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湖南人经历了数次从军高潮。其中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就是太平天国时期。我们知道，正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就了湘军的兴起。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湖南当局和各地方州县大量招募或强征丁壮补充营伍，普遍编练团练。但是如果没有曾国藩的一套奖励机制，也不会有那么多贫穷的湖南人纷纷效力军台，投入沙场。湘军建立之初，水陆两军人数只有一万七千余人。随着湘军出省作战，日益成为清朝抗击太平军的主力以及战线的拉长，到同治三年（1864）湘军被裁撤前夕，湘军人数陆续扩充至二十余万，这还不包括战死疆场的人数。据粗略统计，近代湖南从军人数已经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据刘泱泱《湖南通史》记载，同治三年，湖南总人口数为20996000）。咸同年间，湖南人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和途径，因为各种理由纷纷从军。“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旌旗，中外皆叹异焉”。特别是湘乡“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29]我们在曾国藩日记中就多次看到曾氏兄弟的许多亲朋好友多次托请帮忙带人至安徽、江苏军营。
第二次是征苗定黔乱和西征时期，湖南的席宝田、李元度、左宗棠、刘蓉、杨岳斌、刘松山、刘锦棠等湘军将领又招募了大批湘军进入贵州、云南、西北各省。就在光绪二年（1876）底，西征的左宗棠在致友人刘典的信中于是说：“湘中不文不武之人来此谋事者多，最难处置，将来流落异乡，作何归结？”[30]；
第三次就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因为彭玉麟、王德榜、刘坤一等湘军首脑人物的大量招兵买马，湖南人又一次纷纷应募入伍，赶往福建和广西前线。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湖南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当兵呢？下面就是湘军从军的若干理由：
1.因家贫而选择从军。
近代以来，湖南广大下层民众普遍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战争和水旱灾害不断，天灾人祸压得老百姓无以聊生，所以他们不得不选择了从军之路。例如湘军著名将领彭玉麟，16岁时父亲去世，族人欺负他家孤儿寡母，势力单薄，就将家中田产夺走，彭玉麟避居衡州，因家贫，投了衡州协标营充司书，月有饷银来养家糊口，后来听从曾国藩之招，入湘军营。浏阳人李兴锐出身农家，家境贫困，于咸丰二年（1852）以诸生办团练，咸丰五年（1855）入曾国藩营，总管粮台，是曾国藩的幕僚。宁乡人周达武因家贫，当佣工无以为生而当兵。衡阳籍的胡正大，当初是以小商贩奔走于市井之间，因为喜欢饮酒，数斗不醉，导致家中一贫如洗，听前来家乡募兵的人说当兵十天就能得富贵，于是就加入了鲍超的湘军。反之，如果人们家中富有，一般人是不愿意从军的。曾国荃本想推荐本家亲戚曾和六当兵，曾国藩则认为他身家丰厚，未必愿冒险从戎。可见，参加湘军的很多人的初衷都是为了解决家中困境。
2.因亲人惨遭太平军杀害愤而从军。
太平军从广西打到湖南，战火致使许多湖南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加上湖南人应招入军的人数众多，战死沙场的人数必然也有不少。面对亲人死于太平军的刀下的情景，他们感到悲愤，很多人为了替父子兄弟报仇而参加了湘军。例如，湘军三河惨败后，湘乡人为了给死去亲人报仇，纷纷应募入营；永定县的汤光吉，其兄弟汤光选从剿太平军死于军中，因悲愤万分而投奔行伍；保靖县的全光柄有兄弟九人，弟玉贵以副将在庐州战死，光柄痛愤之极，就带着另一弟弟光材抄小路赶到金陵大营请求给玉贵复仇，和春就命他襄理玉贵旧部营务，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在杭州城陷之时，光柄、光材同时殉难。
3.因统领和营官的居乡招募。
湘军有很大一部分是营官和统领的居乡招募。通常来说，湖南以湘乡、宁乡、平江、湘潭、新宁、衡阳、宝庆等府县当兵人数为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地方出湘军的营官和统领。曾国荃、李元度、刘长佑、杨载福、彭玉麟、江忠源、李续宾等就多次回乡招募兵员。以江忠源为例，咸丰元年（1851），他因父讣回乡，正赶上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他自将本籍丁壮组织成了五百人的队伍拉上前线抵挡太平军，这就是楚军的兴起；同时，罗泽南、王鑫等也纯募湘乡人，塔其布则用省城兵家子弟，郭松林则用湘潭子弟。湘军的形成颇带有地域性就证明了这一点。
4.因自小就对兵事感兴趣。(www.xing528.com)
