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初，清军失守武昌后，向荣（钦差大臣，建江南大营）上奏筹备堵剿折，请敕于江西九江一带火速驰援，“扼险堵，庶免疏虞。复虑江浙民风柔懦，不及广东水师拖罟战船，洵属劲旅，曾经商请督臣徐广缙酌量调拨，由海道驶入镇江，虽缓不济急，设贼未经逃窜，亦可由长江溯流而下，则堵剿更为得力”。2月5日，上谕复：已据向荣所奏饬各方办理，拟调之水师战船，“著照议飞咨叶名琛（即两广总督）等调拨应用”。[3]
3月初，太平军攻入苏南，形势万分吃紧，向荣以上海道吴健彰最熟悉夷情，请敕其募雇轮船及广艇入江作战，但吴氏未至。浙江巡抚黄宗汉奏，藩司麟桂曾任上海道，自愿前往招募广艇，为江浙防剿之用，得到朝廷嘉许[4]。3月26日，向荣上奏请催闽浙粤水师与夷人轮船赶紧驶入大江，援救金陵。4月9日，又以太平军攻占镇江，进逼苏州、常州，而“东南财赋之区，所关尤重”，奏请催促粤、苏省督抚，将广东水师、上海火轮等战船，“务须不分昼夜，驰入长江，约会陆路一齐进攻”。同月17日，上谕称：所需战船已令上海道吴健彰赶紧募雇[5]。吴氏奉命到上海各夷馆会晤领事，会商借用兵船，但皆被拒，空手而归。6月初，向荣进攻江宁太平军营垒，奏调广东师船，叶名琛等复奏海船笨重，不宜于内河[6]。向荣令江南提督和春率艇船下驶江宁，“水勇皆绅雇，怯不敢进。又吴健彰所雇火轮船三艘，屡催接战，亦借词迁延”[7]。
8月13日，向荣奏称：太平军有船只六七千艘，游弋江面，往来自如，而下游清军舰船不能上驶，“亟盼粤东红单船到后，择要控扼，使贼船不能自在游行，庶几稍有把握”。月底，上谕称，据叶名琛等奏，先后雇佣红单船34艘，于六七月间开出，计可陆续赶到，可于江面择要调拨，相机截剿，并与艇船合力夹击。[8]
针对太平军船只自如往来，难以阻截之状况，向荣幕僚均主张雇募广东拖罾等船。经咨商两广督抚，以路途遥远，海上波涛不定，难于克期而至，他认为不能不改用民船，但“舵工水勇，须有如粤东江船海船之人敢于战斗者，始能制胜”。有人提出：快蟹船与红单船实能相辅，可一并招募，大壮声威。向荣转奏皇帝，请下旨敕令广东督抚，遴选绅士办理，并自举勇干绅士管带驾驶。[9]
当时长江上较大的船只，尽为太平军所控制，向荣无奈，累次奏调上海、广东方面水师前来助剿。10月中旬，吴健彰所募之拖罾船已到沪32艘，红单船到厦门34艘，但都留在当地助剿。10月20日，上谕称：“设法肃清江面，断贼接济，尤为急务。”令广东督抚雇募拖船百余艘和快蟹船数十艘，驶赴江南。[10]
1854年1月初，清军进剿长江太平军，广东遣赴江南的红单船在福建海面遭风，损坏10余艘，遂折还休整。向荣上奏称：“逆匪自踞金陵，所以能窜扰南北者，特以上游我无师船，故得恣意来往。”下游镇江江面所调水营各船，只有小艇32艘可用，不敷堵剿。从广东筹募之拖罾船和红单船，原备用以清剿金陵、镇江太平军主力，而“经年筹调，尽成画饼”。究其原因，他认为是“总由民船应募水勇，皆无赖游民，性悍心贪，故不免去来自便。现当剿逆至紧，必先筹得力利用之船”。征求诸将领及粤籍官弁意见，皆称广东外海水师打仗最为得力，如能调来，其利有四：一是水师拖船有100多艘，每船有炮三四十门，四面排列，火力威猛，船身坚利，非民船可比。二是水师官兵熟悉军务，奋勇作战，遵守营规纪律，不像红单船和拖罾船水手杂乱充数，难以约束。三是水师之船，不用雇价，兵员只给口粮，不比红单船和拖罾船，每船月费千元，每战要求厚赏。四是有兵有船，尤赖得人管带调遣，如副将梁显扬，参将黄开广、崔大同、黄者华、潘庆，游击李仁安、吴全美，都司陈国泰等，皆属水师著名将佐。然而，广东以海防为重，速调恐有窒碍。向荣通盘计筹，认为“金陵患在心腹，关系南北大局，两地权宜轻重，亦应移缓就急”，经再三考虑，他奏请朝廷饬令粤督仍遵前旨，选调水师拖船50艘，“赶紧由海入江，会同陆路攻剿，以靖贼氛”。另还请调快蟹船（每船用桨七八十柄，踏浪如飞，炮械极多，常募在洋捕盗。上年在梧州进攻太平军时，最为得力）50艘，雇齐水勇，随同水师拖船北上，相辅协剿。[11](www.xing528.com)
向荣奏调广东得力将领、水师拖船，虽奉旨遵办，然而直至4月底，粤方仍无回音。他奏称：“现在贼船肆窜，贼势日益蔓延，望江兴叹，莫名焦灼。”清帝亦感“焦灼难名”，于5月7日严厉斥责向荣统领全军，攻剿金陵、镇江，却无出奇制胜。敕令琦善（钦差大臣，建江北大营）迎提广东所备炮船，为攻剿瓜洲之举。并谓向荣、琦善虽分剿江南江北，而所办实系一事，令所有广东船只，皆由两人会商，“飞速分提，以资攻剿”[12]。
由于向荣一再上奏要求增加船只、人马及军饷，而无斩获（指未收复金陵和镇江），清帝大为不满，于5月17日谕令向荣与琦善克日水陆进剿，“毋再迁延，致干重罪”[13]。
6月4日，向荣由叶名琛处得知红单船50艘从广东放洋，遂转告琦善，派员赴上海迎提。有帮办军务刑部侍郎“闻红单船计日可至，豫疏分布三路之策，略云，红单船合见存各船，分为三军，前军驶过江宁，驻兔儿矶，以截江宁、安徽往来之贼；中军驶赴瓜洲以下，驻土桥，与琦善陆军合势，以断江宁往来之贼；后军仍驻焦山，扼贼下窜”。清帝以此疏示琦善和向荣，前者复称：“水师驻泊之处，必与陆军相表里。盖陆路无军，水师不敢泊船，而指定驻泊之处，岸上又未必能安营，但取声势相依，即可互相应援。”后者复称：“红单船到江，自宜豫筹扼剿，臣拟分提二十号，配以艇船，遣得力弁员，协同管驾，分筹扼剿，以清江路。”[14]清帝敕令两人将红单船及现有各船酌量布置，“同心协力，毋得区分畛域，再误事机”[15]。
战事无所进展，又遭朝廷谴责，向荣“五中焦愤，徒唤奈何。所望红单船早日到江，俾南北分提，水陆合击，庶可渐次得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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