权力机构中也有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公约这种组织形式在珠江三角洲其他县普遍出现。但公约产生之后，乡约并没有消亡。例如，道光十五年（1835），顺德龙江“匪徒发冢凿棺”案中，当地乡约便起了作用。^[18]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公局在广东地方逐渐兴起。香山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道光二十年（1840）“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宄乘之”，“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847—1848），“西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19]道光二十四年（1844），东莞士绅以附近多有盗匪出没为由，禀请知县李绳先批准设立公局。是年，李绳先准其在县城之西隅社学设立公局，东莞防御公局就此成立。^[20]

作为士绅权力机构的公局，是由公约演化而来的。公约的组织形式逐渐由顺德传播到其他六大县，同时又被称为公局。例如，光绪年间《香山县志》中记载，道光二十四年（1844）邑绅曾望颜“立张溪员峰两乡公约”，咸丰三年（1853）“增置房三间于公局前”。^[21]东莞县的“公约”与“公局”在官府文书中混用。咸丰元年（1851），东莞县因抗粮事件引发了士绅遍帖长红罢考案，知县华廷杰给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的禀文中称，此案是由东莞防御公局以何鲲为首的局绅一手策划的，还列举了局绅的种种劣迹，而在徐广缙和叶名琛的联衔奏折中，却将“东莞公局”称之为“东莞公约”。^[22]官府文书中公约与公局的混用，更加说明二者并无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