湘军将士所以踊跃从军，还有着个人自身的爱好问题。例如湘军著名将领俞吉三、黄少春两人都是宁乡人，从少年时代起，他俩就喜欢习武动枪，俞吉三是“勤习弓矢、拳术，”黄少春则常“从群儿嬉戏战斗，自为帅，指挥两阵，莫不习服”[31]。另一位宁乡人杨鼎勋也是年幼时就喜谈兵事，每放学回来，就在沙土中玩布阵游戏，咸丰初年，与刘典在家乡倡办团练，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委他带亲兵营。
5.因科举考试屡试不第、正途无望而投笔从戎。
近代之湖南并非文化大省，受到科举考试名额的限制，能够跻身官场的人数并不多，这就意味着许多文人士子难以步入仕途。而当兵入伍就成为很多湖南人的进取之阶。事实上，有很多后来被保举或者升官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湖南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例如咸丰八年（1858）初，曾国藩在湘乡为父亲守制时，同乡周少濂是其同读同考的好朋友，因久试不进来到曾家，求投曾国荃的吉字营博一功名。宁乡人士龙朝翼，因屡试不售，于咸丰七年（1857）投笔从戎，入了曾国藩戎幕；另一宁乡人许承岳，其先人多以文学显，但他自己却屡试不售，就决心弃举子业，橐笔江淮间，后又入浙历幕府，既而由县丞效力戎行，以收复安徽鹭员婺源及剿办衢州贼有功，晋阶知县。钟世桢，武冈人，省试屡试不售，就随江忠源入营。
6.因想立功名而入营。
湖南人甘愿冒险从军，有一个很明显的理由就是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普通人家获取功名的便利途径也只能去当兵。于是那些已经参加湘军的人纷纷在前线靠着英勇杀敌谋取功名，还没有功名的后方丁壮则想方设法通过拉关系前往军营投效捞取政治资本。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湘军著名将领李臣典，他年少时，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做佣工。咸丰初年，家乡邵阳人纷纷从军，邀李臣典一同前往，李嘲笑他们不过是为钱而当兵，将来只是为了获得做生意的本钱而已，并非为了立功名。后来听说曾国荃募兵，认为这回才真正找到了能为投效的好将帅，就赶紧应募前往追随。同治元年（1862），曾国荃率领湘军进攻雨花台，太平军当时号称六十万，能够将湘军围困数重，诸将都非常恐慌，想溃走安庆，李臣典当着众人的面对曾国荃慷慨陈词：“所以舍诸将从君侯者，固欲出奇制胜，成不世之功也，苟畏宁肯来乎？”曾国荃为之感动得流下热泪，并且许诺：“壮士功名，与君共之。”[32]
7.因兄弟、亲朋好友的关系而入营。
曾国藩创立的湘军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其营官在募兵组建军队时，利用了同乡地域关系和亲友血缘关系为纽带，使得一营从营官到长夫都是同乡亲友，知根知底便于合力齐心，败则相救。这样一来，湘军中就出现了有许多家族队伍和兄弟朋友皆兵的现象。例如江忠源就和其弟江忠浚、江忠济、江忠淑都在行间，号称“江家军”。曾国藩就有曾国荃、曾国华、曾贞幹兄弟四人皆在军营效力，可谓是“曾家军”。此外还有刘藤鹤、刘藤鸿、刘藤鹏兄弟与其从兄刘岳旸、刘岳昭，杨镇南、杨钾南兄弟，刘典与刘大谟兄弟，杨家正、杨国正、杨正元兄弟，刘长佑、刘长健兄弟，刘蓉、刘番兄弟，张运兰、张运桂兄弟，邹汉勋、邹汉章兄弟等等。师友关系则如罗泽南与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藤鸿、张运兰、钟近濂、易良幹、罗信东、罗镇南、杨昌濬、唐训芳、李森兰等；叔侄关系如王文端、王鑫与王开化、刘松山与刘锦棠等。
在太平天国期间，湖南有很多家庭还四处托人找关系入营。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在家守制期间，不断有亲戚朋友来湘乡荷叶塘老家求荐军营。郭嵩焘在辞官居乡的时候，也曾经举荐过多人。所以当时流行有湖南人喜欢当兵，就连女子嫁人也有要选择当兵的习俗。徐柯在《清稗类钞》的风俗类中就曾记录了凤凰女喜嫁兵丁的怪事，其原因就在于其有月饷可资赡养，当地男子人家穷，欲娶媳妇，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从军。
总之，咸同年间，湖南通省兵员遍布全国各地，王闿运就曾经描述过湘军声势浩大的场面：“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度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圣未有过此者也。”[33]曾国藩也曾经在咸丰十一年（1861）给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谈及，家乡“近年以来兵勇遍布数省，颇有人才之渊薮之称”[34]。于是，湖南人的纷纷从军可以用“古以从军为苦，今以杀敌为欢”这样一句名言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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