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兴起之前的湖南，整个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还停留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阶段，士人因为接受了传统文化和地方相对保守的农耕社会风气的熏陶，大多数都表现为因循守旧，不太乐意接受先进地区新鲜事物，更不用说西洋事物了。正所谓“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中，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而蒙难坚贞以遁世无闷，固为生民立极”[46]。
随着湘军转战南北，湖南人眼界大开。特别是那些湘军领导人物，原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基础，通过办理军务，既领略了西洋文明，又增加了实践知识，个人素质大大提高，眼光也日渐远大。对此左宗棠就颇有感受地说过：“吾频年兵事，颇得力方舆之学。入浙度陇，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临急遽以得力。以此知读书之有益，而问学之宜豫。”[47]通过带兵，湘军将领们渐知洋枪洋炮之厉害，纷纷主张兴办洋务。
例如，湘军首脑曾国藩原本是一个讲求义理之人，通过办理湘军军务，意识到在四方多难、纪纲紊乱的当口，若再一意维持成法，则是不明智之举，至少应当引用正人，既不泥于例，又不悖于理。所以在围攻安庆之际，他就主张兴办洋务，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延请徐寿、华衡芳等科学家来做技术顾问，制造火轮和枪炮。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曾国藩又对清廷面临的形势作了一番估计，意识到中外矛盾在所难免，将来必有恶战，届时清政府必将办理船炮事宜责成海疆督抚，所以他趁军务闲暇之际，大量购器募匠，试造轮船，在他看来：“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船等具为下手工夫”。在处理中外关系问题上，又要求“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先威后亲。为了熟知夷情，他又派遣容闳出洋考察。这些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思想表现。
另一个湘军智囊人物郭嵩焘，其思想更为先进，眼光最为远大，他认为太平军之所以军事强大，所依靠的就是洋枪洋炮，湘军久战无功，皆因无洋枪之故。他一方面先后在江浙、广州等地广为湘军筹款购置洋枪洋炮，另一方面倡导湘军普遍使用现代化装备，不仅要求在前线的湘军专侍洋枪之利，而且认为在湖南境内的湘军也要求预备此物，择营稍强能耐战者，使用洋枪，这样军队人数虽少，却可以以一当百，战斗力大大加强。由于在军中广泛推广使用洋枪洋炮，湘军在同治年间“已习用之”。郭嵩焘后来一系列先进的洋务、外交、政治军事思想的形成可以说都是得益于为湘军筹款购器的经历。
湘军主将曾国荃也是在对敌作战的亲身经历中开阔了眼界，渐渐具有文明西化的主张了。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他就函商湖南巡抚毛鸿宾在湖南宝庆、辰州二府兴办开炉炒铁以资军需事宜；同治年间，他又默观时态，不为乡俗之见所囿，更不听其兄长所劝，加大了引进和购买西式武器弹药的力度，他多方求援，购买洋炮千尊，以加强水陆两军的抵抗力。曾国荃还表明了要打击外来侵略，必须拥有现代化的水师力量的观点：若水师建成，“则岛人（指英国人）或稍敛戢，长江利权不至尽失，亦中国不可少之着也”[48]。曾国荃的洋务思想在同光年间更加完善，就连自认为思想比较先进的郭嵩焘都暗中佩服道：“沅浦宫保所见洋务极深透，识解尤远且大。吾初自视方今言洋务当首屈一指，与沅老谈，自愧不如，其神识过人远矣。”[49]左宗棠更在办理军务的过程中，对洋务的理解非常深刻和精辟。他说过，“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己知彼，侥幸求胜。其继坏于深悉洋务之人，不知大计，苟且图存，愈办愈坏，莫知所措”[50]。(www.xing528.com)
还有湘军武将刘长佑，虽身系武职，但是他很关心文教风化，在广西任职期间，招贤纳士，兴学重教，创建了桂山书院，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作出了一定贡献。到光绪二年（1876年），已经升任云贵总督的刘长佑更是注重边疆地区的文明开化，上奏朝廷要求开矿练兵，以重边防而裕饷源。
湘军将领们还通过带兵，渐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们在结束战事，荣归故里后，大开湖南文明之风。有的创办义学，主持地方公益事业，如胡林翼创办箴言书院，曾氏兄弟为东皋书院、文庙、求忠书院等捐款，李元度、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等捐建地方昭忠祠、乡贤祠，且为增加地方学额多次发动捐款，李元度、左宗棠又分别主持修建长沙城北碧浪湖和岳庙等公共设施。有的为繁荣地方文化事业作贡献，如郭嵩焘、曾国荃、李元度、罗汝怀、吴敏树、邹汉勋、丁取忠、邓弥之等人，就主持采编和撰写了诸如地方志、先正事略、乡贤事迹、绥边征实、褒忠录、沅湘耆旧集等。还有的通过带兵，提高了个人素质，曾国藩对此就发表过感慨：“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51]同治三年（1864），湘军大员蒋益澧受命浙江巡抚，他有感于年少失学，而身为朝廷要员又必须有学识，于是特拜杭州拔贡两人为师，就舍亟廨讲论，执贽为弟子。蒋益澧的诗书气也因此养成，且看他作成的精彩对联：“希贤希圣希天，尚友诗书，其揆则一；立言立功立德，名山俎豆，不朽者三”[52]，就能窥见、知晓其文化水准。湘军中还有很多人在保有武职官衔后，并不满足现状，为了提高自己的品位，他们纷纷回乡参加科举考试，“近年保举一二品大员应乡试者盖多有之，亦向来所未有者”[53]。例如，陈展堂从刘长佑（荫渠）入湘军保至道员加布政史衔后，又于同治九年（1870）赶回省城参加乡试。
不仅湘军的上层领导人物的思想日渐开明，就连普通士兵也因走出家门而见识大开后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们在被迫结束军旅生涯回到家乡后，有很大一部分人不再笃信传统、重操旧业，而是选择了新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或者用自己的多年积蓄从事食盐、茶叶、烟酒等商品买卖，经营实体，走南闯北，成为大小不等的商人。但也有人通过走关系，求荐于军营，重操旧业。还有一部分人则在经营不善而招致破产后，却走上了反清的道路，成为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和革命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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